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样的鬥争可以击倒独裁政权？
抵抗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的民主鬥争正迈向关键的阶段。中共发言人证实了所谓的2017普选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社会主义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独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选的最後控制权，将选举降格为「谘询性」的仪式，任何与北京「对著幹」的候选人都不会有机会成为特首候选人。
亲政府阵营甘为应声蟲，竭力宣传「真普选是乌托邦」的论调。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占领中环」与中共一决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阵营担忧，这主意会发展起来，并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体则以陈腔滥调铺天盖地的警告，「占中」会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经济自杀。
「占领」并非新的主意，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对此有专利权。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占领华尔街」以及欧洲类似的大动员成为世界新闻的头条。如果「占领中环」以动员大量群众为目标，不加人数设限；如果占领和遊行以公开和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像2012年占领添马舰反洗脑行动那样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可以是群众运动迈向重要的一步。
集体占领的目标是什麽？
集体占领的行动可以作为跳板，将为真民主而鬥争的行动升级。但要达致目标，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群众鬥争方法，例如罢工／罢课，以基层工人和青年为基础建立群众组织。不幸的是，温和泛民主派领袖并非采取这方法，而是将「占中」设想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领，其目标并非重重打击中共独裁，而只是向选民有所向待。若不打击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战略之前已经失败过，在未来也不见得会成功。依靠与独裁者谈判，承认政府继续统治，从而换取独裁政权赐予民主权利，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近年温和泛民政党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占中」议题去确保自己与中共谈判的权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党，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众原谅。泛民领袖害怕群众抗争，因为害怕会被迫走得太远，甚至群众会在鬥争过程中踢开泛民，选择更坚定的抗争力量。但他们又明白到，2017年的选举将至，如果自己无所作为，便会名誉扫地。虽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视占中行动为鬥争的机会，但对民主党而言，这不过是捧自己做领袖的平台，并尝试控制运动，避免其演变成为挑战现行权力架构的全面抗争。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占领和堵塞中环的人数为一万人。在组织手法和政治纲领来看，这想法有几个弱点。事先限定鬥争的规模，或者强加组织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现实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产阶级」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导运动，因此贬低两个鬥争成功的关键元素 – 工人阶级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这些主意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完全脱离真正的鬥争经验。远的先不谈，就算在香港，近五年来政治运动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带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怎麽样的鬥争可以击倒独裁政权？
温和泛民领袖脱离现实，低估争取普选所需要的力量，对未来的鬥争是相当危险的。例如，戴耀廷发表了难以置信的声明：「理论上，在我们要发动占领中环前，北京就会先妥协。」（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这看法完全错误，低估中央政府态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领导的先天缺陷。李柱铭回顾叁十年前中英谈判开始时，坦白地说：「那时形势不同，我们那时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会有民主。」（《华尔街日报》，2012年4月9日）。
单靠占领行动并不足够迫使中共妥协。再者，参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如果没有清晰的纲领和民主的架构，长期的动员只会消耗参与者的能量，达不到政治上的变革。虽然如此，占领行动可以作为开始，以动员群众，并升级至其他模式的集体行动，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内地。因此，社会主义行动不同意泛民以「占领中环」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应该是一个平台发动更有力的抗争方式，包括罢课／罢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边境的团结行动。最近，有泛民领袖又改变了立场，指如果「占中」被警察暴力驱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体公民抗命延续。这反映泛民开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单靠占领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让。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场仍然欠缺赢得胜利的对策，而占领仅仅是群众挑战极权的政治抗争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终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担忧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後果，而是担忧对内地会产生的影响。中共最高领导愈来愈恐惧中国会爆发革命，习近平公开警告中共政权会在10年内灭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争一定要是群众运动，并必须连繫至中国革命性的鬥争。内地群众（尤其是受尽超额剥削的4亿工人）是击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争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领袖希望），拒绝积极连繫并支持中国的反专制鬥争，将不能够成功。
