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运动迅速发展，其领导人们却突然叫停
社会主义行动（工国委[CWI] 香港支持者）评论：
很少有政府能像香港特首梁振英这样在就任没过多久的时间内就把这么多愤怒的人推上街头。梁振英在上台后11周里片刻不宁，在7月1日就任第一天就有40万人游行抗议他出任特首，7月29日9万人游行反对他的爱国主义教育科目，在开学后添马舰政府大楼被包围9天，人数最多时达到12万。民调显示77%的人反对新的教育项目煽动民族主义和为中共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专政的角色唱赞歌。
可惜，在没有任何民主讨论之下，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反国教大联盟领导人突然通过媒体宣布结束占领。这一转折在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前一天晚上（9月9日星期日）宣布，当时梁振英刚刚宣布取消强制开展新科目的三年期限。由工国委同志发起的「全港大罢课行动」学生运动在占领政总中积极活动和成长。 「全港大罢课」在一份新闻稿中称：「政府总部的占领行动是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但在仍未达到其主要抗争目标之前，就突然被终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机，本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让步。」
解散占领政总的决定，没有让「反洗脑运动」、愤怒的青年、教师和其他参与者感到满意。在9月11日，大学进行的半天罢课得到了正面的响应。八千人参加了抗议集会，这是香港大学生在1989天安门运动之后最大规模的行动。下面的文章是一个访港的工国委同志所写的关于上周群众动员的目击报告。此后是邓美晶代表「全港大罢课行动」所写的关于批评解散占领政总决定的声明。
在香港的目击：反洗脑抗争和占领政总行动
访港工国委同志
在过去一周，「占领政总」运动在香港迅速发展，对亲北京「强人」梁振英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那是反对实施「国民教育」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计划通过在所有香港学校教授一系列民族主义课程为中共唱赞歌。
面对持续的占领和连日的抗议，梁振英政府被迫在星期六（9月8日）晚上作出部分让步，宣布取消学校开展新科目的三年死限。当晚在添马舰广场聚集的10万人，对运动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激动，并感到能够令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
在星期天凌晨，运动的领导层突然宣布占领结束。 24小时后，政府总部外的广场变得空空荡荡。前一晚胜利之时还高高悬挂的横幅被弃之如敝屣。这一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反洗脑群众运动
亲政府的教育计划最初由上届政府所推动。新特首梁振英宣布他将落实这一计划，尽管抗议声不断，并迅速引发了民愤和抗议的浪潮（参见https://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850/）。 9万多人在7月29日上街抗议。社会主义行动参与其中并呼应中学罢课迫使政府取消该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周，社会主义行动帮助发起了「全港大罢课行动」，得到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其他当地支持者参与。他们每周设立街站，邀请人们签名呼吁罢课。市民对此积极回应，多达数千人签名支持。在8月13日他们组织了60多名抗议者到教协（香港80%的教师参加的教师工会）办公室请愿。反国教联盟组织了添马舰占领行动，当中的的核心成员有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温和派教协领导层，而教协在罢课问题上立场消极。
局势在9月1日发生了改变，当时大联盟发起的在立法会大楼外的抗议。超过一万人冒着大雨参加，并在立法会外留守到晚上10点以后。 「全港大罢课」行动派发了数千张传单，我们的口号得到积极响应。
由于把握了群众愈加强烈的罢课情绪，我们运动的影响力得以提升。当台上一名发言者说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阻止洗脑计划时，她的讲话被数百名学生高呼「罢课！」的口号打断。
这一运动的迅速激进化迫使大联盟的领导层在9月3日星期一发起另一场示威。这是大多数中学开学第一天，超过一万人参与示威。这一抗议和占领运动被称为「占领添马舰」，因为立法会大楼周围区域被称为添马舰。
示威连日进行，运动发展势头迅速。专上学联呼吁大学生在之后一周的9月11日进行罢课。一个学校的学生送来了一尊民主女神像，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象征之一。我们的同志和「全港大罢课」运动每晚派发数千张传单，到周末已经派发了超过三万张。在星期五，超过12万人聚集在添马舰。运动的发展势头及其能够取得的成果看起来不可限量。
