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政协年度会议上，习近平和李克强谈论经济改革的“疼痛”，但是排除“西方模式”
文森特·科洛，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3 月初中国的两个“红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协，为一党专政当局十年一度的领导层移交加冕。总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参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仪式性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的中国立法机构）和更加没有实权的“顾问”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些会议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宣布已经被中共顶层已经决定好了的 政策。幕后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所带来的利益被有权势的家庭、地区和“既得利益集团”所瓜分。
两会被称为“亿万富翁 俱乐部”，今年达到破纪录的83名亿万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协。根据上海胡润富豪榜，这83名代表的平均净资产为33.5亿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资低于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庆后，是中国最大饮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长和CEO，拥有130亿美元家产。而最富有的美国国会议 员，加利弗里亚共和党议员达雷尔·伊萨，拥有7亿美元财富，其财富在中国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会议正式任命（只有一张神秘的“否 决”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国家主席。李克强作为总理取代温家宝掌管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政府头衔的作用低于在中共政治体制中他们所对应的党内职 务。十一月18日中共党代会通过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习李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成为独裁政权中权力的顶点。
有史以来首次中共被太子党（毛 时代领导人的子孙）所领导。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党，包括党首习近平（其他三人分别是纪委书记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张德江和政协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报道习近平家族的家产（从房产到矿产投资）价值3.76亿美元（约24亿人民币），是整个英国内阁18名百万富翁总财富的三倍。
太子党 对中国党国机器的控制力的巩固，反映了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称为“红色贵族”）对政府、经济和金融部门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该政权感到越来越不安全，希望通过在领导班子中增加太子党来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制的压力。太子党的财富及权势和持续的专制统治紧密 相连，因此即使他们不代表一个一致或者统一的政治路线，他们被视为现政府最坚定的捍卫者。
“中国梦”
中国媒体和宣传机器充斥着习近平在其人大讲话中突出的标志性的口号“中国梦”。这替代了胡 锦涛老套和滑稽的“和谐发展”的口号。习近平刻意选择一个模糊的口号，玩弄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们经济安全的期望——特别是对于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拥有房产、汽车和消费习惯）。城市中产阶级，据估计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亿人），成为了中共政权当前主要的社 会基础。
媒体营造的环绕在新领导人周围的“政治蜜月”氛围，等于承认离任的胡温团队令人失望。和他们在2003年接手的时候相比，他们移 交一个大大削弱了的政权，其支持基础被严重侵蚀。温家宝作为总理的最后讲话只赢得了不冷不热的掌声。许多评论家将他描述为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连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闻报道显示其家属积累了27亿美元的财富。尽管过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长（去年出现了标志性的减速），习立领导层继承了几个 潜在的重大危机，包括史上最大的房产泡沫、地下银行危机的爆发、社会不满的激增、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冲突的加剧，以及喜马拉雅般规模的政府腐败。
最 后一点是习近平新政策的一个要点：严厉打击腐败——“老虎[高级官员]、苍蝇 一起打”——这个新国家主席承认腐败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许多其他问题，政策变化很大程度上只是涂脂抹粉——新的法律规定政府官员炫耀财富， 禁止国营电视台播出奢侈品广告（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
然而中共改革倡导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谓的阳光法案——强制官员公示他们的财产和投资，目前这还没有列入日程。执行这一法律的决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现实的打击——中共政权如此腐败以至于系统性地执行这样的法律很可能会让整个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确是提高党的权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样的法律可能会损害执政党的权力，”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 告诉《南华早报》（2013年3月10日）。“官员必须确保反腐法律在执行后不会损害执政党的威信。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议题。”
随着中国财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独裁当局越来越老练地运用媒体。习的“中国梦”远景明显山寨了来自美国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这是一个权威主义的版本——忠实地跟随中共。
由于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于中共宣传部命令记者不得在两会上提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显示高层领导人并不愿意真正打击腐败，而只是像往常一样用言辞和零星的行动糊弄我们，”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评论。
