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首回合战事中建立战斗式的民主运动，继续抗争
《社会主义者》第30期社论
雨伞革命持续几乎三个月，彻底改变了千万香港群众运动的远景，现在暂时偃旗息鼓。运动发展达至极限，面对政府的施压，没有清晰的战略继续下去。
雨伞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发群众运动，不但彻底撼动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领袖原来的剧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来想堵路三天后就回家。今次运动的一大成就是，这堆「领袖」受到勐烈抨击，被大大边缘化。
但是，群众虽然有自发性，但欠缺组织和战略，仅能在起初避免运动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带领运动超过首几个星期。运动单单聚焦在佔领这一招抗争手法，之后能量消耗，想法殆尽了。佔领行动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需要升级至罢课罢工等有效的斗争手段。为了动员新力量加入，向媒体抹黑还击，智胜强大政权的代表人物，透过民主行动委员会组织起来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个新转折点，就策略和诉求展开真正的民主辩论也十分必要。
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后，群众一方面不免会有百感交杂的失望情绪，同时也会继续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战斗下去的决心。在后雨伞时期，《社会主义者》杂誌要强调今次运动的成就，也想重提运动的问题和政治弱点，让政府无须作出让步而结束了佔领。
梁振英及香港统治菁英的「胜利」将是对其的小补偿，但他们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态」了。9月28日后，香港从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纽约时报》写到:「示威后这地方会深深两极化，统治将更棘手。」中港经济体难以逃避未来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届时政府统治将可被进一步削弱。
雨伞成为违禁品
「雨伞运动」虽然被清场，但惨胜的政府将会更为弱势，更为不受信任。公众对警队的态度从此不再一样，对待北京最紧密的盟友 – 钜富菁英 – 也如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贫穷加剧、没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贵的房屋外，还能给香港什麽?撑起的雨伞引起了统治菁英心中的恐惧。习近平12月到访澳门，利用访问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发出警告。当时当局禁止记者在微雨时撑起雨伞，改为派发雨衣!
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独裁政权背后的大问题，今年中共的週边被港台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动。正如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阳花运动」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让，但在11月的九合一选举受到重挫，当中反映出群众抗拒其亲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态发展都是中国未来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为当地的群众(尤其是年轻人)也面对类似问题:没有民主、工作不稳定、不平等日趋严重。这个害怕在官方场合见到雨伞革的政权是色厉内荏的。
态度转趋强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将会再展开。政府可能会变得更强硬，并针对性打压一些反政府团体。警察手上有一张200多人的名单，准备对参与过佔领的人士以严重罪名起诉，例如袭击、阻差办公或组织非法集会等。白色恐怖的气息弥漫半空。但这可以激起民情反弹，引发新一轮的示威。不排除未来会重推廿三条国家安全法。曾经警告佔中会「头破血流」的中共高级顾问陈佐洱，高呼廿三条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轮谘询将在1月7日开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会对泛民作出退让。现时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将会变成提名委员会，最多只会有小幅度改变。北京和港府现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令下届选举继续现时的小圈子模式。因为他们害怕2017年会有杯葛选举的白票运动，令这场假普选的仅有合法性都被打击，下届特首将会蒙羞上台。此外，台湾选举的大地震也会是一个因素。
为什麽雨伞运动连政府些许的让步都赢不到呢?这是因为运动内部矛盾 – 寻求「体制内改革」的纲领和领导层。运动纲领有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与中共独裁政权并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视野。这成为了社会和民主发展的障碍。在整场雨伞运动裡，工国委香港和中国强调，民主斗争必须也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才会胜利。
一场群众运动可以迫使不愿改革的政权让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条，以及今年较早的澳门反对离补法案。北京可以不情愿的同意这些让步，因为这些让步不会威胁到其统治。但是，今次香港的斗争并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报》(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们让一步，水坝就会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决定，就会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陆地方引发骨牌效应，各处也要求选举权。」