在「占领添马舰」运动中的争论和分歧
但是运动并不尽如人意。在周一示威之后，全港大罢课开始遇到了来自示威的组织者的刁难。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学民思潮」的中学生运动团体，他们被广泛视为该运动的推动者。尽管他们称不反对罢课，但实际上却并不支援罢课，相反他们呼吁其他更加模糊的斗争形式如「公民抗命」。
在添马舰，学民思潮的纠察向「全港大罢课」成员施压，要求其收起呼吁罢课的街站。其中一些人声称全港大罢课尝试伪装成学民思潮以得到支持和签名。因此我们的同志制作了数张「我们不是学民思潮—支持全港罢课运动」的告示牌。
学民思潮拥有大约400名成员，其脸书得到160,000个「赞」。尽管作为一个新力量—其发言人只有15岁，他们作为反抗梁振英政府的象征而得到广泛支援。但是他们看起来没有任何民主架构得以让中学生能够影响其策略和提出要求。同样大联盟组织示威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民主的成分。这场示威由于艺术和音乐演出变得越来越非政治化，这与示威者越来越政治化的情绪南辕北辙。
「全港大罢课」运动曾要求成为大联盟的一部分，并和其他团体一起组织示威，但是他们充耳不闻。当学民思潮的成员得知这一要求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加入联盟的方式。」事实上，运动领导层和所有纲领都来自一个和教协及其他NGO联系紧密的非选举产生的圈子。从这个圈子他们能够得到示威的技术设备（音响、急救帐篷以及资金）。
在上周中期，全港大罢课运动在政总外的街站受到一个人民力量的支持者攻击，并且在脸书和报纸上受到攻击。他们宣称我们伪装成学民思潮，尝试「骑劫」这场运动。我们的运动受到的另一个批评是在我们的签名单上收集捐款和电邮地址。之所以出现这些攻击是由于全港大罢课越来越能有效地提出其要求，而这不合希望防止运动激进化的人的口味。
这些攻击在星期三达到了顶点，一个人民力量的女性支持者煽动周围一群老人攻击了全港大罢课的街站。
一天之内两个转折点
尽管有这些内部矛盾，占领政总运动在周末时充满了动力。全港大罢课在9月8日召开了其成立以来最大的组织会议。在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得到了许多电视和报纸的报道。会议决定建立罢课委员会并在九月底组织中学生罢课。就在会议结束之际，讯息传来：梁振英让步了。
但是这只是部分让步，国民教育政策仍然能够在学校「自愿」的基础上实施。这意味着被亲中共势力控制的学校会首先实施国民教育，然而再向其他学校施压。当晚我们来到占领政总现场，人群感到自身力量，充满了喜悦的情绪。超过十万人聚集在一起庆祝。数千张呼吁罢课的传单和贴纸被派发，看起来9月11日的大学生罢课参与人数会超过之前预期。这场运动胜利的可能性大增—不仅击败洗脑计划而且更可能给命悬一线的梁振英政府予以致命一击。
在集会之后，大多数人回家，占领者开始过夜。突然，在凌晨两点左右，添马舰群众抗议被宣布中止。所有帐篷都应该在第二天星期日拆除。
星期天晚上，政总外的广场已经空空荡荡，只有一些家庭携带小孩途经广场。但是像前一天晚上大规模抗议的痕迹已经消失了。
一个由30到40人组成的团体尝试继续占领。一个青年教师说他不知道结束占领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他认为不应该叫停占领，而有必要继续斗争直到彻底消灭国民教育。
反国教大联盟领导层似乎不受群众组织民主控制，而抗议规模发展愈大和愈趋1激进化，使领导层越来越不安。他们也承认他们对梁振英的让步「不够满意」，但是仍然在没有提供任何另外继续斗争方式的情况下中止了占领。
大联盟的领导层坚决反对发起罢课的立场越来越清晰，他们害怕连日的抗议集会成为罢课运动的跳板。工国委同志和全港大罢课行动正是罢课行动的积极呼吁者。幸运 的是，运动没有被解散。大学生在9月11日进行的半天罢课是20年来最大规模的。梁振英注定只能在添马舰抗议被解散后苟延残喘于一时。在未来数周，斗争将继续进行，程度将上升到更高，并有可能实现全港学校大罢课。
为什么解散占领政府总部行动是一个严重错误？
邓美晶，全港大罢课行动，9月10日
9月9日，十万市民占领政府总部，是7月29日以来第三大的示威抗议。凌晨1时半，在大多数人都已回家之后，民间反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宣布停止占领行动。这是由大联盟的「小圈子」领导层作出的决定，「全港大罢课行动」一不认同解散的时机，二不认同作出决定的方法。政府总部的占领行动是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但在仍未达到其主要抗争目标之前，就突然被终止。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机，本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让步，甚至要为自己的存亡而寝食不安。如果占领运动能够继续，哪怕只是一两天，政府很有可能会无条件地彻底取消国民教育。现在我们必须认清，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被不幸地浪费掉，必须重建运动，重新组织并继续前进。 「全港大罢课行动」相信，当务之急是汲取运动中至关重要的教训。
运动达到了其目标吗？
