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进行这种国际主义的团结，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赢得胜利。我本人也是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离中国，这就是国际团结的一个实例
郑岚 中国劳工论坛（ chinaworker.info）
中国大陆工国委（ CWI）流亡者张蜀杰迄今已经离开中国近五个月，目前仍在瑞典为其居留权而奋斗，同时也在积极从事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写作、宣传与交流。不少左翼青年和支持者很关心张蜀杰的近况和他的一些想法，所以《社会主义者》杂志近日对其进行了专访，以便读者了解张蜀杰近况和他的想法。（以下内容有删节）
中共当局为什么打击社会主义者？
中共当局曾是一党专制的畸形官僚工人国家，经过30多年资本主义复辟，今已成为一党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虽然，仍篡用“社会主义”之名，但所作所为皆是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专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数千万工人被下岗，血汗工厂泛滥成灾数亿农民工成奴隶，强征强卖农民土地价值数万亿，广大基层工农在中共统治下备受剥削与压迫。尤其是近年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冲突激烈，饱受压榨的基层民众被迫挺身反抗，而青年与工人中左翼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想正重新复兴。因此，中共当局如临大敌，严加打击。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我和众多其他异议人士会遭到国家安全机构的抓捕。
你认为在中国可能发生像中东那样的反对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吗？
这当然是可能的。近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的经济环境看起来还将不断恶化，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和罢工不断增多，仅罢工去年就超过10万起。越来越多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发现今天面临的就业、住房等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民主权利的要求无法在现有的制度下的得以满足，而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国际上各种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国内也完全可能爆发反对一党专制统治的群众运动。至于什么时候爆发，这取决于经济环境和危机的发展，国内群众觉悟、抗争运动的发展。
在镇压之下，社会主义者在今天中国能做些什么？
社会主义者应该积极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张，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启发和教育工人和群众，尽可能声援和支持各地的工人罢工和民众抗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锻炼自己。譬如，去年埃及革命运动爆发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有组织的左翼力量，即使不是上千，至少上百名受到良好训练的成员能够参与埃及的抗争，那么形势的发展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为未来中国发生的反对专制统治的群众运动做好准备。
在中国特别是年轻人中存在大量的左翼小组。你为什么支持一个国际组织——工国委（CWI）呢？
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建立起来，所以社会主义斗争必须是是国际性。全世界的受剥削的工人属于同一个阶级，受到的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压迫。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抗争成功既可激励本国的工人抗争，也可互相借鉴成功的抗争经验与模式。只有进行这种国际主义的团结，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赢得胜利。
《社会主义者》杂志对你工作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者》杂志是一本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发售的杂志，也是我们传播社会主义理念的重要工具。香港和台湾的同志们制作繁体版本直接用于抗议游行和街头活动。而由于安全原因，大陆的简体版杂志在内地以电子版的方式秘密传播，有上千的读者阅读我们的杂志以了解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抗争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杂志和其他激进左翼青年进行交流。
工国委（CWI）是怎样在国际范围内帮助中国的工人斗争？
工国委（CWI）自2004年设置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以来，一直关注和声援中国的工人抗争。中国大陆的支持者经常积极收集、采访和介入国内的具体抗争，在网站和杂志上撰写披露、宣传和声援工人抗争的文章。
而且，工国委（CWI）香港支持者社会主义行动单独或者与其他组织团体一起组织街头宣传，游行示威等活动声援大陆工人抗争，譬如声援过2009年保定依棉工人抗争，2010年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和抗议富士康血汗工厂等。我本人也是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离中国，这就是国际团结的一个实例。
对未来你有什么计划？
我目前还在积极争取瑞典的居留权，并将在这里继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中共专制统治的斗争。我会继续为中国劳工论坛和《社会主义者》杂志撰写文章、翻译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资料、关注和联络国内工人运动与抗争；同时与工国委（CWI）欧洲支部同志一起合作，学习欧洲当地工人运动与社会抗争的经验。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回到中国参与反对资本主义和结束一党专制的斗争。而这也是我离开中国的目的。