同时，这场鬥争并非单单反对中共独裁。香港由少数富有家族主导的资本家阶级同样坚决反对民主变革，确保可以继续榨取钜额利润。有大公司和大银行正在威胁，如果占领行动发生而造成「政局不稳」，它们将会撤出香港。可见，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政治自由远远次於赚钱的「秩序」。因此，民主鬥争必然走向反资本主义的鬥争，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运动应该有什麽即时的诉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对「民主选举」只有模糊的解释。没有详尽解释，只会让中央政府有空间玩弄细节，继续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补的技俩。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选方案应该与西方体制看齐，但这是真民主吗？英国拥有上议院，美国的总统则由选举团产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这种所谓「民主」不过是用以掩饰银行和大商家的统治。
戴耀庭又说，只要选委会由普选产生，他会接受特首候选人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筛选。但是，如果要由一场选举去决定谁有权决定谁有权参选，就连西方标準都不如了。如果这是泛民领袖的起点，当面对政府和商家反击时，他们会退到哪里去呢？李柱铭甚至说，只要五个候选人中有一个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筛选机制由现时建制派主导的提名委员会把关。由於舆论强烈反弹，李柱铭其後在48小时内被迫撤回这一主张。从「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误」，可见泛民领袖是何等脱离群众。
如果群众不愿再被出卖，一份争取真正民主变革的清晰纲领是必须的。必须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须要清楚表明立即废除所有精英主义的小圈子架构，例如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组别，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绝不接受筛选机制（不民主政权的典型特色），所有政党和个人都应该有权参选。这运动一定要拒绝枱底交易，例如所谓以普选换取廿叁条。但是，只有这些低限度的条件，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普选，因为中共独裁把持最终权力，决定谁去组成政府，因此任何选举最後都不过是「谘询性质」的！
因此，社会主义行动一方面站在群众身边奋鬥，支持寸进的民主改革，但同时主张民主鬥争必须连繫至推翻中共独裁和中港两地的资本家。我们主张以真正的民主议会取代将跛脚的立法会，由16岁以上人士普选产生，议会有权力选出政府，并实施有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调高最低工资、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价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纲领去打破资本权贵对经济权力的垄断。
再来一次「变相公投」呢？
在群众鬥争里，各式各样的策略是需要的，辞去立法会职务并触发变相公投是其中一个方法。在2010年，社会主义行动积极参与在社民连等的516运动中，我们认为这场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516从激进化的群众中取了50万反建制的选票，这些选民大部分都永久地离弃背叛妥协的民主党等温和派。当时尚未分裂的社民连在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令运动有著反建制的性质，并将来自基层青年的忿怒反映出来。
现时有讨论指，未来「公投」会由民主党和何俊仁发动和主导，这将会和上次的运动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参与小圈子选举的闹剧里，可见民主党并无权自认为民运的唯一或主要发言人，包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对2010年「公投」，并极尽所能减轻「公投」的影响，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对话。如果变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党领导层的组织和政治控制下，将只会产生一个口号和行动「温和」得多的运动，而和现时鬥争所需完全脱节。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未来的「公投」运动必须建基於民主和公开的运动架构，将不同组织容纳於民主鬥争中，在关键议题上进行民主讨论和决策。
应该排除政党参与吗？
有民主党和公民党领袖表示担心「占领中环」会被「骑劫」，不点名暗指激进派分子。他们亦主张排除政党横额、徽号、出版物在运动之外。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占领行动的手段。初看之下，这种「排除政党」的主张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们正确地对资本建制的政党采取蔑视态度。但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麽是这些政党的政客突然伪虚地反对政党的自由呢？任何群众运动若果不容许自己阵营内有民主（不同团体、政党和个人公开运动并发表自己意见），这个运动根本不能创造民主的社会。
讽刺的是，最擅於禁制不同政党的是中共政府。同样，声称自己民主的领袖和团体抱怨运动会被「骑劫」，是自相矛盾的，与中共指责群众反抗「别有用心」的说法一脉相承。无论是中共还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轻蔑群众的表现，视群众为无思考能力的人质，会被「外来势力」操控或骑劫。泛民领袖这种说法反映其内心的忧心和虚怯，要保持运动的牢牢控制，并排除所谓「激进势力」的影响力。这并非我们第一次见识到小圈子领导层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运动。
泛民政客主导媒体上的辩论，但同时自己在实地上欠缺实力，没有群众政党和活跃分子。这是国际性的现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体、广告和选票主导，但完全没有在群众里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党转右并沦为资本建制的附庸後，也无一倖免走上这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行动及工国委主张组成新的战鬥性工人政党。历史表明，这样的政党在民主鬥争的路途上是必须的。
