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本周，北京的大规模学生示威开始了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www.chinaworker.info）
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发去世，事件触发了天安门运动，是为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一。这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发起者的期望，并几乎推翻了中共专制政权。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为约700名学生和教师，从15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步行到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高喊着“胡耀邦万岁！民主万岁！打倒腐败！打倒独裁！”的口号。几星期后，这些口号获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响。
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学生占领北京天安门，很大程度上是“占领运动”的先行者，与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领华尔街”与台湾“太阳花运动”有很多共通之处。八九年的血腥屠杀里，重要教训是需要建基于工人阶级与阶级斗争纲领的战略。同时，运动也提出很多关于由学生领导运动的问题。除非学运以有意识的战略武装起来，与工人阶级连结，超越中产阶级，否则学运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无数群众前赴后继，加入北京的示威里，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国110个城市。当局诬陷运动为一场“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但运动由开始至被镇压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国际歌”。在第一次小规模游行的5天后，在胡耀邦出殡当天，20万人违反政府禁令，占据天安门广场。在北京20多所大专院校号召罢课，并成立了“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以协调运动。至5月中旬，产业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并为独立工运奠下基础。上述事件的发展就如一场“波兰恐惧”（大规模的独立工运发展起来），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感到恐惧。
托洛茨基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当时的形势：“一场革命就是当群众开始直接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并充分感知到他们进行这种影响的力量。”邓小平因为将资本主义带回中国，受到西方政府赞赏，但统治集团和军方深陷分裂，正如历史学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样，邓小平政权“似乎陷入混乱而无能”。正如当时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国支部的报纸《战斗派》所说：“… 和平推翻官僚体系的所有条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确实至关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纲领、战略和战术。”[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邓小平及其执政集团内的“强硬派”终于趟着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鲜血，重新收复了统治权力。邓小平动用了20万解放军部队，对中国的首都进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过使用了24.8万军队。根据国际特赦的数据，在北京的风暴点至少1,000人被杀害。在此之后几周至几个月内，有超过4万人被警察搜捕，面临最严峻后果的工人，而不是学生。在运动尾声曾经组织或者试图组织罢工的工人，都被判处长期监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处决。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曾经号召总罢工，以迫使当局停止军事屠杀，最后被指控策划武装起义对抗政府，所有人员都遭到通缉与追捕。
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资料都被中共当局视为“煽动性的宣传”。25年来，当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关报道。同时，政府不停撒谎，指“天安门广场没有人死亡”，邓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动，以避免“社会动乱”和“安全繁荣”。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济迅速增长，仿佛为当年的屠杀提供的历史的辩护理由。
但事实与中共领导所宣称的相反，镇压1989年运动并未能防止资本主义重返中国。相反，中共领导人执行愈加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同时强化专制统治。那些声称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形影不离的人士，很难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 — 而为什么“中国模式”如此受跨国资本财团欢迎。资产阶级评论员以专制手段作为解决方案，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里公开表达出来：“一党专制当然有其短处。但当它是由一撮合理开明的人领导时，例如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好处。”
今天， 80年代的中国被视为相对开放和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胡锦涛与习近平的警察机关无比的扩大，维稳费高于军费。中共习近平被迫高调大搞反腐运动，以平息民愤，同时亦加强镇压，连“新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等“温和派”的独立分子也不放过。许志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跃分子也被投狱。中共政权的警察统治变得更为强硬，又拒绝“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烛光晚会规模增大的关键原因。近年，每年晚会有约20万人参加，当中数千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当然在内地，中国当局根本不可能容忍类似的抗议活动。习近平巩固一党专制、全力打压独立政治活动的战略，反映出深陷的社会及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运动。
综合以上原因，如今至关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运动的真正的教训， 将其从迷雾重重的歪曲、谎言和误解中挽救出来，并通过新一代人的讨论和研究，寻找到能真正改变社会政经制度的道路。
1989年群众运动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北京的学运分子计划走上街头抗议，目标是令抗议一直持续到5月15日，即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戈尔巴乔夫被普遍视为苏共内（斯大林主义）各国中的“民主改革派”。学生有大量的不满，但核心问题是担忧，认为本应该跟随着“市场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发生倒退，而在当时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东欧与苏联，民主化进程似似乎在向前迈进。胡耀邦逝世的新闻，令学运分子根据把握“悼念死者，谴责活人”的机会，推进他们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动。
