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曾经因为有广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获得“社会民主主义典范”的。但是，在过去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的）打击下，这模式早已土崩瓦解，《经济学人》将之称为“无声的革命”。
派瑞．奥尔松（Per Olsson）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
下文写于瑞典骚乱爆发前，这国度曾被视为平等安全的典范，却发生了戏剧性转折。本文深入探讨事件背景。瑞典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愤怒在街头爆发，现在为世界各地的媒体所报道。
瑞典看似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侵蚀，削减福利、降低税收、限制政府开支的措施似乎行之有效。但这不过是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报刊、智库和右翼政府的说法。瑞典财政大臣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甚至被《金融时报》评为欧洲最佳财长。但瑞典绝非是个例外，当瑞典的资本主义架构已经变得日益不平衡和不稳定时，多年来的紧缩措施和右翼政策已严重破坏了社会结构。
“老瑞典模式”已不复存在。相反，瑞典已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典范，就从私有化和去规化方面而言，比世界上任何发达经济体推行了更为激烈迅速的自由化措施。这是去年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结论。
最近，保守派老大《经济学人》杂志公布一项标题为“北欧国家，下一个超级模式”的调查报告。其文章特别挑出瑞典，文中提及：“左转的趋势已经扭转，不再是国家力量进一步扩展进入市场，在北欧，市场正在扩展进入国家体制中”，并洋洋得意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并将之称为一场“无声的革命”，福利国家分崩离析，私人公司正在管理学校、老人院和托儿所，交通运输行业的管制则完全放宽。
“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67%降到今天的49%。它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从支出规模而言）比英国更小的政府。自1983年以来，它还削减了27%的最高边际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下降到57%，废除了针对地产、礼品、财富和继承的一系列税收。今年则将企业税从26.3%削减至22%”。（《经济学人》，2013年2月1日）
根据《经济学人》描述，这场“无声的革命”已经将瑞典转化到这种程度——“弗利民（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会比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更准确描述瑞典过去25年的深刻变化，应该将之说为一场夺走过去获得的社会成果的反革命。
恰恰是80年代后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始推动这场在瑞典所谓的“制度变迁”。从那时起，无论是什么政党执政，都推动这一被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即通过结合放宽管制和推行私有化的政策，对公共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打击。
打击福利，攻击工会
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瑞典在2009年后经历了经济复苏，2010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达到6.1%，在2011年达到了4%。然而，此前瑞典面临过当代最大的经济跌幅，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5.5%。迄今失业率仍然高达7.5%，在整体失业人口中，长期失业率已上升至30%，远高于2006-08年。去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0.4%。
2008-09年危机对瑞典冲击严重，但由于几个原因，其过程相对短暂，而且主要限于严重依赖于全球投资和贸易的工业部门。2009年，工业生产下降了20%，投资下降了23%。数十万产业工人失去工作。由于对就业人口的减税政策，加上信贷持续膨胀，推动了居民家庭支出，使服务部门受到的影响较小。由于2009年住房价格上涨了7%，所以即使是在危机中，人们愿意负债购买房子或公寓，家庭债务仍然在增加。
从2006年到2010年，以温和党（相当于英国保守党）为首、由四个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组成的右翼政府，四次削减工资税（大约7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这也降低了企业营业税和工资税，降低了房产税，取消财富税和遗产税。总的来说，这些减税政策有利于富有阶层。
然而，这些政策的确刺激了经济计划，抑制2007-09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不过，政府的意图是收买民心，分化工人阶级，并迫使失业者接受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伴随着为富有阶层提供减税政策的，是大幅削减失业保险和病假工资。瑞典成为退休金税率比工资税率还高的少数国家之一。
政府政策背后的另一个动机是：削弱工会。政府在2006年秋季上台后，第一个的决定是急剧改变失业保险福利金制度，这一基金在瑞典本是由工会控制的。2007年1月1日开始，个人失业保险基金的缴付额度大幅增加，而针对工会会员和失业保险金缴付的退税被废除。此外，失业保险福利基金缴付额度出现更大差异——即一个工会里失业人数越多，要缴付的额度也就越高。
