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一案悬而未决，中共政权有分裂之险
第26期《社会主义者》杂志中国版 社论
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势头增强，中共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明显进入了危险区。在中国，政权交替时都必然有反腐运动。因为腐败无穷无尽，正在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习近平及中共现任领导受到巨大压力，要表现的像是“来真格的”，但这其实都是政治为先的，以作为权斗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临着一连串威胁，习近平在新成立的国安委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将目前形势描述为中共政权“最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共独裁面临多方面的威胁，从大规模经济放缓、痛苦的信贷紧缩（去杠杆化），到罢工等群众抗议兴起。这背景解释了为何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规模比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但这会有可能激起政权内部的重大危机。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陈云曾说：“反腐不力会损害国家，反腐太过会损害党”。
外国媒体普遍预计，官方很快会发表声明，宣布如何处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从去年年底以来一直被软禁着。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带往审讯，会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级的卸任领导被审。《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国官员说：“在过去4个月中，周永康的亲属、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属总共超过300人，也已经被拘捕和审问。”
这些只是周永康从前建立起的关系网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业和国安机构。自从1990年代中共拥护资本主义以来，这些围绕在高官及其家属周围的关系网，就在中共内部大量扩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业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周永康有超过10名亲属已经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儿子和媳妇。在此次打贪过程中，调查人员追查到了900亿元的骇人巨款。
据《金融时报》所说，周永康“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报章又将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国副总统）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中国混合版，因为周事实上掌控着石油业和国安部队。2012年11月，当周永康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后，紧接着其所谓“石油帮”的党羽就开始被清洗，当时也是习近平刚接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间，国内维稳费用（法院、监狱、调查人员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过了军费开支，等同于越南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情况表明了中共政权内忧甚于外患。今年开始，维稳费用成了敏感话题，中共不再对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党领袖薄熙来的主要支持者，现在薄已因贪污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认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来“看起来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预言，周永康一案将是“涉及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最丑陋的和最耸动的丑闻。”问题在于，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担负得起揭露家丑的风险吗？还是会控制事情以减轻破坏？正如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所解释过：“罪行惊人得令中共高层面对两难局面。因为在对周永康的调查审判中，可能把整个政权拉入政治丑闻的泥潭。”
周永康不仅涉嫌贪污，而且还被怀疑参与其他一连串犯罪活动，包括谋杀和勾结犯罪团伙。据推测，他和薄熙来密谋反对习近平，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习的举动打破了党内“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规定。然而，从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见习近平权衡事件的潜在危险，因为上层斗争激化可能引发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
《华尔街日报》（2014年4月22日）说：“如果习近平真的以清理党内腐败的名义向国家上层宣战，可为政局稳定带来坟墓。”
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加强他对解放军的控制。
三分之一官员是腐败的
大规模贪腐遍布中共党国。官员及其后代利用自身职位，聚敛财富，且攫取关键经济资产的所有权。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党内调查发现，超过30%党政军官员涉入贪腐。
尽管许多中国人会觉得这数字太低，但该报告仍让我们了解到官员腐败的规模。习近平的清洗行动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目标一直是局限的、有针对性的运动。一位接近中共领导层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习近平逮捕所有贪腐官员，那政府就会瘫痪。”
习近平在多次场合警告说，腐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存亡。到目前为止，“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运动已经调查了20名部长级官员，其中有一半与周永康及“石油帮”相关。
此外，习近平的禁止奢华铺张的仪式，成功抑制了一些浪费，缩窄了名牌与名酒的市场。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贿赂，根据一项国际调查，禁止奢华令中国GDP消失了1.5%（8,450亿元）。在二月，在中国“性都”东莞的扫黄行动中，有数百名人被捕，包括贪腐的警官。黄色事业占当地GDP的10-12%。这次扫黄令公众意见两极化，有很多人反对检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钱的嫖客通常没无脱身。另外一些人将东莞扫黄贬为闹剧，指很多酒店和夜总会在扫黄前预先收到警察警告。
为什么是周永康？
习近平希望反腐运动可以同时实现几个目标：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透过加强控制愈来愈自把自为的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令政权重新集中权力。清洗延续至解放军，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对这个中共统治利器的控制。邓小平曾经利用1979年对越南的战争（解放军在这战争中惨败）去清洗毛泽东的死忠，从而清除抵抗邓小平与走资“改革”的势力。习近平下令逮捕将领徐才厚与谷俊山被逮捕，后者被指受贿而出卖军队中的晋升机会。谷俊山被指控售卖了上百个官位，并从出售军地中获利。“如果一个上校想成为少将，要掏大约3千万元人民币。”一个军队中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调查员从谷家中搜到四车财物，当中包括一尊纯金毛泽东。
周永康从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习近平将他扳倒，可以自己树立成一个“强势领导人”，并向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发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党内的许多关系网。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使中下层政府摆脱今天这种以债务驱动而不能持续的增长模式。这模式不仅是贪污的温床，更重要的是会令中国走向经济崩溃。