这証实了《社会主义者》杂誌一直所说的，香港的民主斗争必须积极在中国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阶级之中，反对独裁统治，反对资本剥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间也是极小数认知到这一点。「很多香港学生也是只想本地，对外隔绝的。」《时代週刊》(10月10日)写到。该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轻示威者的话:「我对改变中国政局无兴趣。」但是，推翻中共专制政权是胜利的唯一道路。
领导层问题
虽然泛民妥协派和戴耀廷很久以来已经不受公众支持，特别在八三一人大决定后，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因而更受人唾弃。但从上一段所述的划地为牢的政治弱点，可见他们的政治路线仍然大大地影响运动。他们拖延佔领行动，避免运动爆发，令他们不能成为运动的正式领导。相反，他们被迫躲在学生背后，依赖着群众对学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华早报》承认他不享受这场佔领行动，说:「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万人自发上街佔领，加上群众怒火一发不可收拾，迫使这群领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远。学生领袖呼应群众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虽然后来这诉求在没解释下消失了。10月4日，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在金钟说:「我们不是要革命，我们只想要民主。」这就是学生领袖在10月11日的演说及致习近平公开信的主题。
由于没有一贯的战斗性战略，不论是策略上(目光超远佔领一招抗争手段，寻求罢课罢工等形式的集体行动)，还是政治上(解释香港要有民主，必须结束中共独裁统治)，因此运动领导层撕裂为两边。一边是学生，他们靠受由下而上的压力所影响；另一边是泛民领袖和佔中三子，他们竭力尽快退场。
在12月22日《有线新闻》节目《新闻刺针》的访问裡，戴耀廷暗示曾与林郑月娥达成幕后协议，当时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报告，作为慢慢退场的转折点。在10月21日，林郑与学生代表在电视谈判后，学生领袖面对示威者反对退场的群众压力，所以拒绝接受政府的条件，戴耀廷在访问中表示当时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学联起初的支持下，在广场推动所谓电子公投，当中投票选项提到政府的民情报告。社会主义行动当时是唯一公开表态反对公投的组织，指出这是以「公投」之名引导群众退场的手段。《明报》当时报道我们反对公投的立场:「社会主义行动认为，这次公投的议题设定明显引导舆论…形容是佔中及泛民…为准备解散运动而铺路…对此感到遗憾及愤怒。」之后，在群众压力下公投取消，学生收回对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认与希望谈判后退场，正好为我们当时的立场平反。
这次披露証实了运动领导层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领导、有意识的「退场派」，他们害怕运动激进化；另一派则非有意想退场，但欠缺一贯的战略去带领运动向前。因此，学生没有准备公开与「退场派」冲突和决裂。《有线》同一节目亦指出，民主党的何俊仁曾向学生开条件，如果学生愿意退场，他就可以辞去立法会议席发动变相公投。公投运动是好是坏可另作讨论，但如果当时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议就必然是重大错误，对运动是一大伤害。
建立有内部民主的民主运动泛民领袖长期以来将自己小圈子领导层的模式强加于香港民主运动之上。他们倾向暗室讨论，避免政治技俩曝露于公众面前，而不是向群众公开抛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场」)。运动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构，而领导层不公开民主，是雨伞运动的致命弱点。
在斗争中的确有一股强烈的沮丧情绪。即使本土派组织利用这一情绪，进行「拆大台」行动，从而争取曝光，但不可否认这股情绪的真实。因为「大台」以官僚的方法运作，由小部分团体垄断，避免有人上台批评泛民的错误方法和路线。本土派并没有主张建基于民主架构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他们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无政府主义 – 不要任何领导。
社会主义者主张运动内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讨论及问责制度，但我们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领导层，而是要领导层受到运动底层的民主控制。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诉求的讨论，应该通过民主架构进行。斗争的领导层一定要开放予所有参与斗争的组织，让其派出代表参与。显然，运动当时的「联合阵线」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封闭的小组，其组成也是泛民领袖的小圈子。除了学生组织和政党外，有一堆「民间团体」成为了领导层的代表。这堆团体的名字从没对外公佈，即使连核心的佔领者也不知道。谁决定这个联阵是领导层的呢?
在斗争裡，所有重大的提案应该提到群众大会上。我们拒绝本土派「没有大会」的幼稚路线，并指出运动的公众代表应该受到真正的民主监督，这才可以打倒妥协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响，并建立战斗式的民主运动，让雨伞革命的无畏精神和坚毅决心不至枉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