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反对私有化，捍卫全民所有的企业，只有依靠企业内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共同的有组织的抗争
梁闻道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2月28日，北京，“独立学者”杜建国（注一）在世界银行（注二：WORLD BANK – 简称“世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记者招待会上举行抗议，并在现场散发《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开信，并高喊“华尔街都是骗子，美国是要用私有化毒药毁掉中国经济，国企不能私有化”等口号，随后被世界银行的安保人员驱离会场。这场单人抗议事件引发中外媒体广泛报道和网络上的热议。
杜建国所说的“世界银行的毒药”，也就是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记者会上高调发布的关于中国2030年经济前景的报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份报告不能称为“世界银行的报告”，而是由世界银行、中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注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简称为世行2030报告）。
世行2030报告、“新36条”与私有化进程
根据相关报道，世行2030报告是由国务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数十位中外专家花费1年多时间精心编写而成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战略选择，重点就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如何与世界实现共赢，以及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议题而精心准备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长佐利克向中国政府提出联合开展研究报告的建议，得到中方领导人支持，这也是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首次以联合课题组的形式合作进行研究。仅佐利克本人为此报告就三次来华，在报告编撰过程中，更是组织了包括中方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和世界银行四位副行长在内的高规格内部指导委员会。报告其实早于2011年9月就编制完成，但因为需要中国政府的各相关部委审核才能发表。报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卫生部等部委的赞扬，但是却遭到国有企业实际控制方的国资委的批评，因此进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发布。
就在杜建国抗议的世行记者招待会的前一天（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会见佐利克一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围绕该份报告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实现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发展：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经验”高层研讨会。按照财政部官方网站（注四）的说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并讲话，开幕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主持。中央有关部门、部分地方政府、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约150人参加了研讨会。
3月5日，政协委员前国资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报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世行2030报告选择在今年“两会”之前推出，出台时间较有针对性。但对于报告中的观点，他并不赞同。
同时，政协发言人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回答记者关于报告的提问时声称：对这份400多页报告，我用Word的检索功能做了检索，我没有查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份世行2030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和政策制定将具有重要影响，但迄今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发布，而且未在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目前只能从世行网站上下载到英文的全文报告（英文报告全文达446页）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绍（仅4页）与演示稿。
假如全文检索该报告就会发现，并不同于赵启正所说的“没有查到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建议”，该报告中共出现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这一单词。其中除讨论拉脱维亚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处，及1处引用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处（报告中的第132、146（3处）、168和204页）皆是竭力赞扬中国19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推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行业充满竞争力度，避免进一步产业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为关键词搜索，整篇报告共出现230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与中国正在进行和已经发生的私有化密切相关。报告更是明确无误地强调国有金融机构（SFIs）私有化是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时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释“如果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所有权，则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完全上市（金融化）来确保国有持股。”
报告中的第110页更明确“建议”，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报告中提出的六大战略方向“调整政府和民营部门的职能以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鼓励各领域各部门的“开放型”创新、走向绿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基本社会保障、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强有力的财政体系、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更是具体强调了民营部门（私有经济）应该加强发展，为其提供“公平的”空间，包括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体系等。
所以，报告是以比较隐晦比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吁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与该份报告相呼应的是，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将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要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全面落实国务院2010年5月发布的“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明确民营资本可以进入能源、军工、电信、航空等传统垄断行业，并制定相关细则。
