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 香港占中领导人美化中产阶级和守法教条，无视1989年关键的一课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将会有十多万人参加。在八九年后出生的新一代来说，每次的悼念晚会成为抗议行动，反对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独裁，为了政权续命而残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容许寸进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镇压力度，将维稳机器。过去三年维稳费增加2,000亿人民币，超越军费开支。
新中国领导层承诺“经济改革”去讨好银行家、资本家和右翼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但断然拒绝民主化，并将之定性为“西方制度”。
香 港烛光晚会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运”的口号。但口号的意思是什么呢？显然，要求独裁政权道歉并招认屠杀，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劳无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运动！即为未来中港的新群众斗争，在组织和政治上作出准备，并汲取八九年的教训 – 中共如何镇压运动。
“占领中环”有从历史学习吗？
“占 领中环”的讨论展开，运动旨在未来香港的普选议题上，向中共独裁施压，吸引不少有志引领斗争向前的人的兴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运动特别切题。可是，“占 中”的主要发言人显然没有从1989年的斗争汲取教训，甚至也无视最近的“占领华尔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独裁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强调要限制未来的运动， 拒绝“激进”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强硬的反弹。这听起来更像是废弃八九斗争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华早报》指（2013年 5月21日），占领中环是“有限制和有条件的公民抗命”。限制斗争规模，可见完全低估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打击中共独裁。连能量巨大的八九运动都未能赢得中 共的退让，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达至这目标？泛民主派领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两个：一、要在未来运动挽回自己日渐消失的影响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会推动真民主改革更激进的群众抗争。
六四烛光晚会的主办单位首次扬弃“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并以“爱国爱民，香港 精神”的口号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领袖趋向以逢迎中共独裁，误以为可以在普选上取得有意义的退让。事与愿违的是，泛民开始软化自己的立场，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补蒙混过关。（更深入分析个中原因，请阅读《社会主义者》杂志21期的社论《激辩“占领中环”》）
戴耀庭坦然主张“中产阶级运 动”，并要限制年青人的参与，彻底违背1989年的经验。同样，这些想法反映“温和泛民”恐惧未来斗争会演化成激进的运动。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无 寸铁，因此占中发言人就“非暴力”的说法，是非常误导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条的斗争，会因为“有限制”而胜利吗？1万人的集会会比50万人更有力 吗？我们应该紧记，2003年时温和泛民自封运动领袖，想与政府妥协，避免摊牌，在2010年时又投票支持中共认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学生领袖没有清楚呼吁挑战和替代独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选择的纲领。学生反专制、反官倒的诉求得到群众响应，鼓动了人民起来行动。这些诉求的确燃起了斗争， 但要令运动持续并带向胜利，是需要更多的。须要一个清晰的纲领，包括立法选举产生革命立宪会议，全国各市组织群众委员会、由工人和贫农政府结束一党专政、 保证全面民主权利，同时实现紧急措施去提升工资、退休金和群众普遍生活水平。这包括团结底层士兵，呼吁他们加入斗争，拒绝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违反法律？
虽 然北京的学生领袖有著政治上的弱点，但也准备违反中共邓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报恶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据闻是邓小平亲笔撰写）命令示威者结束占领天安 门，并回校上课。政府禁制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并禁制学生与工人连系一起，并全面禁制学生和工人的独立组织。八九的示威者拒绝服从邓小平的命令，他们知 道如果受制于中共的“法律”限制，运动必败无疑。
同样，在中国的法律下，天安门广场学生当时要求反专制、争民主，是“煽动叛乱”的政治诉求。这与香港“温和”泛民政党近年扬弃“结束一党专政”的诉求，形成对比。这种自我阉割的逻辑在今天已经体现，在斗争开始之前，泛民已经降低对2017普选诉求的叫价。
在普选提名委员会上的议题最为清楚，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派会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员会，不管是如何构成，都是设计用来削弱群众的影响力，造成“妥协”的结果而有利统治菁英。因为比起控制群众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统治阶级更容易控制封闭的提名委员会，即使是“选举”产生的。
占 中发言人将“守法”奉为至高无上，与八九天安门学生形成强烈对比。再者，他们刻意将“守法”与“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与其他群众斗争可见，两者并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随后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认可的。相反，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命令解散天安门集会后，数以十万计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门，这 是公开违法的行为。同样，警察在过去两年动用胡椒喷雾上升两倍，是合符法律的，却与“非暴力”相违。
