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裘青（社会主义行动）
受访者：崔先生（来自中国的政治难民、瑞典社会主义正义党成员）
裘：你为何离开中国？是什麽原因令你觉得必须要离开？
崔：在2011年2月的时候，我与朋友谈论上街示威，抗议温家宝的经济政策。这场抗议被视为当时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一部份。不久之后，当地公安部门就上门将我逮捕，罪名是指我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并将我带到派出所，之后更将我收监。在监狱中我遭到了酷刑对待，就是所谓的「老虎櫈」，而所造成的伤害至今犹在，瑞典这边的医生也能检验出来。
出狱后，大约是12年3月的时候，地方政府再一次上门找我谈话，语带恐吓的指我的思想不正确，威胁要把我送去劳动教养，「改正我的思想」。家乡的警察和国保也找上我说假如我再「出事」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受到牵连。事实上在2002年6月4号，我到过天安门广场之后，当局就把我划入了黑名单，视我为「危险人物」。所以在12年的夏天，我跟几个朋友谈了一下，其中一个朋友也曾经被关了一百八十天，就也是整整半年。我们评估一下情况，大家都觉得，虽然很多人猜测习近平上台以后会搞民主，但是我们认为他只会比以前的人更独裁。所以都觉得我应该尽快的离开，到一个「民主」国家去，哪一个也好，反正是要尽快出国。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我就流亡到了瑞典。
裘：你在瑞典的难民生活是怎样？遇到最好和最糟糕的事情是什麽？
崔：当时刚到瑞典的时候，移民局安排我到一个北部的市镇，让我在那裡等待难民申请的审查。到了去年九月的时候，移民局认为我是在说谎，所以很可能不会批准我的申请，要把我遣送回国。但对我而言，回国就是意味着坐牢，因为家乡的警察都已经知道我外逃了。这个时候我连繫上了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瑞典支部，也就是社会主义正义党。当他们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就决定帮助我，同时我们之间也进行了很深入的讨论，发现我们有很多的看法都一致，因此我后来就加入了CWI，并一起参加社会主义正义党的政治活动，比如选举、游行示威、反对种族主义等等。
至于最糟糕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最担心难民申请被拒绝，还好没有发生。最好的事情，就是能公开的参加政治活动，因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虽然语言有一点点困难，但无碍我和同志们之间的交流。
裘：是甚麽原因令你加入工国委（CWI ）?
崔：就像我刚才说过，我们之间有很多一致的观点。我九十年代初在大学毕业，当时的大学政治学习比较好，所以我对马列主义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有不少中国人觉得当下中国需要欧美的民主模式。当我跟瑞典同志交流时，我们都同意美欧的人民都一样受到压迫，这是整个社会体制所造成的。比方说1929年和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核心都是一致，就是金融资本投机炒作所这成的，本质上来说，这是极少数人在掠夺全民财富。
裘：你对中共独裁政权有什麽看法？
崔：我不把中共看成一个马列政党甚至政代政党，他是这种专制传统的延续，甚至可以说是专制的最高峰，过去有所谓皇权不下乡，可现在中共发展到8000万党员，他的力量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控制着重要的经济领域。对普通民众的压榨也是极为罕见的，在广东深圳现在的最低工资不过是一个月1808元人民币，而且工时长。所以我说这是人类史上少有的专制政权。
裘：那麽你觉得香港雨伞革命下一步会对中国国内和香港有什麽影响？
崔：雨伞革命对大陆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毕竟香港是全中国政治最宽鬆的地方。表面上这运动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场以年青人为主的运动针对的是香港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我听到梁振英说过他认为月收入一万四千元以下的人不能享有提名权，否则选出来的人会向基层倾斜，把香港变成福利社会。但我知道香港的人均GDP属世界最发达的水平，但当中地产商、零售商和金融投机者却佔了利润的绝大部份，很多民众根本不像是生活在一个发达地区的样子。这次和平抗议时间持续了很长，事实上有很多内地的声援，在这个意义上，运动鼓舞了内地的人民，奠定了思想的基础，所以并不能说是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