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来自菲律宾的外佣与《社会主义者》杂志分享她们离乡别井打工、面对经济困难与社会歧视的经历
葛蕾丝-派斯托菲德（Grace Pastorfide），香港外佣暨社会主义行动的支持者
有301,000名外劳在香港生活工作。当中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也有少部分来自泰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地。她们负责照顾孩童、老弱，并确保香港众多家庭生活的正常运作－这都是此缺乏福利的城市中必要的服务。而外佣得到的回报却是社会上的歧视与指责。去年，外佣被亲建制的组织和政客攻击。最近，两名建制派的政客投诉星期天的市中心人头拥挤。好像外佣们在一周这唯一的假日中能够有其他选择，她们大多都没有私人地方来跟朋友社交、休憩等。
在居港权官司中反抗歧视的外佣们成了城中热话。这被政府和资产阶级建制来攻击外佣，并将她们变成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失败之替死鬼。外佣居港权的问题并非是特权，而是平权。为甚么对银行家与律师们——事实上前面两者在社会中的「贡献」更为成疑——与对外佣们适用不同的法律呢？。大多的外佣们根本不想要永久居留权，并认为工资以及工时的问题更为重要。《社会主义者》杂志与都是来自菲律宾的Divina、Elsa和Glenda，讨论她们的经历。
Divina：我想念女儿们
Divina十二年前来到香港。在马尼拉，她曾经是位会计经理，但跟公司发生矛盾后离开。她毅然到香港成为家庭佣工，为家庭赚取更多的收入，并负担两名女儿的教育。
她说到海外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与问题，尤其是孩子们要在缺乏母亲照料的情况下成长。这往往导致许多的问题，例如未成年怀孕、滥药和暴力等。她大女儿的住所最近被打劫。让她感到非常担心和心疼。她女儿跟其他女学生在大学附近合租了一个单位，而这次的遭遇不单是女儿的手机和财物被盗，更使她们成了马尼拉高犯罪率的受害者。另一名与她女儿同一所大学的女生在数月前遇害。这令到离乡别井打工的母亲更为担忧。
Divina早年都能够每年回家探亲，但她最近回家的一次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负担不起两名女儿来香港探望她，所以去年四月只有她大女儿来。她非常挂念小女儿。
外佣在香港第一次订立的最低工资中被排除。「香港政府是明显地在歧视。外来劳工跟香港本地工人没什么两样，我们都是工人！」她说。
Elsa：居港权的议题反映出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还有是阶级歧视
Elsa在香港已经工作了差不多十二年了。自从她守寡以来，她成为了家中的唯一收入来源，需要养育两名在学的女儿。在菲律宾，她曾经当过小商贩。然而她丈夫得癌症过身后，这一切就改变了。她的经济状况让她别无选择。「离开我两名才十几岁大的女儿去到外地打工是我一生人最困难的决定。」Elsa说。
外地家务佣工完成了两年期的合约后才能够有一次两星期的回家休假。对于Elsa来说，到外地打工的问题之一是：她长期的离开并未能好好教育孩子，她最小的女儿在十七岁就怀孕了。Elsa的极力支援下，她女儿还是获得了大学学位。「我上次回菲律宾是在2011年四月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她说。
Glenda：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Glenda今年三十三岁，已婚并育有一名儿子。她自2003年开始在香港工作。在此之前，她曾在台湾的工厂工作三年，那时候她才二十岁。Glenda来自贫穷家庭，但她也拥有大学学位。由于在菲律宾难以寻找工作，为了帮补家计，她毅然出国找寻「更好的机会」（greener pasture）。对于Glenda，到海外工作完全吞没了一个二十岁少女本该有的正常生活－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来养活家人。像许多其他外劳一样，她经历了抑郁、情绪紧张和严重的思乡病。
「那时候非常辛苦。」Glenda说她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她要早上五时起床并工作至晚上十时，不过她还是有每周一天的假期。她现在的工作更为痛苦。她跟她姊妹在一起工作生活，负责照顾一对老年夫妇。老妇人患有老人痴呆症，并经常对Glenda和她姊妹恶言相向。
她们的生活环境非常挤迫，而她俩连基本的舒适也没有。Glenda要她姊妹一同睡在地板上，仅仅垫了一床棉被而已。老妇人不让她们睡在多余的床褥上。晚上她们甚至不允许在工作情况之外使用电灯，因此她们只用手电筒。她们的食物还可以，只是老妇人总是在吃饭时不停咒骂她俩，经常以「蠢猪」相称。
她们不但在家里受到羞辱，在外面也如是－无论在餐厅、商店甚至医院。她认为这种歧视不单是针对她作为菲律宾人，也是在歧视家庭佣工。
「一次我永远都忘记不了的歧视经历是早年我主人让我带他儿子到私人游泳池。管理人竟然不让家佣们在池里游泳。这让我联想到以前美国白人与黑人的隔离政策。」
Glenda的每月工资只有港币3,580，而她投诉发薪永远会迟五天。「我要附账单，买东西，我在这里付的是港币，不是披索！我们的工资根本不能让我们有尊严过活。」
Glenda对外佣被排除在最低工资之外感到失望：「将我们排除在外实在是非常不人道！」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全世界的女性都会参与游行活动来为自己的权利抗争。香港亦会举行不同的集会。女性外劳比大部分人更有原因走出来抗争。我们需要属于外劳真正的民主工会，并将他们的抗争联系到本地工人的抗争－为了平等权利、生活工资和工作保障。
没有团结抗争就不会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