政府旨在使工会会员费用变得昂贵，并且粉碎了工会会员资格和失业保险金领取之间的联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令瑞典工会在2007年和2011年之间失去了273,000名成员，也因此工会化的水平已经下降到70%，相对1993年的85%。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意味着福利体系的解体。“在2005年，瑞典曾经拥有世界上第二最慷慨的失业保险计划，但根据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如今）为的瑞典失业者提供替代收入的福利已经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且，1952年以来第一次，瑞典的疾病保险金仅覆盖52周，也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瑞典英文报刊《本地》，5月12日）
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如养老金、失业经济和丧失工作能力补助，自90年代初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三分之一，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使瑞典只是略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几年里，社会安全网络的空洞进一步扩大，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前所未有地增长。“在过去的15年中，瑞典是34个经合组织国家中不平等加剧最严重的，其贫富差距增长是美国的四倍”。 （《金融时报》2012年4月21日）
经济失衡
2009年后的经济复苏，主因是全球需求开始再次增长而带动出口增长，特别是资本货物（生产资料） – 机械工程产品占瑞典出口商品的一半以上，此外诸如钢与铁等大宗货物。瑞典大部分出口都是面向德国和挪威，这两国在最近几年都保持着持续经济增长。瑞典资本主义也得益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经济繁荣：亚洲现在占瑞典出口份额的13%。但是，欧洲迄今仍是瑞典最大的市场：瑞典70%以上的出口输出到欧洲国家。
在201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已经有迹象显示瑞典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危机恶化而全球经济复苏正在失速。“经过两年的市场收益，我们预计在2012-13年度，由于需求的构成令优势失去，加上竞争力不断弱化，市场份额会有所下降。”（瑞典国家银行发布的经济预测，2012年4月24日）
自那时以来，经济一直停滞不前，而失业率在上升，在今年1月达到8%。青年失业率更是高得多。根据联合国区域信息中心3月份的报告，瑞典的青年失业人口占失业人口比例是所有经合组织（OECD）中最高的。瑞典24岁以下的失业率为24.2%，是平均失业率的4倍。
瑞典资本主义经济过度依赖有限的产品类别，而由于依赖全球需求，使之更为不平衡，并仰仗于短期行情。由于工业依赖国外市场，欧洲发生的某些具体问题不免会影响（瑞典的）出口。今年瑞典经济增长乏力，最好的结果是增长1-2%。与此同时，随着出口增速放缓，地产和建筑行业也增长乏力，回到与2008年危机时几乎同样的困难状态中。
私人消费和私人服务部门的扩张，无法再同样地刺激需求和增长。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失业率持续上升，不平等拉大。此外，在过去18个月内工业裁员人数上升一倍。在社会支出方面，进一步削减，令例如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失业率上升，零售业亦迈向危机。此外，就业愈来愈不稳定，更多的人从事着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老板解雇工人变得更容易又更便宜。
财政纪律的诅咒
这也是实施右翼政策及紧缩措施的结果。目前，瑞典政府一定被视作欧盟里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和鹰派政府之一。“财政纪律”已成为一项法律，要求限制年度开支，预算盈余要在一个商业周期内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
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连续多年下降（在现政府执政下，从2006年的52.9%降到2011年的51.8%），基础设施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过去25年中，瑞典在基础设施运营、维护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很少，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例如，铁路的运营和维护就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甚至地方政府的预算也要被迫平衡，意味着每年削减支出。
这些苛刻的政策破坏了国内市场，并令目前的趋势走向更加不平等。路透社在2012年3月21日发表的《由于富者愈富，瑞典平等消失》一文中写道：“欧盟统计局最近称，在保加利亚之后，瑞典处于贫困风险人口的升幅是第二多”。另一方面，瑞典的美元百万富翁人数去年达到61,000人，创下纪录。尽管瑞典只有950万居民，有十个瑞典人在《福布斯》杂志的“2012年世界富豪榜”中榜上有名。最富有的119个瑞典人的2012年财产总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0%。贫富差距从未如此的巨大。
家庭可支配收入充其量会有适度增长，但工资增长持续疲软。除了降低公司税，政府似乎不会进一步减税。私人和家庭债务已经达到了警戒线。去年的家庭债务飙升到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70%，而在1996年不过是90%。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瑞典房价相比收入被高估了30%。当失业率上升和收入减少，众多家庭难于支付房贷，房地产泡沫将开始破灭。