胡耀邦为中共党领导人，于1987年被迫下台，起因在于他处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发生的学生民运时过于“软弱”。官僚集团内部的“强硬派”担心政局不稳，更担心群众会挑战执政当局，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受压下，只好牺牲其盟友。胡耀邦与邓小平一样，是自1978年开始推进“改革开放”亲资政策的先锋。但是，他下台后并不代表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是更为公开亲资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阵营和激进学生更为担忧，害怕胡耀邦的失势会令“政制改革”被搁置。从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采取行动”挑乱反正。
胡耀邦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前斯洛乏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后者主张“具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而他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被推翻。胡曾经认为，中国应从西藏撤出军队。他曾在1984年声称“马克思和列宁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引起了“强硬派”的众怒。
同时，政府激进的市场政策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诸多领域中亮起警号。西藏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暴乱和示威。这场运动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无情镇压，其方法与镇压北京民运一样。然而，胡锦涛后来升官至党领导与国家主席作为回报。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1%，是1949年革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局实行经济紧缩措施，1989年全年超过100万家工厂被迫关闭。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日，在西安和长沙的失业青年和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整整一年里，政府高层内部就价格改革的辩论而互怀敌意。最初为邓小平所支持的赵紫阳推动价格全面自由化。当时有一套“价格双轨制”，即同一商品同时存在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自由市场的价格。这让一部分官僚将国家体系内的货物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销售，以趁机渔利，造成了绝佳的致富机会。正如作为北京学者与“新左派”代表汪晖所指：“仅1988年一年里，在价格双轨制下，两种价格间的差额达到3,57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年国民收入的30%。” [2]
赵紫阳提倡价格改革，理由是消灭利用“双轨制”下的价格差投机，但在现实中，这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加剧工人和底层群众的生活负担。上层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众的压力，令价格改革的撤回了。但仅仅在6月4日大屠杀3个月之后，由于群众示威的威胁被“解除”，价格改革计划就彻底推行。讽刺的是，赵紫阳从当时被软禁至2005年过世，而其继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经济政策。
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危机
澳洲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年仅27岁的斯蒂芬．乔利当时正身处北京，他的第一手资料引人入胜，当中描述道：“我当时觉得我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很明显，这场斗争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如同今天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一样。汪晖认为：“当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并促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构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晖的论断有些夸大，但中国工人与青年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无疑加速并加剧苏联等东欧一党专政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统治危机。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本已开始猛攻工人，但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危机与崩溃，使这一进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各国政权已经在很多方面处于困难重重之中。
基于中央计划和国有经济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在建国初期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此后由于官僚统治令其窒息，经济处于全面停滞之中。假如不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即是由工人阶级积极地民主参与到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中，那么这一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斯大林政权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残酷镇压的本性，加上民众渴望民主，而且官僚体制逐步破坏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由于斯大林主义国家都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统治，因此部分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日渐反感。而这一取态尤其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国，由于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后果，特别是“知识分子”被毛派打为“坏分子”，令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敌视“共产主义”。
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以中国、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首，部分斯大林政权的官僚开始寄希望于资本主义，作为维护其自身权力和特权的生命线。在毛派“四人帮”被逮捕并打倒之后，邓小平于1978年掌握政权，并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当时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完整计划，最初是试图在官僚计划经济中“务实地”结合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 如给予管理层“奖励”、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对私人财富和投资更为开放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有明确意识的亲资政治势力在中共内部逐步浮现，而邓小平和赵紫阳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上层的变化造成重大的经济转变。首先，所有的农业生产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彻底地取消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资金过去一直依赖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同时，政府还推行“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将更大的权力移让给东部沿海省份，并鼓励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场，特别是通过海外华人的投资。而且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的“特区”，也分别在几个地区建立，并随后扩展至更大范围。习近平父亲习仲Ｘ就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成立了经济特区，因而被认定为经济特区的先驱。