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罢工罢课、清晰的运动目标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梁振英的选举承诺已逐一打破，群众对政府的幻想破灭。习近平政府上任后，全无放宽政治箝制的迹象，民众对中央亦信心尽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各项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标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对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来低位。值得注意的是，年届18-29岁的受访者最不信任特区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别为54%及67%，可见年轻人的压抑和忿怒。
静待改变的耐心日渐磨灭，群众鼓噪起来，欲迅即行动。泛民主派将今年七一游行的终点改为中环遮打道，为“占领中环”造势，令不少民众怀着对“占中”的希冀上街。社会上就“占领中环”的讨论愈演愈烈，鼓动不少青年关注香港民主斗争的前途。
建制派的抹黑攻势一浪接一浪，香港中华总商会及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登报，指责“占中”冲击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坏香港经济及营商环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批评“占中”是“少数人的独裁”，又表示不会接受由300多万名选民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意味着提委会一定由小圈子控制。建制派似乎比五区公投年代更有准备，早早开始抢夺舆论空间。然而，建制派愈是咬牙切齿发动攻击，“占中”的反政府斗争意味就愈浓烈。
建制派害怕的，不是主导“占领中环”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制运动，让更激进的群众有机会挑战政府。六月十日，“占领中环”第一轮的商讨日在城市大学举行，邀请了泛民主派政党、学生组织、社运团体等参加，然而却由民主党和公民党等温和泛民主导。商讨日总结出的“七大议题”，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预先制订的，也是以这群政客的预设议程为基础，目的要排除激进派的参与。主流媒体吹擂的民主商议不过是面纱。
近日，戴耀庭近来一改旧日排除政党身分参与的立场，于六月二十日与民主党中委会商讨第二次“商讨日”的构思，并准备邀请其他温和泛民，如公民党和民协，组织后续的商讨日。一开始“拒绝政党”的主张不过是政治修辞，确保温和泛民利用外围资源主导运动，将激进势力排除于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动，将会接受一个有筛选机性的普选方案，好让特首候选人为中央的心仪对象。而“和平占中”背后的议程是不会影响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制运动的手段，包括不建议年青人参与“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为营，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产阶级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非暴力？解放军镇压的可能
唐英年在竞选特首期间爆料，指梁振英曾讲过“香港始终要出动防暴警察”，近年对示威者的打压愈趋疯狂，警察又不断加强装备对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御警察镇压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与其说是摆官威靠吓，倒不如说是道出统治者的真正想法。虽然戴耀庭逐渐承认“占领中环”不免犯法，但却将抗争要“和平”的责任推在群众身上。戴教授的结论是，要由上而下强加规矩，控制运动，避免暴力发生。
香港不少激进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众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陈健民却走相反之路，强调抗争即使警察清场也不反抗。事实上，这不但是空想，没有参考实际斗争经验，更将公众赤裸裸置于暴力之下！土耳其群众反对强拆加济公园时，行动者均手无吋铁，和平地阻挡工程车进入公园，直至警察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镇压，才挑起混乱。土耳其群众没有听从戴耀庭的指示，睁开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镇压令斗争行动升级，激起全国示威浪潮，坐拥30万的公务员工会发动政治罢工，反对警察政治打压。这将群众的愤怒引导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组织的工人斗争。
任何强加群众的宣誓条款，都不能限制群众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强化群众的组织和纪律，包括组织自卫委员会和纠察队，让“占中”示威者民主决策抵御行动。就如土耳其群众在塔克斯广场以障碍物和广告板围起示威区，阻挡警察进入。乌坎村的农民更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监视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队伍。
这是活生生的斗争经验，如何“占领中环”能鼓起群众能量，群众不会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指挥去束手就擒，让运动“被自杀”。自我组织捍卫抗争，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陈健民认为，若按2005年警方处理韩农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场），相信不需要出动解放军（讽刺地，这是预设“占中”失败的立场），低估政府的镇压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间碟罪逮捕，并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于作为传媒人对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统治阶级的镇压手段更有认知。程翔在“占中”商讨日时呼吁，参加者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事件可能成为八九民运的翻版，连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亦表示认同。
