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台湾总统选战期间，国民两党花样百出，空口许诺与相互攻讦漫天纷飞。为选举胜利，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在民国九十九（2010）年抛出“黄金十年”的主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祭出《十年政纲》的诉求，双方争相向2300万民众许下“甜蜜的谎言”。

但是，环顾天下，欧洲债务危机不断、美国经济停滞不前、日本萧条复苏无力、甚至连中国大陆经济也开始趋冷。身处全球性危机中的台湾，则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前途未卜，未来十年何去何从？民主均富的榜样Vs贫富悬殊的典型？

台湾经济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模范，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津津乐道的所谓“民主均富”的榜样。从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台湾经济（除若干年）在40多年间一直维持着8%以上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有些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20%、30%（按台币计算），人均GDP从1952年197美元增长到2000年13090美元，增长超过67倍。与此同时，台湾贫富差距倍数也从1951年的20.47倍缩减到1981年的4.21倍（当年台湾人均GDP2500美元），而此后台湾的贫富差距不降反升，在21世纪扩展到6倍以上，经济发展也日趋困难。

台湾最高收入20%与最低收入20%的贫富差距倍数：

21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处繁盛高涨期，台湾的资本家们更是“西进南下“雄心万丈。2002年1月1日，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台湾经济也在2001年出现自1947年以来首次负增长-1.69%，当年人均GDP为13348美元。而2008年遭到金融危机打击再次出现-2.14%的增长。2010年台湾人均GDP为18304美元，十年收入增长39%，年均不足4%。而且，不仅是社会整体收入增长缓慢，更严重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呈M型发展，也就是居于收入两端的富有者和贫困者不断增加，而位居中间的中产阶级数量则不断减少，社会阶层撕裂明显，阶级矛盾加剧，青年一代反资本主义情绪日盛。

根据相关统计，2009年台湾收入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万元，但最底层的穷人全年所得只有9.9万元，两者相差28倍。全台低收入户为13.3万户；中低收入户为18.3万户，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的涵盖率为台湾总人口的3.7%。

2010年台湾每月平均实质薪资为4.3万元台币，甚至低于12年前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当时多数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在3万元台币左右，而如今多数大学生的起薪收入受制于“当局恩赐的22K”，甚至可能更低，只可勉强维持个人生活。在薪资降低的同时，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维持在12%左右。即使获得工作的，也是合约条件极差而工时极长的临时性工作为多。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出具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台湾人均一年工作时数为2282小时，全球排名第一，甚至超过日本与韩国等以长时工作著称的近邻。

广大基层民众普遍感到收入低下，福利不健全，缺乏就业保障，缺乏法律保护，尤其是众多青年（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普通工人）都感到毫无希望改变生活。根据《天下》杂志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的比例从2005年的77%上升到了2009年的93%。

仅仅十多年前还号称“台湾钱淹没脚”的“均富”典型如何变成了今天青年无望与民怨沸腾的“被撕裂之岛”呢？

国家资本主义与台湾模式

台湾经济在1990年代前是典型的东亚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台湾也被称为“党国资本主义”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广泛存在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今天的中国大陆等东亚国家。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由专制（准专制）政府积极压制底层民众反抗和压低劳动力成本，主导投资和产业方向，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生产和产业升级，从而维持长期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市场养成并非是所谓利伯维尔场“无形之手”的结果，而是专制政府这个“有形之手”的操弄。

二战前，日本殖民资本全面控制台湾经济，当时台湾地区规模资本2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3万家，台籍企业家数量仅为总数的8.3%，占总股本的9%而已。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全面接收日资企业，除1950年代为筹措资金，释放少数公营企业股份允许民间收购外，长期控制台湾90%以上的工业企业。如以国有资本占工业经济比重比较而言，1950年代中期台湾国有经济比重甚至大于当时海峡对岸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

1950年代，一方面，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资本需要寻求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资本主义经济体体替代国内实体工业；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亚洲周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联盟和经济发展，围堵处于在亚洲扩张的“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与苏联”，加之此后在东亚地区来连续发生的韩战和越战两场战争带来的军事需求，所以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台湾、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资产阶级政府的专制统治与经济发展。仅从1950年到1965年，台湾直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达14.8亿美元。所以，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台湾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在外部因素上很大程度受益于冷战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

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主要因素包括廉价而缺乏组织与保护的劳动力（工人无罢工权、官方工会由一党控制）、人为控制和调节的低汇率和金融政策（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储备、外币管制，人为压低台币汇率）、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和特殊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减免租税、设立产业区，发展“十大建设”）及专制统治下强行降低的交易成本（无新闻自由、无结社权、无反对党、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规模镇压政治异议人士）。换而言之，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依靠专制机器压榨台湾工农血汗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也是依赖于党国一体的专制政府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并非是所谓自由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当时台湾的“均富”也并非是“民主下的均富”，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威权下“资本主义发展”。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资本主义市场的日渐成熟，旧的官僚主导的产业模式与日益强大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党国资本主义相伴的僵化控制、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世袭垄断等弊病导致额外的交易成本和贸易障碍，这已严重阻碍资产阶级建立利伯维尔场和资本自由流动。