亲资政客（包括泛民派领袖）害怕现实的鬥争，时刻指望着妥协，不需要也不愿意与示威群众站在一起，宣传自己的理念。他们只需通过主流媒体媒体传播理念，试图从最不积极和觉悟最低，而非站在抗争前线的阶层中获得支持。各个政治派别（或无派别）的代表或领袖在曝露在公众面前，对群众鬥争才是有利。民主党领导之流反对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运动，因爲他们希望隐藏他们真实的政治主张，方便为与政府秘密谈判。
反洗脑占领政总一役，有何教训？
去年，反洗脑运动演变成十万人占领政总九日的行动。但这群众由非选举产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协官僚（民主党政客）及一些民间团体主导。「学民思潮」被捧为运动领袖，受到媒体嘉许并人气急升。但「学民思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Facebook群组，由一两个「政治明星」主导，组织并无民主架构的会员基础。这松散的网路除了反国民教育外并无清晰的目标和战略，令教协官僚非常容易将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们的术语，「骑劫」了他们。反国教的领袖在完全没有民主谘询群众参与民意的情况下，突然解散运动，接受政府的半妥协（搁置国民教育），任由计划在未来死灰复燃。群众运动就这样被出卖，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机会。
在「占领中环」运动里，戴教授取代了「学民思潮」的位置，作为掩饰民主党之流的一块「新脸孔」。我们认为，无论是占领政总还是占领中环，都必须完全民主并广纳，让劳动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临」的角色参与而不能发声，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让人们讨论运动方向、诉求和策略。任何与政府的谈判应该公开，而领袖的建议应该先通过群众大会辩论，当中由不同团体表达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才能得到认可。
反国教运动期间，社会主义行动的年青成员积极参与的「全港大罢课行动」受到反国教大联盟的部分领袖严苛抨击。因为「大罢课」提出了一些「大联盟」不欲见到的民主原则，例如容许所有国教的团体派发单张、筹款和收集签名。「大罢课」当时印刷了超过5万张支持罢课的传单。
我们支持罢课的同志受到攻击，并以中共的逻辑指控我们「分裂运动」、「骑劫运动」、「冒认学民思潮」（但学民思潮是反对罢课的！），甚至被身体上的暴力袭击。正如我们当时指出，群众鬥争以「一党专政」的形式进行的话，是相当荒谬和危险的。运动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为小圈子领导层想牢牢控制运动，防止运动升级，并竭力将其去政治化。具体来说，主办单位竭力遏制占领者对要求罢课、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以此，他们用演唱会代替政治讨论。在突然解散运动後，很多参与者都感到惊歎和混淆。
运动应该非暴力吗？
很多人希望不通过暴力而达致政治变革，是可以理解的。对於「香港自治运动」陈云提出，民主鬥争必须「勇武鬥争」，社会主义者杂誌并不支持。我们主张有组织、有纪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动，但我们同时警告，国家机器镇压的威胁，并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备。从来没有统治集团会不战而降，捨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因此他们必然会动用国家机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对付群众。中共固然希望将镇压香港的任务外判给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选举所爆料，2003年反廿叁条的政治危机时，香港统治菁英曾经讨论动用解放军镇压示威者。
虽然至今这仍未在香港发生，但镇压加剧已成趋势，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严厉判处。甚至连西九龙总区指挥官郑仕廉也承认：「并没有数据表明近年来的示威趋向激烈。」《南华早报》（2011年9月16日）
支持「占领中环」的泛民主派领袖特别强调「非暴力」抗争，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占中」要与七一遊行和反国教占领零舍不同。他们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筛选程序和宣誓仪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动外，完全扭曲政治抗争的图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却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设镇压武器，不仅包括1万个防暴手榴弹，以及发出高分贝和高频率的声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领袖说，示威者被逮捕的话不应反抗，显然这是错误的。按照这逻辑去说，这等同让政府和警察决定何时结束占领行动。如果这样的话，为什麽要展开运动呢？提倡这想法的人完全没有建基於群众鬥争的实际经验。参考天安门广场的例子，示威学生组织基本的安全纠察队，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间罪案率降低了）。较近的，是广东乌坎村的群众起义，见到有组织的社区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镇压，并安排自卫，将中共地方官员和警察驱逐出外，後来更迫使武装到牙齿的独裁政权妥协，令村落免於受到代价沈重的政治打击。
在民主鬥争运动的决战时，认真的战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会打压，而增加政府镇压的政治成本。同时，以罢工纠察队为榜样，在运动中组织基本的筹备和自卫（防範亲政府的搞事者）。这种措施会降低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对警察打压采取沈默态度是鸵鸟政策，只会令亲政府阵营更放胆攻击运动，增加爆发暴力衝突的危险。
为什麽罢工／罢课比遊行占领更有效？
总结来说，如果占领行动是反中共鬥争的开始，并会发展至更广泛和有力的战略，占领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结力量为鬥争升级。但单靠占领要打击中共是不足够的。
要完成这历史任务，其他的鬥争方法，例如号召全港工人罢工一天作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现实的力量所需。罢工应该摆摆一系列的诉求，包括全面民主权利，并将之连繫至被忽视已久的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务、集体谈判权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会主义行动提倡学生罢课作为先锋的行动，仿效1989年天安门的鬥争。学生罢课和占领校园可以作带头作用，接著以更强大、更关键的工人阶级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专制鬥争中，工人群众开始罢工令运动迈向高峰。泛民主派领袖的战略并不建基於任何实在的经验，又害怕实际鬥争。我们社会主义者与他们不同，我们紧贴群众鬥争和革命起义的新鲜例子，从而产生引领成功的理念、口号和策略，并在未来鬥争爆发时应用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