給社會主義者提供的深刻教訓
Elin Gauffin 社會主義替代（ISA瑞典）
自從2015年那個戲劇性的夏天，希臘工人階級直面歐洲資本主義制度之後，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年。最近，就在那年夏天的同一間廚房裏，我閱讀了《激進左翼聯盟的興衰》（Syriza’s Rise And Fall）一書。和許多人一樣，我當時全神貫注地收聽來自希臘的廣播，那段記憶使我的閲讀體驗更有分量。當時，我們學到了：在希臘語中，OXI是「不」的意思。Troika本意為三駕馬車，而在這裡則指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5年7月5日，在激左盟政府發起的公投中，61.3%的希臘人對Troika所提出的緊縮方案投「不（OXI）」。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約納斯·卡爾森（Jonas Karlsson）完成了一項細緻深入、持之以恆且值得贊許的工作。他早在2015年就開始撰寫這本書，以此為他政治信念的一部分：工人鬥爭和社會運動應當要圍繞一個黨和一個綱領來組織，而且左翼政黨要與這些運動緊密連結。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面對著最嚴峻的考驗，而這本書的副標題也非常貼切：給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教訓。整體上，這本書對許多讀者來説並不容易消化，因為它包含了許多錯綜複雜的轉折與對各種政治派別的細緻描繪。它的主要目標是給活躍的社會主義者提供經驗教訓。
卡爾森緊緊圍繞著激進左翼聯盟的話題來寫作，所以對於希臘如何成為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他只作了簡要交代。資本主義是一個具有內在矛盾的制度，這意味著它會反覆陷入經濟危機。在世紀之初令全球陷入狂熱的投機經濟助長了貸款的惡性循環。而這其中，許多貸款都是無抵押的。隨著利率上升，貸款償還暫停，銀行相繼倒閉。在美國和歐盟，當局投入了創紀錄的資金以救助銀行。但在被經濟危機波及的其他國家，這種救助意願要麽缺乏，要麽附帶條件。
希臘成為歐盟成員已久，並在貨幣聯盟成立兩年後的2001年加入該聯盟，同時改以歐元作為該國貨幣。一個相對而言體量較小、實力較弱的國家，與歐洲的那些大國一道被整合進同一個貨幣聯盟，這使它根本無力通過貶值來影響利率與匯率。希臘在2009年的預算赤字為12.7%，是歐盟平均水平的兩倍。布魯塞爾的當權者發起了一場抹黑運動，將這場危機歸咎於制度外的因素。他們還指責希臘人「欺詐與懶惰」。但當希臘的企業主們還在普遍地逃稅時，希臘工薪階層有著全歐最長的年工時，且薪資也處於歐盟最低之列。
整個制度是被操縱的。希臘與經濟實力更強的德國之間存在經常性賬戶赤字，並被迫借入更多貸款；這些貸款多來自德國銀行，且利率遠高於其他國家所支付的數額。這自然加劇了預算赤字，且使得希臘的信用評級進一步惡化。卡爾森寫道，到2010年底，希臘只能以12.5%的利率借款，而在2012年，希臘政府債券在二級市場上的利率高達40%。
我們必須強調，歐盟是一個資本的聯盟。這一點從一開始就已經確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煤鋼共同體」時起，它的宗旨就是如此。在歐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無論是相對於東西方的競爭對手，還是相對於歐洲工人階級，其主導目標始終是促進歐洲資本的流動與壟斷地位。2008年至2010年間的整場債務危機著實凸顯了這一點。希臘最終在2009年至2015年間獲得的兩個紓困方案都是有條件的：所謂的「備忘錄」要求大幅削減福利與工資。私人債務被轉換為公共債務，而其真正目的則是拯救德國與法國銀行，它們持有希臘一半的債務。由希臘議會任命的「公共債務真相委員會」也得出結論，救助方案的真正目的是輓救私有銀行使它們免於巨額損失。