但 是除了改变风格，习李领导层在政治方向上没有重大改变。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隐秘性和不断讨价还价以“达成共识”，这限制了政府改变方向的能力。所谓的“稳 定”主宰了官员的思想。对于“政治改革”（放松权威控制）这一议题，尽管中国自由主义改革派倡导非常谨慎和渐进的方法，从人大政协会议放出的消息是这完全 没有可能。
维持“稳定”
俞正生，在中共权力等级中排名第六，说政权会推动“协商民主”（即今天的制度）但是完全拒绝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极端主张”。
“这 些 [俞正生的] 言辞有对内部或外部不切实际幻想再三告诫的意味。……欧债危机的持续，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让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国模式’[政治制度] 的价值，”《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张红称。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评论家的赞扬，他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实施危机“解决方案”的优势
不仅仅只有被 视为强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层领导人都没有在北京的会议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总理温家宝，他之前这一问题上作出过一些承诺（尽管他的言 论从来没有转变为政策）。温家宝在人大上的100分钟的谢幕讲话中，“政改”明显地缺失了。这反映了新的习李领导层达成的共识：推进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 经济改制）但维持“稳定”（坚持一党专政）。
习近平12月在广东重历邓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讲话显露了新领导层的基本面貌。在这份 被泄露到海内外大量媒体的讲话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习近平告诉他的听众说这是由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在这一讲话中，习近 平拒绝“西方普世价值”，将将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其统治集团中“精神上的缺钙”。
习近平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显是非常主观和有缺陷的。在经济上残疾的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独裁当局面临要求民主变革的群众运动。但是悲剧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和反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缺席，这一运动被旧政权官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领导人试图加强一党专政注定失败。对于房价、腐败和极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不满不断累积，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高涨。中共心神不安，而极端温 和的自由派正确的警告说如果不通过放松审查和镇压的方式来给现政权设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阀，中国将面临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反改革派紧紧把握 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放松专制控制，有可能会像苏联最后几年那样打开起义的闸门。无论如何，中国都面临革命的冲击。
上浦镇压
行动总是比语言更响亮。连续第三年人大批准的国内安全预算（用于警察、特务、法院和监狱，达 7691亿元）大于军事预算（7406亿元）。比较来看，中国约124亿美元的国内安全预算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30多个国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尽管和日本冲突的加剧、以及和越南、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共似乎将发生在家门口的社会动荡视为主要敌人。“一个不害怕其民众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个比 国防预算更大的军事预算，”美国组织“人权观察”的尼古拉斯·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评论。
一个重要的发展出现在 距人大会议数千公里之外的起义的广东上浦村。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上报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关于土地被非法卖给富商而引发的纠纷导致当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对峙当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开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泪和震爆弹的2000名准军事警察冲击，抗争运动被野蛮打压。超过40民当地居民包括许多老人和妇女受伤住院，引发不信任和震 惊。一个警察将他在上浦进行镇压的照片上到网上，炫耀说“凯旋而归，真他妈的刺激。打震爆弹，催泪弹。”
野蛮的攻击在这个时候发生是为了 发出一个信号。不仅针对上浦，也同样针对其他农村抗争包括乌坎，在那里一年前发生的一场类似的斗争让政府承诺了一些让步（大部分没有落实）。在乌坎，抗争 运动的领袖中发生了分裂，一派呼吁发起新一轮的抗议而另一派对此反对并警告会遭到镇压。《金融时报》（2013年3月13日）正确地总结，“在上浦野蛮镇 压后，乌坎事件看起来只是一个特例”
这些事件引发了大量的网络讨论。现在许多人将基层选举的“乌坎模式”看作一次失败，而另一些人认为， 正如我们社会主义在当时警告，任何政府级别的中共官员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乌坎抗争不应该解散其独立的民众组织，而应该将其加强和全面民主化，参与 有局限的村级选举并将之作为一个平台继续斗争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权利、归还被盗土地和结束中共亲资本主义政策。这应当是这场斗争以及其他必将发生的斗争的前 进方向。
打击香港的“颠覆活动”
而同时在北京，两名香港记者被国保特务殴打。当时他们试图拍摄一些人权活动家尝试和刘霞（被囚诺贝尔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见面的过程。刘霞被囚禁在家中，尽管她从来没有被起诉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记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伤，激起了香港记者和泛民团体的抗议。