即使连反国教大联盟的发言人在取消行动的时候也承认，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梁振英取消三年展开期，作出些微的让步，但当局依然能够暗中地在逐间学校强推国民教育。在解散运动之后，大联盟领导称，担心政府继续向学校派发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在匆忙结束运动之前，原来「魔鬼细节」尚未得以解决。大联盟的团体（学民思潮、教协、家长关注组和教会组织）曾誓言坚持抗争，直到完全撤回国民教育。占领政总行动只持续了一周，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但是，大会突然中止「现阶段」的抗争，而事前并没有进行充分和公开的讨论。此举中断了运动原本强大的气势，今后要重新动员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实为困难－群众运动不是任你随意开关的按钮！
不少参与者希望这不是运动的终结，「全港大罢课行动」当然不会就此退缩，会继续推进罢课的宣传活动。但是，我们亦同样要面对一现实：原本在上周仍然一鼓作气的占领行动在不恰当的时间、以不恰当的手法「被解散」，今后抗争将陷入复杂难料的境地。
占领运动是什么类型的运动，为什么被提前中止？
国民教育是占领政总行动的导火线，但整场运动的议题不只涉及洗脑课程。连日的大型群众示威可以媲美阿拉伯之春和美国占领运动，规模远远超越了大联盟的预期。运动发展之际，开始超越其最初目标，演变成一场广泛地反梁振英不民主政权、反中共一党专政的抗争。 「梁振英下台」口号响彻政总广场，反映群众的愤怒。可是，大联盟的领导层希望把抗争议题限制在国民教育上，防止运动「过于政治化」。首先，次要的音乐表演占用愈来愈多的时间，而大联盟更将被搬至政总外的民主女神像搬走。大联盟忧心忡忡，避免群众将反国教运动和八九六四直接比较，故此占领行动在一周内不断被「去政治化」。大联盟的领导层害怕运动染上激进的政治色彩，会令自己失去其控制。
「全港大罢课行动」的义工被大联盟的义工骚扰，阻止我们派发呼吁罢课的传单和贴纸。我们捍卫我们参与的民主权利，并得到场内参与者的支持，收集了过万个呼吁罢课的签名。
「全港大罢课行动」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签名、募集捐款和派发传单）参与运动。我们不只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捍卫所有参与团体的民主权利。群众运动不能被单一的立场操控（这正是我们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原因），必须包容异见，在抗争路途上让所有团体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大联盟意图在运动中推行由上而下的控制，并避免「政治」和「激进」的做法。这正是他们如此突然决定取消占领行动背后的重要因素。
怎样的决定应该被采纳？
在9月9日凌晨，在10万多人抗议后，大联盟的代表宣布结束连日的占领行动。任何参与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询问：这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没有诉诸更广泛的讨论和咨询？不管大联盟分子如何努力进行组织，一个数十万人参与的运动不是属于任何组织的「私产」。一个民主的领导层有责任保障所有重大决定（特别是取消运动的决定）是建立于参与者广泛讨论和理解之上的。但是9月9日大联盟并没有这样做。当宣布决定的时候，数千青年仍然在添马舰，非常多的人高喊口号，希望继续留守，但是大会无视他们的诉求。据我们所知，连学民思潮的大多数基本成员亦没有被咨询过。
大联盟领导以「小圈子」的方式运作，使其有了利用媒体终止运动的专权。大联盟向媒体宣称参与者「疲劳了」，但现场不乏新人愿意成为义工。如果大会有民主的架构和组织，就能够更易让更多的人参与抗争的日常运作。相反，在政府一方威逼和诡计的影响下，若果没有民主的决策和参与，不管任何主办团体如何努力和真诚，都可能误判群众的情绪而作出策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在各组织级别选举委员会，使群众抗争民主化，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运动成功的关键！
反洗脑运动不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吗？
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继续积极推动运动，直至取得全面胜利。但是，我们也必须归于现实，从9月9日的事件汲取经验与教训，明白占领行动以粗暴的方式突如其来「被取消」，令下一阶段的斗争更为艰难。如果占领政总的集会能得以继续的话，那么学联9月11日的罢课行动会更有效。再者，同时采取几种不同形式抗争并无矛盾，占领行动和罢课是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有谁说过一场运动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如果能在所有的学校和社区建立起民主委员会和民主组织，而不是将决定权留给少数的「领导层」，运动的能量将会无限，群众即兴发挥的创新行动亦会层出不穷。
如何应对关于罢课的问题？
