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场审判骚,另一出反贪剧
文森特·科洛 中国劳工论坛
启动中国庞大高铁项目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因贪污于6月9日在北京受审。超过477份法庭文件详细列举了他二十多年来的贪污罪行,其中11人涉及贿赂刘志军而获得职务升迁或者商业合同。用贪污来形容刘志军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庭审竟然连半天都不到就结束了,证明这场庭审完全是作秀。“高速审判”在这类案件中司空见惯,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机关达成的决定上盖上橡皮图章,然后在被告有机会答辩前,将之迅速带走。
根据官方媒体《京华时报》,刘志军被没收的资产包括374套房产(价值8亿人民币)、16辆汽车,612件艺术品以及大量股票。该报亦报道,在涉及刘志军滥用职权的案件上,扣押冻结人民币79,553万元、8,525万港元、23.5万美元、2,232万欧元。以当前利率兑换,涉案的金额总值8.82亿人民币。在刘志军被捕的时候,央视曾报道他收受的贿款高达10亿元人民币。
法院轻判
然而,检察官没有就全数款项起诉刘志军,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间,接受贿赂6,460万元人民币,刘自己亦含泪承认。这不过是刘志军非法所得的零头,案件的关键事实是被法庭掩盖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这在中国并非没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调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开来、王立军的审判,以及薄熙来未来某个时候可能接受的审判,检察机关刻意减小被告的罪行。官员劫掠的严重程度被淡化,来减轻对中共党国(中国贪污滋生的源头)的打击。
铁道部长期以来一直是贪污的巢穴。2010年以来超过15名高级官员由于贪污被免职。刘志军的手下张曙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在同一时间被捕,并被指控将28亿美元钜额资金转移到海外银行账户上。如此钜额的资金被盗,可见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铁道部等政府部门预算臌胀,贪官从中发财。根据国家审计局在2011年的调查,通过假发票、非法招标和马虎的财务管理,京沪高铁这个旗舰项目的预算被盗50亿人民币。
刘志军出了名从铁道部授予的每份商业合同上收取个人回扣,养成“裙带资本主义”的风气,和私人承包商建立关系,例如帮助陕西商人丁书苗获得30亿元人民币的铁路合同。据报道,丁书苗安排年轻女性与刘志军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资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多名演员。香港《明报》报道,刘志军有18名情妇。
“假审判”
“这如常是一场假审判 ”维权律师浦志强说,他预计法庭判决会“遵照领导人的意愿而不是法律”。对高级官员的审判是按照剧本写好的表演,尽可能避免为执政的中共带来政治风险。在中国拜占庭式的政制下,调查贪污往往是中共内部权斗的计谋。有报道称,刘志军企图通过贿赂进入中共领导层,甚至政治局。根据新加坡媒体,他曾打算花20亿元人民币“买”副总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刘志军被前领导人胡温拉下马。这是胡锦涛派别(团派)对其前任江泽民派别(上海帮,刘志军所属的派别)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一部分。由于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发最高领导人人选争夺战,中国政府内部斗争(有时被称作“一党两派”)升级。前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也是江泽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职和被捕,可见斗争导致两派出现罕见的公开分裂。
胡温不仅将刘志军抢夺权力的企图消灭在萌芽中,以此来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铁道部。由于铁道部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胡温解散旧铁道部的政治议程已经其继任者习李完成。中共领导层利用铁道部的贪污丑闻和危机污名,通过媒体来消除对新自由主义改造的抵抗。无论是来自政府内部还是公众,对票价上涨和低利润服务的削减,都感到担忧。
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
因此刘志军仅仅是众多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平衡两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巩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时限制党内派别斗争,防止其升级成公开的“内战”。刘志军案件还没有被宣判,不过看起来刘会获得法庭“宽容处理”,连检察官都在法庭上为其求请。这种“违规”干涉,甚至连中国演出式的审判标准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网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个嘲笑检察官请求宽大处理的帖子,在一天内被转载12万次。
“宽大处理”意味著刘志军将逃过死刑,类似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审判模式。这结果可以是习近平向江派摆出和解的姿态,而江派将要对此作出某种交易。一些人揣测这联系到薄熙来的命运。薄熙来的下落已经是国家机密,他似乎已经消失在“双规”的黑洞当中。
有传言称,尚未被正式起诉的薄熙来拒绝与检察机关合作。薄熙来作为高级别的太子党,在中共党国内部仍然有权势的保护人,亲薄的太子党势力正在幕后向习近平施压,要求减轻刑罚,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目前阶段还不清楚习近平及其新领导层,仅仅是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触发派系战争,或者对薄熙来的策略是有可能对江派中另一高层人物发起新的攻击。
这有可能联系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运。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据信他和薄熙来的阴谋有干系,如窃听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电话,包括胡锦涛。最近宣布的对前四川副省长郭永祥的调查,可能是开始对周永康动手的信号。郭永祥,周永康的亲密盟友,被怀疑未指明的“严重违纪” —— 对腐败较委婉的说法。“这很有可能与报复周永康有关,”资深中国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说。对周永康的攻击很可能和更广泛的经济“改革”议程有关,类似于解散铁道部的步骤。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党,对石油部门拥有实际控制权。
由于薄熙来完全不服从,而不像刘志军、谷开来和王立军那样按照剧本认罪,当局无法将薄带到法院开庭。长期批评薄熙来的法学教授贺卫方说:“即使只有一丝一毫的不配合,他们都不敢开庭。”
