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塔夫（Peter Taaffe） 英国社会主义党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将列宁描述为一个暴虐的独裁者，为了回应这一污蔑，一些左翼分子尝试向拉尔斯．立（Lars Lih）靠拢。但是，拉尔斯竭力却将俄国革命的领导人描绘为一个面目模糊的自由主义者。这样，有可能令我们无法理解如何建立运动才能改造社会。
最近乌克兰爆发的“革命”中，群众的目标旨在反对普京要胁乌克兰政府，并反对普京保持该国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当中，有人拆毁了首都基辅最后一座的列宁雕像。前“苏联”史达林派的官僚精英们建造这些雕像，希望利用列宁的政治权威为自己掩护，逃避人民群众的愤怒。现实中，他们与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没有要被推倒的列宁雕像。所以，特别是在史达林主义，以及伴随着的东欧俄国计划经济崩溃之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学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诋毁列宁和与他共同领导俄国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统抹黑社会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谓有分量的现代“历史学家”，还有不得不提的罗伯特．萨维斯（Robert Service），都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重写。费吉斯被揭发在批评其他历史学家的作品之同时，却暗地里撰写评论赞扬自己的书本！萨维斯撰写的托洛茨基的“传记”出版后，我们就立即予以回应，而该书因为缺乏客观性，今天甚至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中也名誉扫地了。
在当下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里，（人们）重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资产阶级）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说明（历史）。学术界开始拒绝服从泛滥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学。因此，师生对于熟读马克思和相对“激进的”资产阶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愈来愈有需求。这可以理解为，在“神圣的”学社中，一些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特征有所复苏。大批学生和学者急速激进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纪60-70年代群众工运冒起前的先兆。
拉尔斯．立（Lars Lih）的一书《列宁》，就是对当前新形势的回应。该书属于“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书及其他著作中，比上述的历史学家较为同情列宁。但至于所谓“崭新地诠释列宁的政治面貌”，至少是夸大失实了。
拉尔斯自己也承认：“我对列宁的观点并不特别具原创性，而与列宁时代大多数的观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数观察者”并不“同情”列宁的观点。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 － 若果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成功，工人阶级需要的什么性质的政党 － 这问题时，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农民
本书中只略谈过托洛茨基，当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达林传》，提及书中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初始阶段的真正历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宁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观点：革命政党需要什么特征、革命政党的结构和实践，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尔斯以模糊难懂的文字误导读者：“列宁对于阶级内部的领导架构持有浪漫的观点。他试图以崇高的理念来描述自己的领导层能如何实现宏业，从而激励下层的活动者。”根据同样的脉络，在书中亦穿插着众多诸如列宁“英雄场景”的描写。然后，就是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武断陈述：“他虽然坚持农民作为从属者的地位，但并无排除对农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领袖需要英勇的追随者”。
当然，像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是充满热情的。反过来，尤其是当革命达至高潮时，他们也被工人斗争场面的热情所激励。马克思主义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同时，列宁整体上对于阶级斗争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阶级命运前途的一切问题，都保持着完全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对于领导的观点，与需要政党的观点一样，并不是出于“冲动的”想法，而是绝对实用的，并遵循必要之举而产生的。
再者，我们该如何看待拉尔斯在书末中的结论？他写道：“老布尔什维克主义将赌注押在农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宁死后不到十年，由列宁创立的政权则发动了针对农民的战争，并在集体化运动中将革命强加于农民身上，导致一场毁灭性的饥荒”。（202页）
首先，布尔什维主义从来没把“赌注”押在农民身上，反而认识到农民阶层不可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问题是谁将会在革命中领导农民，即谁能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表明，他们绝不会将土地、和平与面包给予大众（包括农民群众）后，工人阶级却以行动满足了农民。其次，拉尔斯将“列宁创立的政权”，等同在列宁去世十年后，特权官僚菁英控制的史达林政权，是十分可笑的。事实上，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1926年广为人知地说过，如果列宁还活着，他会在史达林政权下会遭到监禁。
革命政党
类似以上的误导而错误的描述，书中出现很多次，因而无法正确阐述列宁的历史作用。但该书却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认可，甚至是某些半马克思主义圈子的认可。原因是，拉尔斯的描述，特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这群拒绝这一思想（的左翼）的认同。这撮人反对那个“强硬的”列宁，而更倾向于那个所谓“较开放的”列宁。这并非首次发生的现象。在上世纪60-70年代，《新左派评论》此等杂志，经常会“发现”一些面目模糊的“新突破的理论家”，但是这些理论家总是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快。