此外，政府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所谓的“就业促进政策”彻底失败：失业率远高于2006年，就业率降低。只有三分之一的失业者拥有失业金，其余的人则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金、家庭或朋友的接济而生活。而在2006年，大多数失业人员都会从与工会相联的失业保险制度中领取保险金。如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所言，就业促进政策已沦落为提供“不熟练的简单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低薪的临时工作。虽然大多数人希望从事全职工作，接近五分之一的工人只有临时合同，超过四分之一的职工是兼职（主要是女性）。
在这一切之上，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势必破灭。瑞典拥有世界上最被高估的房地产市场之一，房价被高估了约25-30%。瑞典正走向一场新的危机，而右翼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正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
这一大众情绪已经转向反对私有化和风险资本家对公共部门的掠夺。执政联盟节节败退，如果今天举行选举，那么政府将被多数选票否决掉。但对政府的不满没有转变成对社民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AP）的巨大支持。尽管有反政府的情绪，但社民党只获得31.9%的选民支持，只比2010年最后一次选举的30.6%稍微增加而已，那次是该党自1911年以来的最低得票率。
由于缺乏一个真正的左翼选择，加上斗争和觉悟的水平低，使右翼种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有机会利用大众不满情绪。该党支持率高达10%，成为瑞典国内第三大党。当前，北欧每个国家都有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现状是一个警告，如果不准备组织一个工运以认真反击，以反击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就会如此。
对医疗服务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一系列震惊的私营养老院丑闻后，在民意调查中，接近80%的人希望禁止福利部门追求利润。（在瑞典，五分之一的老龄护理、住房和家务支援都在私人手中。）尽管众多丑闻曝光，但也不及克莱玛（Carema）公司营运的养老院可怕。这家风险资本家拥有的私人公司将利润隐藏在避税天堂中。
根据stockholmnews.com（2012年11月11日）的一份报告透露：“斯德哥尔摩一间由克莱玛（Carema）私营的老人健康和社会护理中心（Koppargarden），有一位医生透露弊端：由于对伤口糟糕的处理，一个病人死于脓毒症（败血症），还有许多明显营养不良的患者。不必要的截肢、必要的医疗药品供应不足、许多医疗事故、缺乏专家和人手。”
在由克莱玛（Carema）和其他私人公司营运的其他养老院中，同样可耻的环境也被揭露出来，这些公司的目的是牟利而不是提供护理。“一切都只是为了省钱、省钱、省钱”，克莱玛（Carema）的员工说道。研究还表明，牟利养老院人手编制水平低于公共部门。财团在公共部门中扮演着掠夺者的角色。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去营运养老院、医院和学校，但他们将赚到的钱转移到避税天堂，然后分配给股东。当瑞典私有化公共服务时，一直用公帑维持，但却外判服务的管理。
对教育的掠夺
教育是另一个部门反映着私有化的可怕影响，教育系统处于危机状态。市场改革令私营的所谓“自选学校”（free school）天文数字般的增长，因为政府旨在把时钟拨回到的社会隔离式的旧学校制度，以助长一小部分精英。
这一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教育政策，实际上开始于80年代后期，与其他类似的政策一样，受社会民主党支持。在90年代引进的教育券制度意味着几乎任何人都能创办一个学校，并享受公共资金支持。从那时起私营学校的数量一直剧增。今天，超过20%的中小学的孩子在由公帑支持的私营学校中学习。
仅有瑞典和智利这两个国家的牟利学校由纳税人的钱去支持。“LR（瑞典的两个教师工会之一）指出私立学校吸掉纳税人数以百万克朗，而不是为更好的教育再投资。该工会在今天的一份报告中声称，少数几家公司从由国家的私营学校运营基金中已经赚了近2,000万美元。”（瑞典电台2012年1月4日）。
该报告总结出，在贪求利润的私募投资公司眼中，私营学校被视作安全投资。私营学校行业被六个私人公司所控制。其中最大的一家Academedia在避税天堂格恩西岛注册，是当地注册的最大风险投资公司EQT。Academedia在瑞典拥有超过100所学校，共约45,000名学生。该公司在2010年的利润超过2,900万美元，创下纪录。
由私营学校比公立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花钱更少，而且教师人数较少。私营学校缺乏图书馆、食堂、学校操场等。在斯德哥尔摩你能在地下室找到私营学校。学生在休息时间不能到操场活动，反而不得不走到墓地！私营学校加深了社会和族裔隔离，导致各种标准的整体下降。瑞典一家教师工会LR指出：“无论是学生还是整个社会，都没有从过去20年中的放宽管制获得什么”。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TIMSS），瑞典的高中升学率远远落后，六年来不断下降。
反私有化、争取公共福利的斗争将会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成员主动设立“没有利润的福利”运动。这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真正草根运动，汇集起工会会员、左翼活动分子和当地活动分子。
这场运动要求结束私有化，支持大规模投资公共福利，抓住了群众情绪。甚至社会民主党内部在此议题上深陷分歧，有部分响应此议题。该党领导人拼命捍卫私有化、牟利学校和养老院等，但现在受到党员们的公开挑战。去年2012年6月召开的瑞典总工会（LO）大会决定反对领导层的意愿，支持在福利上的非营利原则，反映了整体情绪的变化。然而，在大会结束后，领导层改成了控制利润的政策，显示当前工会领导并不打算组织反抗，对抗资本统治和新自由主义。
这一战线可以预见将成为近段时期最重要的斗争之一。这场争取公共福利的运动，是反对以进一步私有化为信条的腐朽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一场为推翻旧有的寄生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