与此同时，由英美肇始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全面扩张，于是台湾的政府和公营资本逐渐退到后台，成就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所谓“民营化（私营化）的历史背景。从民国78年起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至99年底，台湾大部公营事业已经转换为完全私人资本或者含有私人资本的产业。迄今计完成38家事业民营化，结束营业17家；目前尚有经济部所属事业5家(台电、中油、汉翔、台糖及台水)、财政部所属事业1家（台湾烟酒公司）及交通部所属2家（台湾铁路管理局及中华邮政公司）等8家列于推动名单。

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但其实不过是当初与国民党官僚官商勾结的那些资本家将原本掌握在官僚手中名义上的公产“名正言顺地”鲸吞蚕食，合法转化成他们的私产。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转型阶段，黑金政治与官商勾结瓜分公产的消息不绝于耳，为了填补所谓秩序维护者的角色，黑社会开始大行其道。

也是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民进党虽然通过“民营化”和“追缴党产”打击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但同时其自身也日益从街头运动的半群众性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党日益变成体制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精英政党，与众多资本家和财团关系紧密，从私营化中分得一杯羹。21世纪初，在民进党八年任期内，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是有增无减，所谓建立福利社会的承诺，被一句“优先发展经济，社福暂缓”而抛掷脑后。仿照美国两党制的台湾特色的资产阶级两党制逐步建立。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名为“民营化”，实质就是“私有化”。广大的底层民众并没有得以在这场官商自肥的游戏中真正参与公有财富的分配。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台湾基层民的处境反而愈加艰难，大量产业出走，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台湾（高收入20%与低收入20%之间的比例）贫富差距从4倍多重新扩大到6倍。

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已充分表现出，无论谁上台，都是采用类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资本家大佬服务。无论是“黄金十年”也好，还是“十年政纲”，除了一些空口许诺“社会公平”和“促进就业”外，仍然坚持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推动融入全球化贸易。差别无非是侧重点依靠对象和手法不同。国民党强调要更为专注通过ECFA与中国大陆经济融合，而民进党则强调要多元化的国际贸易，虽然也时常唱唱“在地经济”的高调。其实只要在现行资本主义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体系下，这些政策既无助于解决台湾基层民众的民生痛苦也并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所谓自强与独立。

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

全球化分工，名义上是使各国有效利用自身资源，但实质是资本将由政治与民族边界划分的相互区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整合成同一大市场，以寻求最低成本和最高利润。由于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这种分工和对于市场竞整合，一方面使各国经济依赖紧密相连，而另一方面又促使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间为利润和市场份额展开激烈争夺，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所进行分工，往往是以牺牲劳动人民为代价，尤其是那些弱小经济体的最底层工农群众。

台湾的经济体系自清末以来就是典型的外向型贸易。今天，台湾的进出口贸易额总和约是GDP的140%，进出口分别相当于GDP的70%左右。在日占时期，台湾是向日本出口大米和蔗糖的典型殖民地农业经济。即使在二战后，196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居其次。这是因为台湾的工业和技术发展一直严重依赖于相对更为发达的日本。从1961年开始，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退居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一格局持续了近40年。

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复辟和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大陆迅速取代美国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日本退居成为台湾的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假如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区的出口份额相加，占台湾的出口贸易额达41%以上。而且，同时中国大陆也是台湾资本家的最主要投资目的地，目前台资在大陆约有10万家企业，台湾常住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50万以上，多数为在当地投资的中小资本家和中层技术与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于是，岛内有人担心，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国对台湾的出口依存度却逐年下降，两岸贸易呈现不对称关系。中国不断复制台湾经验，挟其低廉制造成本，可能跨越台湾，让台湾日益边缘化。因此提出要限制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和对其投资，改变“西进政策”，或是“南下”投资东南亚或是强调“在地经济”促进岛内生产与消费。

民进党政府任内也提出过“戒急用忍”政策，对中国大陆的高技术和巨额投资进行限制和审查，但这并没有改变与中国大陆进一步紧密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在民进党任内（2000-2008）台湾对大陆贸易增加了2.8倍，投资增加了3.8倍，2006年对中国大陆投资占台湾对外投资达50%以上为历史最高。

虽然这一发展与民进党的政纲和岛内倾向独立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产业西移不过是全球生产分工下资本逐利的必然现象。譬如10多年前原本支持民进党和本土意识的众多台湾资本大亨，诸如奇美集团和长荣集团等，为登陆中国大陆分得一杯羹，早已改换门庭与中共当局眉来眼去。台湾资本家这种朝秦暮楚的逐利行为毫不奇怪。正如列宁指出，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从来无祖国”，其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润。只要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维持现有的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一趋势就很难根本改变。

 2010年台湾对外贸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