对那些背离真正马克思主义与列托传统的人来说，拉尔斯的思想成为了他们追逐的新潮流。这方面的关键是，需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传统来建立革命政党。在现阶段，这与广泛的任务 － 建立一个工人群众政党 － 并不矛盾。群众性工人政党需要在远较宽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以联邦的形式运作，在英国的情况来看，此党需要植根于工会中。但在这种较广泛的组织形式内，维持一个清晰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是有绝对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阶级赢得的获益并不会长久。
历史上，包括最近的历史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98年建立的苏格兰社会党（SSP）背后的主要力量来自于我们（CWI苏格兰支部）。战斗派（The Militant）的领导层首先推动这一想法，并支持建立这一基础广泛的政党。但是，苏格兰工党战斗派（SML）的领导人在建立苏格兰社会党时，瓦解了自己的组织，而直接并入其中。但是，这反过来令他们在国际上和苏格兰脱离了工国委（CWI）。他们并非被驱逐去出，而是自愿离开我们的队伍。
我们当时就曾警告，这不仅意味着苏格兰这一特立的革命组织和传统，会悲剧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阶段令苏格兰社会党本身完全解体。不幸的是，这一断言被证实了。意大利也发生了类似过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没有能力争取该党的成员走去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现在，重建共产党实质上已经瓦解了。
与此相比，战斗派有着更大的成就，无论是当初在英国工党内（1964年我们的支持者不超过40名），还是此后我们在1980年代后期被开除出工党。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苏格兰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组织化和经过政治训练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有能力能赢得党内的多数，或至少赢得相当数目的成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或政党。
阶级、政党和领导层
一些马克思主义力量误解了阶级、政党和领导层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上述错误。 “民主集中制”一词，本身并非由列宁发明，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最早在俄国工运开始使用的。而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在研究政党的概念、组织方式，以及应如何进行讨论和内部争论等问题上，就已经有悠久的历史。
例如，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成员的共产主义同盟里，就有组织规则所反映。甚至在使用术语“民主集中制”前，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阶级第一国际所采纳。
在规定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资格条件的章程中：“服从联盟的决定…每个圈子的机关[今天理解为由几个‘支部’组成的]是该圈子一切群体的执行机构…一个国家或省的各个圈子机关，都应服从于一个领导核心圈…中央机关是全联盟的执行机构，因此向全体成员大会负责…全体成员大会是整个联盟的立法机关。所有改变规则的建议，都应该通过领导核心提交给中央机关和全体成员大会…任何人违反了会员条款…都将根据情况，从联盟中被撤职乃至开除。”
列宁从工运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学习德国社民党的经验，并尝试将之应用到俄国的具体情况中。列宁于1901年撰写的著名小册子《怎么办？》里，就强调俄国需要一个集中化的政党。拉尔斯对这部分历史的交代并不很充分，而只谈到列宁在回应与“经济学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经济学派”专注于纯粹的日常斗争。但是，列宁在书中描述社会主义意识如何在工运产生时，就如他自己后来所言，当时是“矫枉过正”的。
列宁曾错误断言社会主义的觉悟只能由革命知识份子从外部引入工人阶级中。他也是从当时的德国社民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那里借用了此一概念。虽然列宁此后纠正这观点，但细小的组织曾经利用这一点，以合理化自封“领袖”、宣称自己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傲慢手法。
列宁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以建立群众政党的艰苦工作，是为托洛茨基所赞颂的。不过，托强调，工人阶级才是革命原动力的“蒸汽”。党如果能正确行事，则能扮演“活塞”的角色来将这动力转化成革命。
列宁也强调了相同观点，反对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员会派”。“委员会派”怀疑工人的积极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政治任务》（Political Problem）中里警告，这些人物的出现所带来的危险。他指出，这类型的委员会派都“不承认需要依靠工人，因为他们已经在‘集中制’原则里建立了支持基础。列宁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论被片面解读时，写道：“当我听到有人说工人不适合成为委员会成员时，我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评论到：“列宁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组织的必要，但他理解到，这主要是一个推动先进工人活动的杠杆而已。迷信政治机器的想法，不仅是异化的，也令人反感。”（《史达林传》，103页，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尔斯对民主集中制的评论完全不正确。他写道：“这个术语的含义并无明确阐述，列宁只是随便用它来传递特定的观点”。他还指出：“列宁的观点应该是：在地下状态并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实行时，真正的党内民主就应该是必须的；而在不可能实行时，则是无必要的。”
拉尔斯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阶段可以执行，在另一个阶段则可以完全武断地取消。这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并非依据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而得出的。布尔什维克与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组织一样，在任何时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在达成决定前，尽可能的讨论，然后全党、团体或组织的一致努力去执行这一决定。即使作出决定后，也并不表示讨论和辩论结束。从真正的工运历史都见过，在党代表大会框架之外，例如党内会刊、辩论等，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
