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地松一口气，”中国工国委（CWI）活动分子说
瑞典《进攻报》的安娜·洛夫格伦（Anna Löfgren）对张蜀杰的采访
你刚刚取得在瑞典的政治难民身份——感觉如何？感觉非常好！我已经为此等了很长时间，在我获得政治难民身份之前已经为此斗争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想对所有的同志和朋友说声谢谢，感谢你们的帮助！
首先为什么你有必要逃离中国？
警察拘捕我，在近30小时的审问时间里不允许我睡觉。从那之后，他们继续监视和骚扰我。他们想让我作间谍，监视工国委（CWI）在中国的活动。我不想当间谍，我希望继续为工人权利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很难继续我的政治活动。因此我欺骗了警察！我假装合作。但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会被投进监狱。最终他们同意让我到香港，但是我并没有向他们汇报，相反我借机逃离。
所以你决定逃离中国？
是的。如果我离开中国，我就能继续写文章和积极支持我们的杂志《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网站。而且我也能在其他国家为工人权利而斗争。我能从工人阶级运动和工国委支部哪里学习，如何组织抗争等等，比如在瑞典和香港。
现在你取得了在瑞典的政治难民身份，你将如何继续为社会主义，为民主和工人权利而斗争？
我能更公开的说出我自己和我所经受的迫害，和关于中国的情况。因为在国内的人由于镇压和审查，无法轻易的说出他们的遭遇。
我也能同来自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起活动，学习他们的经验。我能够帮助建设工国委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现在我有了政治难民身份，我希望游历各国。工人斗争是国际性的。
为什么国际声援活动能够帮助在中国的工人斗争？
例如，在瑞典，我有团结声援台湾华隆工人罢工的抗议活动。不仅在瑞典，也在很多其他国家。华隆工厂工人代表接到他们政府的电话，说他们需要停止国际声援活动。这显示由于对工人的国际声援活动，让政府受到了压力。
同样的国际声援活动这一方式也能够帮助中国工人。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有重大的经济联系，因此国际声援活动能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工人会从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团结和斗争中受到鼓舞。
你怎么看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工国委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中国的群众斗争中的前景？
当前中国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群众斗争，因为社会中巨大的贫富差距。由于中国经济减速，许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就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欧洲、中东，我们看到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群众斗争的爆发。
在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不同的是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工厂。中国有13亿人，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中。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仅仅数天前在富士康生产iPhone5的工厂发生了暴动。这家巨大的工厂拥有数万人。“骚乱”的起因是保安殴打一名工人。其他工人义愤填膺，开始殴打保安。总共有2000名工人卷入，给野蛮的保安上了一课，暴动持续数小时。
在制造业工厂，工人常常受到保安和管理人员的虐待。将来这些工厂会发生更多的暴动和罢工，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有群众抗争涉及环境问题。政府从农民那里征地，用于房地产建设也造成许多群众抗争。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有责任把这些抗争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方向。
当中国出现革命形势。我们需要尝试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工人和青年需要他们自己的政党和正确的理论作为在斗争中武器。我们的支持者会在即将到来的群众斗争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同样会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最近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回应日本政府和右翼民族主义者对于有争议的岛屿宣誓主权。一些游行非常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中国群众中存在大量的愤怒，但是我们需要说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是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不管是哪一国），这样我们才能联合反抗“1%”而不是被分裂。
当革命来到中国，我会参加！当下在瑞典，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支持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工人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