俞 正生在和政协代表的闭门会议中说香港绝不能“成为颠覆中国的桥头堡”，进一步地严厉警告这个名义上自治的城市的民众。这些被中共领导人放大的言论，表明了 该政权将重新推动反民主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他们同样警告，还没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长期陈诺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选）的选举规则可能远远 低于群众的预期。中共官员坚持排除“不爱国的”候选人或者团体赢得政府职务的机制。“在 [中共] 高层看来，西藏、香港和台湾没有区别，高层中没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说。
对中共新领导层的正确描述并不排除其会推出装饰性的改变来赢得公众认可。很明显新政府希望通过一些吸引眼球的举措来获得支持，或许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
另 一个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劳改”（劳动改造）制度，这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罚制度。尽管没有具体建议提交人大，尽管媒体在这方面的矛盾和误导 性的报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终结该制度。可能在今年末就会发生。社会主义者当然欢迎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们警告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镇压行动。今 天中国各地使用庞大的法外黑监狱网络来处理各类“麻烦制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试图限制这种方式。因此尽管“劳改”改革可能帮助习李领导集体铸造其尊重“法 制”的形象，但这不会导致在基层发生重大改变。
“限制政府权力”
尽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领导层清楚地发出新一轮经济自由化的信号。这是 一个刻意讨好资产阶级的举动，特别是在海外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为私人资本打开之前“禁止入内”的利润丰厚的行业的大门。《纽约时报》 （2013年3月17日）称李克强的讲话提供了一个“诱人的调色板”，这反映了国际资本对其的积极反馈。
新的迫切的讲话也同样反映出中共政权高层元老达成一个尽管不稳定的共识：现有的债务驱动、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到达了其极限。经济改革（即新自由主义亲市场政策的官方说法）是新领导人所能考虑的唯一的选择。
仅 仅就职几天，李克强就已经被中国媒体赋予了“有改革头脑的总理”的头衔，被广泛比喻为其前辈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减一半的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去年 李克强的部门参与撰写了世界银行的一份重要报告《2030年的中国》，该报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国有部门去管制和裁员。李克强的新经济团队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马凯（副总理），楼继伟（财政部长）和周小川（央行行长）。尽管已经达到退休的年龄 ，周小川被留用，来监督已经开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场和货币国际化——让中国减少对昂贵的美元依赖。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 论坛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释的，所有这些“改革”都错的不能再错。
人大最后一天的记者发布会上，李克强对1000名中外记者阐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议程：“改革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
“深水区”
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至于你刚才说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
李 克强总理趟水的比喻，构建于邓小平的著名格言“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李克强没有给多少细节，但是很明显新领导人 正在准备一轮对工人阶级和部分国有部门的攻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拯救他们制度的方法，防止持续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中国拖入危机的洪流中。为了 让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强参杂了一些民粹主义的风格——口头承诺的反腐战争和“廉洁”政府。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除了一些“关键服 务”），削减公共部门就业人数。措施包括打压公费旅游和公车，五年内停止修建政府建筑。
解散铁道部，将其分隔成一个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和在运输部下的一个新的监管机构，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数具体措施之一。前铁道部已经成为了腐败和债务的代名词，近年来十几名高层官员被捕。前部长刘志军面临可能因腐败而判处死缓。
习 李领导层将解散前铁道部作为其新改革计划的象征。然而在实际中，这一改变并不是很大而且已经酝酿了几年。在中国，许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担心面临火车票涨价和 裁员，因为会引入更加市场化的实践。总理李克强宣布鼓励私人资本进入之前国有垄断的铁路 、能源和金融行业。需要中央政府批准的申请项目将会至少削减三分之一。
中国“再平衡”？
中共政权面临的困境是它不能继续在旧的道路上前进，但是其选择的新的道路并不比原来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两条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记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报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国新领导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习近平：
“2010 年，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当时经济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闭门会议中。这个意大利人或许是出于好客，赞扬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角色，称其阻止了美国金融危机扩散到中国。然而习近平并没有保持沉 默，事实上似乎并不欣赏这一赞扬。他指出一旦危机结束，政府将从市场中撤出，而让市场按照市场规律自由运行。”
中共党内的共识是，必须减 少对（进入房地产、工厂、道路和基础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严重依赖——现在前所未有地达到GDP的50%. 过度投资导致危险的债务水平、过度建设和产能过剩。增加消费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须的，正如前一届政府（其在这一任务上完全失败）的看法。