虽然媒体一直宣传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国进民退”和国有企业垄断暴利的消息，但根据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供的数据，从1998-2010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利润总额从36%降至27.8%；从业人数从60.5%下降到19.2%，贡献的税收从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说经过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10多年的发展，所谓的“国有经济”成分已经从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这甚至与中共当局现行宪法直接冲突。（宪法第六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在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神话”已经全面破产。三年多来，在资本主义发源地与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亿万底层劳动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击当局削减支出和“嫁债于民”的企图，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和总罢工1960、1970年代以来仅见。为摆脱危机，诸多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国，甚至跨国联合，采取凯恩斯主义/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来稳定经济，如欧美政府救援本国金融机构和稳定欧元区中的虚弱债务国希腊等。
在这种局面下，无论世行还是中国国内奉行“继续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精英与官僚们无法无耻地宣称继续推行“卖光一切、全面市场”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国亿万工农胼手胝足辛苦积累的劳动成果。而且，对于新“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当局而言，这一私有化进程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官僚获取经济上的实利，更是通过发展私有制经济基础占据统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稳固和资产阶级作为整体阶级力量的发展。
社会主义者与反对私有化的路径
继2月28日杜建国抗议世行之后；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计划在当地铁路枢纽进行反对铁路私有化的宣传，并准备“坚决反对铁路私有化”和“强烈抗议瓜分人民财产”的两条横幅和若干宣传资料。但当天抗议活动尚未开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数拘捕，经审讯和搜查后，参与者被迫向警方写下书面保证后，才在半夜得以释放。而网络上关于“反对私有化”和“深化市场改革”更是成为了亿万民众热议的话题。
社会主义者坚定反对私有化，全力捍卫全民所有财产，声援与支持劳动人民与左翼力量反对私有化的努力，反对国家资本主义专制当局对民众的反抗示威采取暴力镇压，捍卫民众的基本权利。但很遗憾，我们需要强调，无论是杜建国的单人抗议还是11名毛派的集体抗议，都未能足够强调劳动人民的群众性抗争，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对于反对私有化和捍卫劳动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现实中上不仅是少数经济精英和资本家，而且相当数量的基层普通民众中对于现有的国有企业有诸多不满，其中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小资中产，也包括广大工人和农民。他们对于目前国企的垄断暴利、内部世袭化和等级化，以及垄断企业与普通民众间收入分配差异表现极端不满。
而且，与相当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会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在已经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今日中国，仍然残存的所谓“国有企业”绝不同于昔日的“国营企业”（畸形工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更不可能将之错误地视为什么残留的“社会主义成分”。其在经济基础、内部利益分配和运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企业。部分官僚与资本家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热衷于将之与旧的国营企业乃至社会主义企业混为一谈。而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垄断国企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民众对现存国有企业的严重不满。
首先，当前的中国一党专制当局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国家资本主义当局，而不再是什么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国家。那么，在经济属性上，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实体拥有的企业，就不可能是什么“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企业”，或者“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而只能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国企。现实中，这些企业运作与导向也是强调利润化和市场化，与其他普通私人企业无多大区别。
其次，这些企业并没有尽到“分利于民”的责任，其通过垄断地位和庞大全民资源所获取的利润，最终只是为少数中外资本家、官僚与上层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相当数量的企业整体或部分已经在国内外的股票市场上市，外部的资本早已参与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据相关统计显示，从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红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000亿元；而中国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2000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仅275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六分之一。而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企业内部员工剥削和对国内消费者垄断高额收费服务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诸如业务外包化，业绩利润考核、石油资源涨价、银行金融和通讯行业的高额收费。
再次，在企业的内部权益分配上，这些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业”的作用，反而进一步通过垄断和剥削而压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经过19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岗”，5000-7000万原属国营企业的工人失去昔日就业的“铁饭碗”。而现存的国有企业的基层劳动者与高管间收入差距极为悬殊，且缺乏基本的终身就业保障。根据相关统计报道显示，央企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5.4万元，而与此同时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为61万元，两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国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资+奖金）超过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收入达6616万元，在一片民意反对的情况下，2010年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后仍然达到987万元。这绝非是个别现象，招商银行的高管马蔚华年收入也同样达近千万元。即使其他从事非金融行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的实体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惊人，如本网站曾经报道过的葛洲坝退休职工抗议事件中，葛洲坝集团董事长的年收入达100万元左右，而与此同时葛洲坝集团普通员工和退休职工的年收入只有2-3万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这些由官僚专制控制的国企，内部充满管理低下、追逐利润、任人唯亲，贪污腐化和官商勾结之风，并因此导致严重后果。例如近几年铁路行业跨越式发展导致的高铁项目面临的事故频发与债台高筑（注五），铁路行业众多贪腐官员受到调查，而耗费民脂民膏修建的铁路未能根本解决底层百姓出行之苦，只是进一步满足少数上层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众多的国有垄断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类似封建等级制度的世袭化和门阀化的特征。