「全港大罢课行动」自七月以来一直倡议，发动学校罢课是反洗脑运动赢得胜利最有效的方法。罢课直接提出了工作场所和学校的权力问题，代表对国民教育政策更直接的挑战。反国教大联盟的领导人曾经公开反对我们罢课的建议，认为「这过于激进」，而其他人（包括学民思潮的一些成员）表示仍未就罢课「进行讨论」。所以， 与其说反国教大联盟是在领导反洗脑运动，不如说他已经落后于运动的形势。现场大量无组织的青年已经表现出更激进的念头，而反国教大联盟则试图压制运动的前进发展。
因此，反国教大联盟宣布停止占领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的抗争方法或策略，例如罢课。抗争运动放下了一件武器，而没有拿起另一件武器，如今它已是赤手空拳！
本来在10万多人聚集政总时，反国教大联盟可以宣布罢课一天的具体日期。这不但确保大多数人参与罢课，而且梁振英正处于巨大压力，仅仅宣布罢课就可能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让步。但与之相反，大联盟的领导人似乎在说，群众应该回家等待他们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这并不是群众运动取得胜利的方法。
关于疲劳的问题如何应对？
反国教联盟指主办单位已经非常疲倦，为9月9日结束行动自圆其说。这个解释令人震惊，占领行动只持续至第七天！举世共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的第一场密集占领活动持续了两个月以上，而且他们并不是自愿离开的，是被警方强行驱离的。
一小群核心组织者的疲劳是否能成为，不仅他们停止活动，而且也停止动员群众集会的合适理由呢？这似乎是个借口。即使没有添马舰的帐篷营地，主办单位仍然可以呼吁群众继续每日的集会。营地并不是必要的，动员群众才是关键。 1989年，东欧斯大林主义一党专制的政权垮台时，并没有「占领」运动，只有一浪接一浪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一些国家的罢工。再者，如果主办单位因疲劳而减低了活动能力，则应该面向其他组织和更广泛的群众。反国教大联盟动员这场运动的一个主要弱点是他们将相对一小群「内部人士」当作主角，而群众只被看作是临时演员。 「全港大罢课行动」的想法偏偏相反。整个运动本身才是关键，而台前表演则是其次。
当群众运动被取消时，事实上仍在发展。部分学民思潮的支持者指因为9月8日（周六）「只有」10万参与占领，而在前一晚则有12万人，故此运动正陷入低潮的证据。这根本不是证据！任何一场运动都不能以数学方式精确预测其发展，而一定是有周期性的高低起伏。特别是如果反国教大联盟能够以学联9月11日罢课为例，呼吁中小学生罢课一天，那么运动就会变得更战斗性，可以继续扩大。
关于绝食的问题如何应对？
反国教联盟的另一个类似说法是，取消占领是因为绝食者的健康问题。但是绝食明明可以取消，并同时与占领继续进行的。绝食带来的健康风险本身就是一种抗议，而政总的绝食者每人轮流绝食数天，本身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活动。真正的绝食（禁食直至死亡）是一种极端的斗争方法，需要非常谨慎行事。参与者非常感谢政总外的绝食者所作出的牺牲，但为了让运动继续发展，我们不能只依赖于这种方式。
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在一场群众抗争中，单靠努力、热情和善意是远远不够的，战术、理解群众运动以及民主负责的领导层也是必不可少。在启动「全港大罢课行动」的时候，我们都认真地汲取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群众抗争、以及中国八九六四的教训。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有着一些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没有运动的发展是直线性的，其中必有高潮和低落。 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在某些日子里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下降到只有几百人，但人数在之后又回到新高点，而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亦如是。群众不可能成为「专业示威者」，他们都有家庭、工作或学业需要兼顾。特别是当他们感受到运动有明确的目标与策略，他们就会来参与示威，而不是日复一日，一味重复同样的事情。最关键的是负责的领导层，其应该是由群众通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组成，在需要的时候提出战术上必要的创新和发挥，从而提升斗争的层次。
在当初的北京和埃及也是如此，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问题（包括总罢工）。因为学生领袖反对总罢工，在北京当时已为时已晚。当群众开始疲劳之时，当局就将运动镇压了。在2011年2月，埃及众多工厂罢工，是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能建设一场成功的群众运动，不仅挫败国民教育，而且打败不民主的梁振英政府，我们必须从重要的斗争中学习经验与教训，了解其长处和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