孤立的知识份子可能难以掌握这问题的不同方面，但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当中的先进阶层）来说则很容易理解。这恰恰是源自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位。
历史上，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为集中，也从未如今天将强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维基解密（Wikileaks）揭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对本国民众乃至外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就证明上述论点。因此，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松散的网路能够动员起来，并战胜这一庞大权力。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联合劳动人民，并在适当时候果断行动的集中化的群众政党，就不可能令社会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 这一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工人阶级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党和与之相伴的纪律。从工人阶级每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尤其是罢工，都得以体现出来。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来，就一个议题进行内部讨论和辩论时，有时是可以很激烈的。但当他们将议题带向群众大会时，通常会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场。当然，有时少数工人代表和工人会持反对意见，并提出自己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会主张进行全面的辩论。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为劳动者本能上所理解。这也表现南非全国金属工会(NUMSA）最近发布的声明中。当宣布脱离非国大（ANC），并支持新的工人群众政党 － 工人与社会主义党（WASP） － 时，他们宣称：“南非全国金属工会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工会，在击败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剥削中，扮演领导作用。我们支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相信透过强硬而激烈的民主辩论，得出统一的决策和行动。”
讨论和决定
接着提出的问题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辩论讨论、维护全体成员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集中制、采取统一行动的需要等问题之间，在每一阶段如何作出平衡。这不可能先验性地决定，即不可能忽视具体情况，在任何时间都应用大体原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即使在一个群众革命政党中，组织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论出来的。政治、愿景、纲领，以及具体情况，决定着何种组织形式适用于不同阶段。但拉尔斯认为，民主集中制仅于某些情况适用，是不正确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与集中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何时强调民主，何时强调集中，则取决于具体情况。
在地下活动的情况下，集中制倾向于支配着民主讨论、民主权利和民主原则的全面表达。但是，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极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权及其警察斗争时，俄国革命者就政策纲领等问题，都坚持辩论与互相斗争，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为了磨练政治武器及理论武器以准备革命，这是必要的手段。无论在地下活动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当时甚至有定期的大会。
在这时期都有着充分讨论辩论的自由。但是，对布尔什维克而言，特别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言，这并不表示应该让革命党沦为辩论俱乐部。有人定义这一方法为本质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对他们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对20世纪30年代法国追随者内部的混乱时，他评论道：“一个规模较小但一致的组织，若有明确的政策，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个组织因内乱而撕裂，就注定走向腐化。”对于今天一些英国以至国际上的组织来说，托洛茨基这句话恰到好处。
拉尔斯试图描绘一个较温和、“开放”和“民主”的列宁，而不是那个“集中制”的人物，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往往描绘的那个“独裁者”。这个“新”列宁几乎是一个“自由派”，据说他支持在革命党内进行开放公开乃至不受限制的讨论。
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宁的真实观点。确实很多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最开放的讨论，在公开平台，以及在困难时期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讨论发生在党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谈争论（1918年十月革命后苏俄与德国谈判停战）时，布哈林和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竭力宣扬其“革命战争”论。他们甚至拥有一份日报，极力反对列托的思想。
意法两国的群众共产党，曾经在其日报上反对统一战线的思想。但两年后，他们被迫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同时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内的少数派，公开讨论苏联的阶级性质。然而，托氏后来从其美国同志了解到，这些少数派求助于党外小资产阶级，后者在所谓“民主”的舆论压力下，背弃了对苏联的支持。于是，托氏就改变初衷，不再支持他们公开辩论了。但是，这并无阻止社工党内部对这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