| 张蜀杰 1月26日演讲稿我是张蜀杰，来自中国重庆。一年前，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青年，一个办公室职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今天会有机会在瑞典国会发言。在此我感谢左翼党给予我这个机会。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我支持工人国际委员会（CWI）, 它是一个在世界上约50个国家进行组织活动的社会主义组织。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一直为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和《社会主义者》杂志撰写关于工人斗争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文章，网站和杂志都遭到中国政府的禁止。2011年初，从埃及和突尼斯席卷而来的全球抗议浪潮，令专制的中国当局感到恐惧。大概十一个月前，我被当局逮捕并被指控和“违禁组织”工国委有联系。我被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秘密带到一个旅馆，警察对我全身搜查，并拿走了我的皮带、手机、钥匙和口袋里的其他东西。
他们开始审讯我。警察告诉我，除非我向他们提供我接触到的和联系的人的资讯，“坦白”我和工国委之间的关系，并同意与国安“合作”；否则我可能被无限期拘禁，即“被失踪”。我的眼镜被警察拿走，并被强迫站立数小时。他们拒绝给我任何食物，直到我表现愿意“配合”。他们也不允许我睡觉，甚至闭一下眼睛都不行，也不允许我联系律师或家人，经过一整夜的审讯之后，第二天中午，他们强迫我写下一份声明允许他们搜查并没收我的东西，以便他们进行“必要的检查”。 此后，他们开车把我秘密带到我的办公室和住所后进行了搜查和拍照，并拿走了我的电脑。然后他们强迫我写下一份保证书，承诺我不会把这次拘传的事件告诉任何其他人。他们警告我可能会因为“接触被取缔的组织”和“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面临数年监禁。 他们询问的重点是和工国委相关的香港团体“社会主义行动”以及工国委在中国大陆的支持者。但重庆国安局警察也同时讯问我工国委和其他香港激进团体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与社会民主连线和其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关系。我此前去香港时见过梁国雄。社民连是一个和工国委无关的激进民主团体。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假装同意了警察的要求。然而第二天我就秘密联系了工国委的朋友，告诉他们发生了甚么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警察一直查看我和同志之间的电邮往来，并指示我如何回复。警察也在旅馆、咖啡店和其他地方对我进行了传唤。 他们要求我到香港参加会议，以便搜集参会人员的个人信息并秘密拍照。他们还支付了所有相关的旅行费用，包括机票、手机国际漫游费用等等。在10月3日上午，国安警察开车把我送到机场，以确保我登上去往香港的飞机。与其成为专制当局的间谍，我选择离开中国——打破警察束缚我的锁链。 这是我唯一能捍卫我言论权利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不会像很多人那样由于当局的镇压而保持沉默。我希望继续斗争，揭露国家安全部门和专制当局的所作所为，这个政权和社会主义或者工人和穷人利益之间毫无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除了离开中国别无选择；在工国委的乔•希金斯（Joe Higgins）和社民连的“长毛”等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我得以离开中国。我支持捍卫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自由选举的权利，以及工人阶级在全国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 我不是一个罪犯。但在中国，是警察和一党专政当局决定你是否是罪犯！中国被认为是由所谓的“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又怎么会是违法的呢？ 事实上，在犯罪的是警察和专制当局！破坏环境、掠夺土地、贪污腐败等这些行为却反而得到警察的保护！我们该怎么办？今天中共当局能进行如此残酷的镇压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商业利益，而不是镇压、酷刑和专制统治。 当中国领导人来到欧洲，他们被带到股票交易所会见大公司高层，签订价值数百万欧元的合约。而把“言论自由”挂在嘴边的美国及西方互联网公司却向中国警方出售先进软件，使警方能够追踪和逮捕像我这样批评政府政策的人。所以说，专制当局得到了外国大公司的支持，而这些公司也使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跨国公司会否认这一点，并声称他们正不断提升他们中国工厂的“道德水准”。但我所看到的以及我报导的是完全不同的真相。 本月初在湖北省，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得工人以集体自杀相威胁。这发生在富士康——一家为苹果生产iphone的台资公司。公司老板上周竟然向媒体抱怨, 富士康拥有超过1百万员工，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他很是头疼。年，中国爆发了10万次工人罢工。其中很多工人在外资公司工作。罢工工人经常被当局殴打和逮捕。 如果中国和全世界的普通民众都能看透这一警察国家和资本家的共谋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劳工论坛的目的：向中国和国际工人和青年说明谁支持他们，谁反对他们；如何进行反击，如何取得胜利。 政治改变——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来自统治者，或者一些所谓“开明”领导人的施舍。这是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普遍真理——就像目前正在埃及发生的情况一样。 民主的进步来源于基层——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才能赢得。这是我为什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我被中国这个警察国家所迫害。 今天我发言后，中共政权可能会认为受到侮辱和感到愤怒。中国国内工国委支持者和其他左翼人士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会寻求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激进青年和那些真正捍卫民主权利的人们的支持和团结。这是任何专制政权也无法阻挡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