譬如，从央企的最高层到中层管理职位（编制内人员）大多为官僚权贵的禁脔或者是官商勾结利益交换的结果，尤其是央企的关键高层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党”/“皇亲国戚”垄断，中国国际电力集团的董事长李小琳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CEO朱云来是前总理朱镕基之子，现任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最近成为了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现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之子李慧镝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为了追求利润和转嫁责任，国企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大规模血汗工厂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劳动成本和躲避社会责任，众多在基层从事辛苦而危险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国企本身的正式雇员。譬如中国铁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铁路项目建设中，每年雇佣农民工达180万人到200万人。在垄断严重的电力行业中，员工中流传的顺口溜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十个民工爬电杆，一个学生（新毕业非编制内的大学毕业生）当监工，两个主任在喝茶，一个经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典型由官僚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左手垄断专权，右手贪婪逐利。资本为追逐利润迎合专制权力，垄断为确保特权拥抱无制约的资本。
而且，值得注意到的是，在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并非如同历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动接受，其所处的博弈立场甚至强于今天处于危机之中受制国际金融机构的希腊等国。今天中共当局早已经成为“富国俱乐部”的世界银行中股权第三位持有者（4.42%），并且中共当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为了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所以，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绝不能仅作秀式地将矛头对准世界银行，而是同时需要反对官僚对与国有经济的控制垄断。即使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资本主义复辟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并不仅是外国资本一力强行干预的结果，而是中共一党专制官僚当局（其中部分已经转化成为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和中外资本家共谋的结果。
虽然，社会主义者明确认识到现存的国有企业有诸多弊病和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属性。但是，社会主义者仍然坚定捍卫国有企业，反对资本家与官僚进一步私有化的企图。我们之所以要捍卫现有的国有企业，不是因为它是旧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残余成分”，而是因为，它是未来通向社会主义的工具。
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苯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国家与革命》1918），“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论粮食税》1921）
是的，我们明确地反对私有化，但不是为了维护“官有化”；我们坚定地捍卫国有企业，不是为了捍卫少数官僚与权贵的禁脔；我们反对官僚的垄断暴利，不是为了将之奉献于中外资本家手中，我们反对国有企业的世袭臃肿，不是为了支持将之全面血汗工厂化。国有企业不应成为官僚与资本合谋盘剥企业内外劳动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对和阻止资本主义当局进一步的私有化企图，决不可能依靠少数人的单打独斗就能实现，更不可能通过向专制当局劝进改良方式实现。要真正反对私有化，捍卫全民所有的企业，反对国有企业成为官僚权贵的禁脔，只有依靠企业内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团结起来有组织的抗争才能实现。事实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与吉林通钢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抗争，就是近年来国有企业工人自我组织集体抗争的典型案例。（这两个案例虽然不能说以竞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败了资本家与官僚私有化国企，瓜分全民资产的企图）
而要赢得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支持，只有使国有企业内的工人阶级（包括在编制内的广大中下层工人和外包的农民工）和社会上广大劳动人民深切感受到国有企业给他们的益处。为此，需要确保企业内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业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条件，团结周边相关的私营企业工人阶级。由企业内部的工人阶级组建独立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取代官僚来管理和运作企业，并由企业内部工人、消费者和所在社区群众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决定的企业的生产计划和价格设定等以满足多数民众的需求。
总之，今天的国有企业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彻底改造，使之成为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业。这才是社会主义者与左翼所应追求的目标。并且，在这些全民所有企业的基础上至进一步推动工人阶级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迈进。
注一：杜建国自称独立学者，日常以撰稿为生。他是泛左翼网站乌有之乡（wyzxsx.com）的早期发起人之一，也曾经是国内少数公开身份的托洛茨基主义同情者，与国内新左派国家主义左派经济学家韩德强关系密切。2002年，杜建国曾在国内新左派杂志《视界》上发表《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一文，在当时刚形成的左翼圈内声名鹊起。此后，他撰写不少关于托洛茨基生平、托洛茨基主义和关于时政的文章，为国内诸多新左派杂志撰稿，并在香港的托派组织“先驱社”的网站上发表过不少政经评论文章。近年他的思想与文章日益远离托洛茨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倾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左派。
注二：世界银行（World Bank）是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五机构联合组成国际组织，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目前拥有186个成员国。其宗旨号称是为了资助国家克服穷困，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但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发达国家采取“新殖民主义”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中国自从2010年起已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掌握4.24%的股权，仅次与美国和日本。世界银行不同于其他政治性国际组织，其内部投票权有2部分组成，一是每个国家有相等的成员资格投票权，另一部分则是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董事会的按股权比例分配的投票权。
注三：《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链接：http://www.shihang.org/zh/news/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
注四：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行举行研讨会
http://www.gov.cn/gzdt/2012-02/27/content_2077835.htm
注五：极端垄断和官僚专制控制的铁路成为了近来自由派严词声讨要求私有化的重点对象。从去年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握的媒体呼吁铁道部和铁路改革的声音不断，而国务院也着手研究具体的“铁路改革”方案，但今年两会期间尚未推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导致40人死亡， 200余人受伤。在此前后，新建的动车和高铁事故不断，引发民众大量不满。而且根据今年春运的情况来看，“大干快上”的高铁建设并没有帮助解决底层民众出行难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服务于社会中上层群体。由于铁路建设中腐败横行和专制滥权，导致目前铁道部债务高达万余亿元，超过固定资产负债率一半以上，未来数年内运营局面将极其困难。这也成为自由派推动铁路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