有报道称，浙江省作为习近平从前的权力基地，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的据点，他计划从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员，安排到党、政、军内的关键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内部人士对《路透社》说：“反腐行动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员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从而推进改革。
“红色贵族”的财富
周永康家族及党羽被围捕的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中国“红色精英”所聚敛的巨额财富。检察官和反腐人员所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有存款370亿元，所查获的债券、股票、珠宝和金条总价值达510亿元。
《纽约客》评论说：“关于这批资产，有很多事我们还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为企业所持有的，又有哪些与周氏家族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一点：一群中国公务员及其助手所积累的财富比阿尔巴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一些。”
《纽约时报》有一份深入报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亲属的财富细节。周永康41岁的儿子通过出售设备予国有油田和全国数千个加油站，赚到了数百万美元。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职盈利的典型。《纽约时报》报告发现，周永康的三个亲属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制股份。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业、房地产和其他领域。周氏家族已记录在案的财富至少有10亿元。《纽约时报》评论道：“这些资产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财富超过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
换句话说，根据“记录在案的财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币亿万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两个分别是温家宝和习近平自己。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中共领导高层及其家族手中还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财富”。
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有的私人财富令英国的“百万富翁内阁”相形见绌。英国议会中最富有的上院领袖斯特拉斯克莱德勋爵有1,600万美元的财富，但周氏家族超过其10倍。据报导，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是3.7亿美元，是莱德的23倍。
习近平打击了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新公民运动活跃份子。
失去控制？
中共精英的惊人财富也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习近平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缓和”反腐运动。在中共上层中，就谁是下一个目标，以及大规模内部冲突的风险，响起了愈来愈大的警号。上个月，87岁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力劝习近平放慢行动。《金融时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这篇报道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表示了类似的顾虑。在这两个例子中，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恐惧可见，他们担心反腐行动会使政权发生动荡。在政权里，一个保证互相破坏的体制要抑制各派别与财阀的权斗。
“中国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失控。在习近平感到完全巩固权力之后，就必须唤走他的狗。”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说到。
但是，对习近平来说，讲比做容易得多。反腐运动可以有自己的逻辑发展，第一，面对公众反腐的舆论压力，中共需要缓和愤怒，第二，为了在权斗中取得优势，这两点也会迫使中共领导拉开新的反腐战线。最近，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条战线，而有传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员贺国强被怀疑包庇宋林。华润集团控制2,400间公司，雇用50万人，被指控以过高价格收购山西的煤矿业，损失了数十亿人民币。宋林的女友为一名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她被指控为宋洗黑钱，聚敛超过10亿人民币的财富。
由于周永康被审判的话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怀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检控，或者被无限期软禁，就如前党总书记赵紫阳一样。习近平打破了周的权力根基，但会因此而满足而放手吗？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为需要炮制一个纯粹关于经济腐败的案件，并让当局政权掩盖爆炸性的议题，包括企图发动政变和谋杀。如果周永康现在被免罪的话，会削弱反腐运动及习近平领导层的诚信。
《学习时报》前副总编辑邓聿文提出这一意见：“如果你不能处理周永康，如果说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现在突然停下来？这不是证明你做不到吗？这意味着你没有权力。如果你没有权力，又如何改革？这是徒劳无功的。”
巩固一党专政
在四月，“新公民运动”再有四名成员上庭受审，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当中最高被判监三年半。加上许志永在一月被判监四年，该团体共有十人因为要求公开官员财产而坐监。这些活动分子主张体制内改革，连他们都被检控，可见习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却加强中共的政治垄断。
美国人权监察在2014年的全球报告里指出：“当习近平大谈对付腐败，并且有很多高调的逮捕，政府却苛刻地打压那些揭露政府及党高层腐败的人。”
在习近平统治下，政府加强媒体审查、网路控制，并镇压工人代表、维权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学校要求“七不讲”，禁止教师谈论民主、人权，以及意味深远的“权贵资产阶级”。
中共领导深知道社会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习近平相信，透过加强国家的镇压，重新集中权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权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这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1930年代斯大林独裁的批评里，讲述了习近平想法的错误：
“但历史会破坏对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样。当政权与国家发展面临不可调和的社会或政治矛盾时，镇压肯定可以为延长一定筹命，但长期来说，镇压机器自己会开始崩坏、趋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机关正进入这阶段。雅果达和叶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脑）的命运不仅预言着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但也预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领的命运。”（大清洗的结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对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