第一個「救助方案」被社會民主主義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政府採納，並給整個國家體提供了110億歐元用於「急救」。卡爾森寫道：「三駕馬車那套災難性的方案可以總結為：預測不準確，且為了追求不合理預算盈餘，致使GDP下跌幅度遠超預期，而大幅削減開支又摧毀了經濟的需求與生產基礎。實體資本與知識資本雙雙流失。到2015年，（希臘）GDP比該方案的預測低了20%，而公共債務則達到GDP的180%，相比之下，第一個方案預測的（公債佔GDP）比例為148%。在2008年至2015年間，GDP下滑了25%，其中19%的跌幅發生在2010年三駕馬車救助計劃開始之後。」
激進左翼聯盟是21世紀，歐洲各個社會民主主義與所謂的共產主義政黨陷入危機之後，形成的更左傾政黨之一。希臘一個激進左翼政黨首次上台執政這一歷史性事件，恰逢該國深重的經濟危機。在講述這一點之前，卡爾森詳盡回顧了希臘左翼運動的曲折歷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游擊隊運動，到戰後強大的希臘共產黨（KKE）被取締；從1967年至1974年的軍事獨裁，到1980年代PASOK的激進程度；再到希臘共產黨內部的分裂與宗派主義，等等。激進左翼聯盟誕生於「聯盟」（譯者註：Synaspismós，於1989年至2013年存在的一個希臘左翼政治組織）之中，而「聯盟」本身則由從希臘共產黨分裂出來的一些團體及其他左翼力量組成。2004年，「Syriza」這一名稱首次被使用，作為「聯盟」與其他組織間結成的聯合體之名。
阿列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2008年首次出任「聯盟」主席時年紀尚輕，翌年便接掌激進左翼聯盟的領導職位。直到2013年，激進左翼聯盟才召開創黨大會，隸屬於該聯盟內部的各組織被迫解散。激進左翼聯盟的政治立場比「聯盟」更為偏左；在齊普拉斯的領導下，該黨逐漸轉向社會運動。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當年輕人抗議警方殘暴乃至致命的暴力行為時，該黨挺身而出，並為他們辯護。
在2010年代初期，抗爭運動廣泛爆發。它蔓延至所有受危機衝擊的國家，特別是南歐。這些行動並非邊緣的小規模帳篷佔領。2011年5月29日國際抗議日當天，雅典憲法廣場上有10萬人參加示威，而在6月5日的第二天，示威人數更高達30萬。警方的暴力鎮壓極為殘酷；僅在6月28日，就有250名示威者受傷。幾乎所有學校與大學的學生佔領行動都成為了這場運動的一部分。全國罷工使國家陷入癱瘓。正如卡爾森在書中的一句關鍵描述所寫：「到2011年底，共發生了445次罷工，包括六次24小時全國性罷工與兩次48小時全國性罷工。這場運動造成的壓力也影響了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使其從原本主張『向富人徵稅以償債』，轉變為要求債務減免。」
經濟危機與「救助方案」的衝擊極為殘酷。2013年夏季，希臘失業率達到28.3%，30%的人口沒有健康保險，並有60萬名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右翼政黨「新民主黨」使種族主義正常化，而極右翼勢力開始壯大，其中包括暴力的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該黨成員於2013年謀殺了左翼社運人士兼饒舌歌手費薩斯（Pavlos Fyssas）。街頭的反法西斯動員成功壓制了這股勢力，卡爾森正確指出，僅僅取締「金色黎明」並未真正解決問題。如今，希臘國會中仍有三個極右翼政黨：希臘方案、「勝利」黨（Niki）與斯巴達人（Spartans）。
激進左翼聯盟因反對緊縮政策，在2015年1月的選舉中獲得了36.3%的選票。然而，他們未能單獨組建政府。齊普拉斯選擇了小型保守政黨「獨立希臘人」（ANEL）作為聯合執政夥伴，並給予其關鍵職位。卡爾森寫道：「激進左翼聯盟決定將軍隊與警察的責任與控制權交給聯合執政夥伴，絕非偶然，這是一個明確訊號：政府不會挑戰現有體制，而是維持『穩定』與『法律與秩序』。歐盟希望粉碎這首個激進左翼政府，以作為警告，而他們確實做到了。」
