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审判－权斗激烈 政权内部面临地震风险
邓美晶（社会主义行动）与 文森特・科洛（中国劳工论坛）合撰
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在八月份经历五天审判，结果却出乎中共领导的意料之外。这更进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独裁本质与其警察镇压机器。这审判被广泛视为中国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场，并让人一睹国家与独裁者内部如何深陷危机。
薄熙来是一名太子党领导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并被起诉受贿、贪污及滥用职权。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领导层旨在透过这场审判来加强其“反贪”运动，巩固自己的威信。
他们一方面想抹黑和消灭这棘手的政敌，但同时容许审判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希望营造中国正在通向“法治”的“进程”的表象。因此，某种协议似乎达成，去容许薄熙来挑战其中一些指控，并容许他对证人进行反复盘问。但是从北京的立场来看，效果却适得其反，薄熙来与他的法律团队否认所有指控，并主导了整场审讯。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强迫作出虚假的供词，说“我违心的承认过这个事情”。中国刑审大量使用迫供已是众所周知，薄仅仅是证实了这点，但尽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层口中道出这个事实，带来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经使用类似手段，如在重庆打击犯罪集团的“打黑”中，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并面对即决裁判。
政权失去控制
毫无疑问，薄将被判有罪，并被判长期的监禁（判决将于之后公布），但薄的这场审判并没有像之前高官贪腐案件一样，跟随相同严密的剧本。他否认所有对于他的指控（几乎肯定这超越了审判前达成的协议），他的自辩被媒体描述为“霸气犹在”和“非凡”。他的抗辩成功打击了数名控方证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谋杀罪的妻子谷开来，薄熙来形容谷开来“已经疯了、经常说假话”。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2008）和陈希同（1998），其两人的审判在一天之内结束，薄的五天审判则长得多。可见，这场法院案件明显走出了当局的控制。
庭审结束后，公众普遍地认为，薄熙来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数人看到整个中共国家的腐败，在这方面薄熙来与其他高官没有两样。新左毛派一向视薄为现时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领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对薄熙来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倡议者，也纷纷抗议这场审讯距离公平还差一大截。
微博一项调查指出，在那些过往不支持薄熙来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审后对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显得非常薄弱，除了证人的证词和薄自己的供词外，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词后乱了阵脚。
由中共控制的司法系统严重地依赖口供，而往往是用强迫的口供来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况。随著审判的发展，国家媒体加大了对薄的攻击，去掩盖检察官的糟糕表现。
控方的任务也由于当局减少对薄的指控而变得更为复杂，指控只复盖他涉嫌的轻罪中的一小部分。这已是了高官贪腐案件中的常规。当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贪程度，因为这将牵连到其他官员下马，破坏整个政权。
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只涉及贪污和受贿约2,500万人民币，而且只牵涉他在掌管大连市的时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庆时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庞大的金额，并且牵连其他高层人物。
如时事评论家们所指，2500万人民币对于今天的贪污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贪的还少！在九月份，当薄被中共开除出党时，中纪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碍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参与在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杀一案等（此案是谷开来被判死缓的原因）。作为协议的其中一部份，对薄的指控由六宗罪减至三宗。
薄在国家层面中仍然有相当强大的后盾和人脉（江泽民派系），很有可能是这些势力对中共的领导层施加压力，要求谨慎处理（限制指控），并给予薄在庭上抗辩的空间。这正是薄在庭审利用的一点。也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后盾目睹中共权斗似乎正在扩散，如针对薄的盟友，例如有“国安沙皇”之称的前国安部部长周永康以及其同僚，于是怂恿薄去进行违抗性的自辩。
然而，尽管薄熙来否认所有指控，他的抗辩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没有揭发其他高官的贪腐，也无直接攻击政府或司法制度。他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针对控方证人如商人唐肖林。明显地，若果这场审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纵者必然是中共的领导层。这种自我审查很大可能是审讯前协定好的一部份；但这也同时反映薄熙来作为一个顶级太子党，不论现在的领导是谁，都有意识保护整个独裁政权。
从另一方面看，也可见薄并没有偏离官方剧本：案中没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庆时期的政治纪录。但重庆管治却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数中共的顶层反对他的伪毛派民粹主义－所谓的“重庆模式”，恐惧这会演变为反抗政权的运动。薄间中拒绝跟随北京的路线，并为争夺国家地位而沈迷于自我宣传；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饶恕的。