但是,如果进行秘密审判,会被公众质疑掩盖真相,而损失公开诋毁薄熙来声誉的宣传价值。因此,刘志军可能被用来作为“诱饵”,“哄”薄熙来或至少是其背后的强大势力的,让他们接受一项协议,为继续处理薄熙来案铺平道路。
前铁道部作为第二大的政府机构,仅次于军队,坐拥钜额预算,是旧经济模式的象征。谈到解散铁道部,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国家计划机构)下的智库任职的王一鸣称,这“表示国家将产业领域由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后一个『堡垒』。”
铁道部的庞大资源使得中国能够在5年内创建世界最长的高铁网络。但是和自由派经济学家言论相反,这并不是“计划经济”,甚至连毛泽东下的官僚计划经济都算不上。相反,这是规模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例,铁路的扩张偏向资本主义发展,推高房价和让有裙带关系的人发财,而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不仅如此,民主监督和控制完全缺乏。最初有报导指,对刘志军指控包括他请风水师制定新铁路项目开动的日子,虽然这一指控在最终的法院起诉书中没有提到。
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的是大规模升级常规铁道线路,并将电力网络现代化,减少对大量运煤车队的需求(现时占全部铁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对当局大张旗鼓地片面强调服务极少数人的“白领线路”,这要合理得多。自然,当前数十亿元的项目被贪污的承包商、滥收物资费用、严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铁的总费用超出预算67%。
疯狂的扩张步伐同样提出了安全的问题,“豆腐渣”工程和“设计缺陷”,特别是后者在2011温州事故中被提到。这场事故中,两辆子弹头列车相撞,40人遇难,200人受伤。报告称刘志军“对事件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但是这一事实也在法庭的起诉书被忽略了。调查高速铁路项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记者受到威胁,而官方审查机关下令媒体封杀相关报导。
安全问题进一步推高了高铁网络的成本,在温州事故后其运行最高时速降低50公里/小时。《财新》杂志报道:“[京沪]线路在每晚列车停止服务后需要花4小时进行维护。每天清晨两辆列车(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出发)在线路上进行空车试行。每10天,子弹头火车和铁轨会接受安全大检修。”
*更难掩盖的问题是铁道路累积的债务,在2008年到2012年间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铁道部负债2.7万亿人民币(4,340亿美元),这接近希腊的国债(4,900亿美元)。
自由派用债台高筑作为主要论点,推动解散铁道部。尽管就百分比来看,铁道部债务低于中国国企平均负债率,可见中国经济中债务危机的严重性。
习近平的反贪运动
将铁道部解散,分拆为行政和商业两个机构,并将刘志军投进监狱,代表了习近平宣传自己为“经济改革者”和“腐败克星”的小胜利。就任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发动民粹的反贪运动,承诺“老虎、苍蝇一起打”,即高级官员也不会幸免。习近平并不愿意将民主问责引入政体中,而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 一个更加高水准的、相对少贪污的独裁统治蓝图。
自由派往往过于沈醉表面而非实质,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认为习近平会启动“政改”(局部民主化)。随著现实水落石出后,用列宁的话来说,对政府“不切实际的信任”则石沈大海。事实上,习近平最近向毛泽东取经“整风”,模仿薄熙来的伪毛派民粹主义(但避免任何反资经济议程),令自由派愈来愈恐慌。习近平的“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形左实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泽东遏止呼吁政改的声音,一方面推行右翼亲资经济议程。
如同他的前任,习近平打算小心和选择性地动用反贪的双面刃,不同的是动用更精细和民粹的媒体宣传,来提升自己的反贪形象,即使反贪措施多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员公开挥霍,并更严格审计政府部门和军队的支出。与庞大的政权腐败比起来,这些措施不过是涂脂抹粉。“我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政治秀,这应该被看成节俭或打击腐败”奢侈品爱好者 –丹尼尔.吴说。
根据“全球金融诚信”在2012年10月份的报道,中国经济从2000到2011年的非法资本外流总金额达到3.79万亿美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仅仅在过去五年里,超过60万 [中共] 官员由于涉及贪污活动而被调查。”她补充说:“其实应该被调查人数可能接近600万,甚至6000万。”(对外关系委员会,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调查的贪官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诉的更是寥寥无几。正如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贪官被判监禁的机率不过3%,使官员贪污成为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近五年来对经济疯狂刺激后,今天中共党国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干净的。这和疾病缠身的前国民党政权荒诞地相似,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对国民党惊呼:“他们都是强盗,每一个人都是。”而当前领导人如此渴求限制贪污的方法,竟然深入钻研中国历史。正如《新华社》报道,政治局甚至邀请两名历史学家参加“第五次集体学习”,概述封建王朝如何处理贪污和促进廉洁从政。这一新闻遭到网民的嘲笑。自由派评论者张力帆说,由此可见习近平当局旨在建立“党的君主制”
因此,尽管习近平能够从之前的反贪“战利品”(如刘志军和可能受审的薄熙来,尽管他们都是被习近平的前任拉下马的)中获取政治资本,他同时避免更大范围的打击,因为这可能引发派系冲突,过度揭露中共政权的混帐。
而同时,当局转而压制呼吁更严格、更具体的反贪措施的活动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动分子由于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横额抗议,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逮捕。习近平当局也加强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防止贪污在网络上过度曝光。许多中共官员对“微博反腐”的现象不安,寻求保护。对于习近平打压奢侈品,《新华社》报道官场内流行的新口号:“悄悄地吃、轻轻地拿、偷偷地玩。”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讥讽说,刘志军是第一个“公示财产”的中共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