八九屠城并不是因为群众“违法”，而是因为运动有潜力推倒中共独裁。任何严肃有力、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皆会面对独裁政权的镇压。这不是指斗争是无希望的，或者应该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领导，将斗争升级并确保胜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于捍卫统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权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共产”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谓“民主制度下”，司法独裁不过是一个迷思 – 统治阶级的政治决定和压力在各层面都反映出来。香港连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们近月见到的审判 – 禁制码头罢工、推翻外佣居港权、打击激进示威者 – 反映统治阶级加强镇压，以抵制工人阶级和挑战现存制度的人。
工人阶级是胜利的关键
占中的领袖们决定在未来的民主抗争中扮演中产阶级的角色，这不但没有跟随 1989年的强大传统，更重复当年一些最严重的错误。89时的学生领袖认为不应该鼓励工人参与运动，甚至认为不应让工人进入广场。不过这主要是在抗争的早 期阶段的错误。期后因为基于群众运动的经验，以及学生中最醒觉的一群了解到与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重要性，于是改变了立场。占中的领袖们实在没有任何藉口忽 视当年六四的教训。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学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偏见，很多反对工人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认为工人没有纪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参与会让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泽东时代和之后的中国》，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门示威中，学生纠察队被指示要围成人链，阻止工人加入。这个错误的立场被随后的事件所颠复。特别是在五月份，在数百名学生开始发起了绝食后，成 千上万的工人从工厂、办公室、包括政府部门、甚至警察也参与了示威。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解释，因为工人阶级掌握著决定性的经济力量，所以其参与对任何 要求社会变革的群众运动都是关键的。这发生在1989年，同时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经历革命性动荡的国家中发生。
无论是不是自 觉的，那些尝试限制或分化运动的领袖或政治组织，实际上也是在为独裁政权服务。学者陈云也是一样，提出香港的民主抗争与内地的群众运动毫无关系，其拥护的 香港沙文主义，装扮成激进的自治概念，并主张香港民斗争与内地无关。陈云收割了群众对泛民妥协的不满，但他自己的逻辑是一样的 – 中共在内地的罪行与“我们”无关，陈云甚至号召杯葛六四晚会，指这议题与香港无关，可谓误人子弟。任何真正反专政的斗争都是跨越边境的，正如我们见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国。再者，中港两地我们面对共同的压迫者中共独裁，试图以地域、某种地方语言或者族众来限制或分裂群众斗争，都是注定失败的。
号召总罢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阶级在群众斗争的影响力激增。中共政权意识到，工人正在激增化，会令政权在工厂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总，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竖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争议性的，有被视为亲美表现），中共官员想派北京最大工厂的炼纲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时分集会人士数目下降时，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后中共高官和公安间谍放弃这样做，恐惧“这样会激起反弹，令更多工人支持运动。”（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当时寻求带领斗争前进的方法，明白到纯粹抗议去“引起政府关注”是不够的。运动已经超越这个水平。中共政 权支离破碎，正在挣扎求存，而邓小平已经准备血腥镇压。不幸的是，因为没有有意识的工人革命组织，可以集中和加速认清政治任务，让工人阶级夺取运动的领导 权。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
工人阶级最战斗的部分，开始提出总罢工的诉求，以支持学生的民主纲领。悲剧的是，学生领袖反对，认为罢工 过于激进。这是与今天中港两地状况最切题的教训。但我们社会主义者提出罢课行动，例如在2012年反洗脑斗争要求全港大罢课，我们认为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领导）可以达到反专制政权所需的斗争水平。这与提倡暴力，或与民粹政客（例如陈云）所提出的勇武社运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亲政府阵营 和资本权贵，无论如何都会这样攻击我们。2003年他们用这样的理由攻击七一游行，今天他们用同样的理由攻击占领中环，指社会会堕入无政府状态，经济被破 坏。资本家和中共政权一样抵制民主变革。对香港的资本权贵来说，邓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节”。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政策打破资本家对香港经济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码头罢工期间，李嘉诚的法律代表诬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牵涉安全问题，以赢得禁制令打击罢工。统治阶级动用残酷的手段，但媒体和宣传机器却将争取民主、捍卫工人权益的人为“搞事”和“暴 力”。有组织和民主运行的群众行动可以削弱这些舆论攻击，并同时赢得群众对激进手段的支持 – 罢课、总罢工、堵路、组织民主群众委员会。运动要赢得胜利，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斗争在去到这个水平前，已经被镇压。虽然群众 果敢站出来，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独裁政权为任务的革命党，而中共邓小平一翼较坚决和有组织。桑塔亚那讲过：“那些未能汲取历史教训 的人，就注定重复它。”不幸的是，占中领袖无视1989年的教训，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以这些血腥教训为依归。因此，我们主张通过激进的群众斗争，立即全面 实现民主权利，而非小修小补，或者为独裁政权续命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