在公投以明確的「反對」結果結束一週後， 7月13日，齊普拉斯與歐盟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進行了長達10小時的會談，最終簽署了一項新協議，當中包含嚴厲的開支削減與私有化條款。「激進左翼聯盟終止緊縮政策的承諾被徹底粉碎。齊普拉斯已經投降。」
資本主義通過一種特殊手段向左翼政府施壓——即資本外逃。從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約有2,700億歐元被轉移出境。卡爾森強調，資本管制是左翼的重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歐盟則極度擔心希臘退出歐元區，這將引發其他國家的連串退出，導致歐盟整體危機。當時工人們的口號是「拒絕償還」。新政府中最著名的成員是財政部長、富有魅力的左翼學者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他設計了一套打擊逃稅的演算法。然而他沒有機會實施，因為他必須立刻與歐洲列強談判。他後來描述，所謂的「談判」其實早已在別處決定好結果。早在1月30日，歐元集團主席便抵達希臘，要求立即簽署備忘錄——否則銀行將被關閉。2月4日，歐洲央行決定切斷對希臘的流動資金。甚至公共債務真相委員會也認定該備忘錄是非法的。最終，德國政府在希臘危機中獲得了29億歐元利息，而歐洲央行在2012至2016年間則賺取了78億歐元。
激進左翼聯盟政府在前任政府已實施的九輪緊縮政策之外，又追加了六輪緊縮方案。雖然對最貧困者提供了一些微弱的救助，但整體而言仍是一場災難。具體而言，食品增值稅被上調；退休金削減25%，法定退休年齡大幅提高；罷工權與勞動保障被削弱（簽有集體協議的勞工比例從危機前的85%暴跌至10%）；整個島嶼與港口的大規模私有化更是被普遍進行。
激進左翼聯盟撤回所有過去對以色列的批評，並開始與以色列建立合作關係。在激進左翼聯盟之前執政的PASOK政府則將最低工資削減22%，降至每月700歐元，並解雇了15萬名公共部門雇員。
本書結尾總結了對於社會主義者的65條教訓，這些內容十分重要，值得單獨閱讀。其中的章節標題包括：「削減開支對左翼具有毀滅性影響」、「民眾並不在意右翼的醜聞」、「與人民同行，獲得政治支持」等。我認為「希臘應該退出歐元區」這一點最為關鍵，應該佔據更多篇幅。卡爾森認為，激進左翼聯盟應該讓希臘退出歐元體系（即Grexit），取消債務，並在選舉勝利後盡早為建立新的數字貨幣做準備。然而，僅靠這些步驟仍不足以解決問題。
正如卡爾森指出，到2015年時，抗爭與罷工行動已逐漸平息。然而，激進左翼聯盟與希臘實際上正處於一個潛在的革命性局勢中——與「三駕馬車」（歐盟、歐央行、IMF）決裂以及退出歐元區，意味著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決裂。若要實施這樣的綱領，該黨必須動員工人階級。激進左翼聯盟本應通過全國各地的群眾大會，建立關於行動步驟的群眾對話。然而，2015年春，罷工運動幾乎消失，對齊普拉斯的主要批評在於激進左翼聯盟未能向外動員群眾，重建運動。卡爾森正確指出，工人階級必須掌握社會的主導權——而這不僅限於「互助服務、地方合作銀行與社會中心」，更應包括大型企業、銀行與國家機器。
2015年6月16日，《進攻報》（Offensiv，ISA瑞典支部黨報）寫道：「這些以及其他貸款根本無法償還。激進左翼聯盟政府必須拒絕償還債務，實施貨幣與資本管制，將銀行與大型企業國有化，並向歐洲其他地區的工人尋求支持。若激進左翼聯盟政府要兌現其選舉承諾，希臘必須掙脫歐盟與歐元的束縛，大眾必須被動員起來，為廢除資本主義而奮鬥。然而，到目前為止，激進左翼聯盟政府尚未為此類鬥爭做好群眾準備。這反而為與三駕馬車的最後一刻妥協敞開了大門。」《激進左翼聯盟的興衰》一書指出，國家機器並非中立，而是在最關鍵時刻站在資本的一邊。從根本上說，捍衛全民福利與體面生活，意味著不可避免地要與資本主義及其國家機器發生對抗。因此，工人階級不僅需要組建新的廣泛左翼政黨，還需要圍繞革命展望與領導組織起來，在群眾鬥爭中建黨，突破議會政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