影子银行业的爆炸性增长（惊人地类似于金融崩溃之前的美国）显示政府正在和时间赛跑。中国经济试图通过将越来越多的信贷放到政府监管的金融系统之外（去年达到整个借贷的45%）的方式“解决”其自身的问题，这包括高风险产品、不受控制而且经常是欺诈性的投资产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论在根本上和中国目前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不相称。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血汗工厂的工资不能支持大规模消费支出。这帮助 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家庭消费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消费的巨龙”还仅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够实践消费主义的被定义为中 产阶级的人。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接受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如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社会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国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而其他类似收入水平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总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好心，而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建立一个基本的福利网（特别是针对在今天没有任何保障的两亿农民工）能够刺激消费支出。
但 是试图增加社会保障不断和中国体制内的另外的结构性障碍相抵触。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责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他们的财政困难由于土地销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这等于夺走了他们关键的收入之一。财政困难甚至发生在房产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许很快就会发生。
户籍改革
人大会议上一次事件凸显了实施促进消费的 政策面临的巨大挑战。人大关于对长达半个世纪的陈旧的户籍制度的报告没有撰写完成，延迟的原因是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对这一 问题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许多问题”。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完全取消这个把公民分为有更多特权的少数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视的大多数农村居民（超过八亿人口）的制度。 他们更愿意部分改革，加快让一部分农村移民进入城市人口，向他们提供福利保障伞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权。例如农民工的子女必须付钱上学，往往教学质量很差。因 为很多情况下，他们被排除在公共的学校系统之外。
户籍改革由于受到来自地方和省级政府的阻力而延迟，他们不愿意负担额外的财政支出——据 一项估计，约8万人民币每人。然而如果没有这项改革，中共领导人将城市化比作“经济发展的脊梁”将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些显示让政府的顾问告诫两会说“城市 化并不想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南华早报》报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现为政协常委成员，谨慎地警告“过度城市化”会 让数百万人陷入失业和贫穷的陷阱。
美梦变噩梦
户籍改革的另一动力是取得更大的劳动力 市场和工资竞争。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的数据，资本家抱怨劳动生产率从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时，由于人口变化和更多青年进入高等教育，适龄的工厂工人（20-24岁）的劳动力短缺不断加剧。这推高了制造业工资，而同时其他低工资经济体——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为外国和中国投资的目的地。
新领导人的解决方案是对工人阶级薪酬、退休年龄和工作条件以及一些国有部门雇员的“既 得利益”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而同时鼓励私人资本。正如我们所解释的，中共内部对发起经济“改革”的共识并不意味着这会自动发生。由于当前经济结构内部矛盾 以及党国关系的派系化 ，胡温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这一方案。
十一月的党代会产生了当前太子党主导的领导层，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并没 有就此停歇。被遗弃而且目前“失踪”的太子党薄熙来仍然是一个让习近平政府头痛的问题。对于薄熙来审判的延迟，传言说他进行了绝食斗争并拒绝保持沉默，显 示了政府的极度紧张。也有传言说对薄熙来的主要指控有可能从之前报道宣称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变成“图谋政变”。
习近平被誉为“超级平衡 师”，通过许多有利于和不利于两大主要派别的协议（分别为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派别）以巩固他对新政府的控制力。尽管李克强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锦涛的“团派”的代表，习近平试图通过提升团派到其他重要职位来抑制江泽民的太子党主导的“上海帮”的影响力。例如被江派挤出常委的李源潮现在成为习近 平的国家副主席。这一任命“代表团派势力卷土重来，显示权力斗争还远没有结束，”日本《朝日新闻》评论（2013年3月15日）。
习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还远远没有在未来爆炸性的挑战中得到验证。通过再次拒绝政治开放以及甚至是极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领导层面临更大的压力确保经济增长 以响应习近平的“中国梦”口号。但是这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被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和产能过剩窒息，而总理李克强的新自由主义的痛苦、牺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众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梦将变成一场噩梦——问题只是在于这会多快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