审判为“透明”、“公开”？
庭审结束后，官方媒体描述薄熙来的审判为“公开、透明，被舆论认为史无前例”。然而，若对比1981年的“四人帮”（毛泽东遗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审判，薄熙来的审判实际上反映司法制度的公开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审，包括330名记者。但《新华社》报导，薄熙来的审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选过的记者，一切国外记者不容许进场。今天的领导政权非常不稳，对比邓小平的政权和其亲资本主义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强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帮”的审判为现场直播，但在薄熙来的案件中，只有网上微博的“现场”文字报导，当局操控一切发布的消息。随著审判的发展和起诉案的破裂，对“即时发布”的操控变得严密。法庭内传出数个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删掉，例如薄熙来声称他开除王立军的决定是得到上级官员的批准，被估计为国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
当局恐怕情况会失去控制（已发生），因而想去限制讯息发布的内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现是对当局的一场痛苦的教训，在将来对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开放也会更加警惕。
判决将会在稍后公布，这也将为政权带来问题。如果薄的判刑过于严厉（例如死刑，这不太可能发生），可能会激发抗议，因为案件太过薄弱。与此同时，若果薄违背协议，或挑战案件针对他的某项控诉，当局将会希望惩罚他的反抗，至少对其他人能有威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致闭幕词时，检察官要求对薄作出“严厉的惩罚”，对比六月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审判，检察官要求“仁慈”的判决，因为刘有“合作”和承认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监禁或死缓，像刘志军和谷开来的例子（尽管这些涉及更严重的罪行）。官方媒体也提出了对谷开来贪污而可能进行新审判，明显地这在去年审判其谋杀案时从未被提到。这可能是国家对于薄熙来缺乏“合作”所作出的报复。
习近平反贪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尝试平衡党内的不同派别，为求推动一个自由经济的“改革”方案，同时严厉打击要求放松政治管制的诉求。薄熙来是一名太子党并代表著倾向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则主张更多的市场自由化。
传统上反贪腐的运动从来是项庄舞剑，志在权力斗争。习近平想削弱阻碍其经济政策一派的利益，并从强硬的反贪表现来赢取公众的支持。但一旦反贪运动发展过火，将是危险的；可以触发无法控制的权力斗争，并吞噬整个政权。群众也将更勇敢地对抗腐败的官员，如7月份发生在陕西省的抗争，10,000人包围政府，抗议涉嫌贪污的县委书记 。
权斗继续
薄的审判结束，但中共权斗尚未完结，甚至有迹象会蔓延。与薄有连系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调查，就是被拉下台。比薄更高级的前政法委书记及前国安部部长周永康可能是下一个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制国家垄断的石油业，似乎是习要打击他的另一原因，作为松绑国家垄断的一步，并带来更多私人投资。
在周永康管治下，国安机器以庞大的比例增长，令维稳费用比军费更高。习可以利用打击周永康达到民粹目的，予人打击“滥权”的印象。作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调查，将会打破中共“入常无罪，入局免死”的潜规则 ，即作为政治局常委有不会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员则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来，与周永康有关系的数名商人在四川（周曾为当地的省委书记）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长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调查，此外中石油（中国最大原油生产国企）四名高层最近亦被罢免，正在接受调查。这些高层被称为“石油帮”，以周永康为头目，控制著国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亦在9月1日被罢免，涉嫌“严重违反纪律”－这通常是指贪污。庄洁敏是中石油集团公司前董事长，与周永康关系密切。
内部权斗连系至习李想推行的经济政策，以打击坐拥各业界的“既得利益”。习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资和解除管制，希望从而刺激经济，避免债务危机爆发。他们似乎针对石油业这个拒绝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阵，以推行经济重组，就如现时被废除的铁路部的一样。
重要行业被中共某些领导和帮派控制（如2010年“维基解密”的报告所描述）。李鹏家族控制电力行业，温家宝家族控制宝石贸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则控制石油垄断。
显然，习近平拒绝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并发动新一轮的政治镇压。他与李克强竭力推进经济改革，但若这威胁到其他派别的既得利益时，将会挑起更多党内冲突。习李的经济改革旨在开放国有垄断部门，让更多“市场力量”和私人资本进入。习将在11月的三中全会公布“架构调整”的新措施，越来越庞大的反贪行动也是用来巩固习对政权的控制，用来限制不同派别对新措施的抵抗。
连有蒋洁敏在内下台，过去10个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员被拉下马。官方媒体将之描述为习反贪行动的重大成果，但实际上不过是权斗日趋尖锐，而且这可能会在未来爆发。高层的权斗反映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紧张，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
社会主义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亲资政策和专制统治。现时急切需要建立独立工人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替代，迎接未来重大的政治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