当然，中共若果血腥镇压香港群众，要付出极沉重的政治代价，并很可能激发大陆群众共同反抗。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国红色资本走向国际市场的跳板，镇压会损害中港资本家的营商环境；中美在亚太区的局势日趋紧张，中共镇压是美国竖起“人权民主”旗帜的好机会，藉以拉拢其他亚洲国家，加强经济及军事上围堵中国，帮助美帝的势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会尽量将镇压责任“外判”给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领中环”演变成威胁政权的斗争，解放军绝对会驾临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进驻香港实施戒严，宣示中共的主权。我们绝不能轻视中国维稳香港的决心。
群众组织可令政治上取得优势，将警察从统治阶级拉到示威群众的一方。两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狱卒让监狱内的政治犯释放出来。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发面罩，甚至有军方人员支持示威。这是群众分裂国家机器的初始现象，如果群众成立反镇压的基层警察和士兵委员会，组织叛变的军警加入群众一方，可以大大强化群众的防卫力量。只有有组织纪律的斗争行动，才最有机会减低被镇压的牺牲而赢得胜利。
罢课、罢工
商讨日里，有市民提出罢工、罢课和罢市应，《苹果日报》刊登相关讨论后，建制派喉舌《大公报》随即强硬回应，疯狂攻击占中“煽动罢工罢课罢市”。然而，这个具震憾力的意见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讨日结论的七大建议之一，是要确保“占中”不会破坏香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这代表要排除罢工在运动中发挥关键力量。陈健民处处流露出对工人抗争的渺视，指罢工罢课是“合法”行动，相对没有“占领中环”那么激进，甚至暗示基层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这些学术菁英迷信法律，却彻底误解群众斗争的模式。
“占领中环”的原意是瘫痪香港的运作，威胁政权的统治稳定，迫使统治阶级妥协。然而，单靠十万人在中环集会甚至占领马路，都不能瘫痪金融市场的运作。这点也是戴教授努力证明的一点，以安抚中产阶级。三个月前爆发的货柜码头罢工是一个好例子，500名罢工工人虽然只占全码头的小数，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诚的浪潮，局部瘫痪了码头的运作而令和黄财团每日亏损$500万。在资本家心目中，从码头罢工的经验可见，罢工从来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决禁制令时指，基本法保障的罢工权，是“不能凌驾私有产权的”。泛民工会职工盟亦因为视“不违法”为金科玉律，限制工人更进取的斗争方式。
群众运动的涌流是不能静止的，不进则退，“占领中环”开始一段时间后，如果行动不升级，群众的能量会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参与的人数会减少。在反国民教育斗争时，中联办放风指绝不能让罢课出现，而十万人以下的游行则可以大安旨意，由于教协不愿推动罢课，最后集会十天后，“反国教大联盟”的领袖没有提出行动升级的方案，最后更突然宣布解散，运动冰消瓦解。
因此，学生罢课后，可以鼓起工人罢工的信心，继而号召工人罢工。与陈健民的讲法相反，香港罢工比起单纯集会有力得多，将会震憾国际，真正达至瘫痪中环的效果。
清晰的斗争目标 – 立！即！实现真民主
中共面对“占领中环”时，可以玩弄对普选的魔鬼细节，试图愚弄群众接受伪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让泛民提出“廿三条换普选”之类的腐败交易。我们必须有清晰的民主纲领。
戴耀庭提倡的所谓“全民制订”政改方案，要由国际专家判断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在中情局叛谍斯诺登一案后，可见只要民主权利威胁到政权统治，美国政府如同中共一样，疯狂打压异见分子。“西方标准”只是一个笑话。再者，专家鉴别无视群众运动中提出的诉求，限制更激进的变革声音，就如特首筛选机制，“占中”商讨日沦为伪民主荒诞剧。
即使中央人大释法，破坏承诺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选路线图”。认为“占领中环”在路线图框架下增加谈判筹码的工具。即使是学民思潮在六月底抛出的政改方案，亦认同保留功能组别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废除。难道我们在2014年“占领中环”后还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乌坎抗争再次爆发》所指，中共在抗争期间答允示威者诉求，让运动解散后，随即打破承诺，因此在承诺实践前，不应解散群众抗争的委员会。对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诉求后，让“占中”解散后，用鬼辩技俩打破承诺。因此，建基于对中共的绝不信任，“占中”必须要求立即实现民主，绝不拖延。
社会主义行动的占中诉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废除功能组别、立即废除提名委员
● 政治代表与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经济特权
● 废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选“真正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
● 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选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议会”立即实行的社会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后，而应该纳入为占中诉求：
● 立即立法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小时$40元
● 由公帑全数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兴建五万公屋、改善环境污染
● 民主公营大银行及大企业，由工人民主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