其他的“改革”还破坏了国企工人的职安与福利，同时国家以“刺激经济”的舆论宣传去合理化社会的不平等，并指责国企工人过于“娇惯”。同时，在198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劳动合同，从而废除国企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变化本身还并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但无疑是对计划经济的大量侵蚀，并损害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派写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经参与了1989年运动（尽管他承认他当时还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民主派”）描述了从1985年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官方的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积极描绘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东亚‘四小龙’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落在后面…资本主义从超额剥削的血汗工厂，变为民主、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工会保护工人的权利的同义词。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现实生活到底意味什么？”[3]
该如何定性1989年运动？
今天，由于当局封锁讯息与讨论自由，外界对于天安门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误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辩护士仍然将八九六四视作“颜色革命”，并将之归类于与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政变。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将运动描绘为亲西方资本主义的，而示威者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这一想法也为中国部分新毛派运动者所接纳，矛头直指八九运动中很多领袖今天的亲资立场，但这并不一定代表这些人当时的所作所为。但是，重要的是，愈来愈多受毛派影响的青年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并开始将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运动”。这是值得欢迎的一步。
与众多的群众运动一样，天安门运动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尤其在一党专政下，且缺乏独立的工人阶级等受压迫层的政治组织，这情况不可避免的。由于长期处于专制的黑暗之下，这场运动的内部的政治光谱，就如彩虹一样百花齐放。最初，八九运动中的一些势力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倾心于“台湾模式”，这思潮虽然在整场运动中具一定影响力，但绝非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则给予希望于“恢复社会主义”，并在思想上靠拢戈尔巴乔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并有捍卫国有资产（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种思潮的共同点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满现政权，但至于以何种方式取而代之，却丝毫没有清晰的概念。
无疑，运动最初发起于知识分子和其学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称呼的“新自由主义者”（当时词汇还未被使用）。他们接近党内赵紫阳一派势力，政治面貌不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但是，这些人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么直接表达支持资本主义。不少学运领袖并不想推翻政府，而宁愿希望能帮助以赵紫阳为首的亲资一翼控制局面。而这一路线也为他们的一个中心诉求所证实：支持（毫无实际权力的）全国人大召开临时会议，对官僚进行质询乃至改选，并使“强硬派”势力从政府中消失。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回忆的：“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要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并与我们对话，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碍，人们就自然会走上街道，勇于公开冲击独裁制度。学生的抗议就像是一块巨大磁铁，吸引了社会中所有积累的不满情绪。这样打开了运动的闸门，一些的社会力量虽然与学生领袖的利益与目标并非完全共同，但也涌上街头。即使在学生中，也存在着较年长、较享有特权的亲赵紫阳阶层，以及较年轻、较激进的多数派，视赵与其他中央官僚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从群众以“太子党”为称呼就可见这点。而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后代，都是恶名昭彰的“太子党”，遭到无数示威者的谴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主义对于这场运动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响。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群众举着毛的画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头，以所谓毛时代官僚领导“极为清贫”的生活方式，与当时邓小平当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为对比。而在北京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多数学生都厌恶毛泽东，认为他原比其邓小平更为独裁。但即使在北京，学生于5月12日所发起的绝食里，所采用的口号及运动手段也可见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个具争议性的场面，就是当时一些学运领袖指“绝食”过于激进。然而，“绝食抗议”却成为运动的转折点，其他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开始“跨过藩篱”，毅然加入运动。
广泛群众阶层的介入改变了运动性质，并使之推向另一个方向：从支持和寻求获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公开挑战整个官僚体系的运动。就当时而言，天安门运动发展得愈来愈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改革”，是整个斯大林政权阵营中一个较奇特的现象。汪晖作为六四最后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提到，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而且来源于“对于市场改革冲击所带来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时是几乎可以实现的，即是保留国有经济下无价的社会成果，但同时将新政权完全置于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问题是，在于当时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深深扎根于工人与学生中的、能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纲领、战术和口号，去引导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有意识地引导不自觉的群众运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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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斗派》（The Militant），1989年6月9日
[2]《中国的新秩序》汪晖，2006年
[3]《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消亡》李明琪，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