抗拒政党的情绪
在史达林主义崩溃后，资本家发动的舆论攻势中，包括引导群众（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绪去抗拒政党，并抗拒据说封闭而专制的列宁党模式。我们反对“抗拒政党”，但同时也认知到，任何留有史达林派印记的事物，都会将寻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这种“抗拒政治”和“抗拒政党”的情绪，在现实中就代表对任何“官方”和“传统”政党怀有深刻敌意。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被认定为旧秩序一部分的资本家政党，包括社民党，甚至是共产党。
这种情绪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局中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占领运动（indignados），以及其他国家的运动中，我们曾经看到相似趋势。在西班牙，这反映出对所谓“社会党”的西班牙工社党（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运动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仇恨也经常指向马克思主义团体。然而，这场运动中最积极的推动者，本身也是一些细小政治组织的成员，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抗拒团体的团体”。
但戒绝政治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PP）政府虽然经历了毁灭性的经济危机（青年失业率超过50%），但却成功再次当选执政，是灾难性的选举结果。因此，新一代青年开始重新评估过去的运动，且再次回归至建设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占领运动也出现类似情绪。这一运动缘于美国，再扩展到全世界。而此后的经验表明，一场无定形的运动，纵使燃烧着年轻活力和理想主义，但若果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组织，对于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势力来说，只能带来细微的威胁。
然而，从美国西雅图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竞选运动可见，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经发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社会主义者百年来首次当选西雅图市议会，代表着一个事实：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政治斗争大跃前进的潜在可能。在这例子上，社会主义替代（CWI美国）起了带头作用，但类似的激进政治运动也发生在其他地方：纽约市新任市长比尔．布拉修欧（Bill Blasio）在选举中，靠着诉诸“双城记”的口号（以民粹手法揭露纽约的严重贫富分化），赢得了73%选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县（Lorain County），有24名独立的劳工代表当选县议员。
阿根廷也出现了类似过程。在当地最近的选举中，托派的一个选举联盟获得了120万张选票。这是由于目前形势与过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当时，尽管经济处于灾难中，但诸多政党早已名声扫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展甚微。
这些选举结果表明，局势完全改变了，现在更多有觉悟的工人意识到需要组织和政党，因而当中一批群众将希望投放到这些“左翼阵线”的身上。工人阶级新分子在将至的战斗中，会寻求自己的群众政党。如果（左翼阵线）采用正确战术，并与上述的工人分子开放对话，这形势是特别有利于组织增长的。这很可能要维持一个革命核心，即一个独立不同的组织，同时在大规模的群众组织中寻求广泛基础。在过去，（左翼）曾经因为没有采纳这种开放的路线，而错失其他机遇。
全方位观看列宁
千千万万的工人正在寻找新前路。（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工人群众政党，以提供这条出路。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时期，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新的工人群众政党并不大可能立即采纳明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以诚实开放的方式工作，将为那些寻找出路的最优秀工人所欢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尔斯这本书，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赞美他想法的人，在未来混沌但激烈的时期里，将无法为劳动者做好准备。该书并无清晰地表达列宁思想，尤其在于可耻地无视了托洛茨基的贡献。
我们对该书批评，并不仅局限于组织层面（的内容）。作者也没有充分解释列宁思想与俄国革命展望之间的关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核心思想，与孟什维克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认为俄国应该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将社会主义推到不可确定的未来。列宁完全拒绝那种想法，认为衰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土地改革、解决民族问题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农联盟，即绝大多数的俄国人口，才能够贯彻这些任务。
而且，拉尔斯未能充分探讨列宁愿景中的弱点，即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谁会是联盟中的主导力量。整个历史进程证明，农民上层往往与资本家合作，下层则走向工人阶级的行列。由于其内部的相异质性，所以从未扮演过独立的政治角色。
这正是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断革命论，其正确预计了俄国革命如何发展。虽然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是少数，但是由于其社会地位及特征（在大工业中的动能和有组织性），使其能够在革命中率领农民群众，推翻专制制度。而工人阶级一旦掌权上台，将在俄国乃至全球直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他完全赞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书并无提及这些内容。
相比那些恶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尔斯的书无疑进步不少。但在同时，除非对书本进行补充和修正，否则将进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张。
书名：《Lenin》
作者：拉尔斯．立（ Lars Lih ）
出版： Reaktion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