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受害女性的个案上升

Angie Ng 香港荡妇游行组织者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对待的个案正在增加,响起了警号。性暴力或家庭暴力个案均有上升,而两者之间是有关的。不论是肢体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对女性的暴力都是关于“控制”的。我们身处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有着奴役女性的权力结构;女性被限于扮演妻子、母亲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为例,社会福利署的数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报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体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获的首次呈报性暴力个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个月更接获874宗,超过2013年的总和。真实的数字远远更为惊人,很多受害人惧怕“责备受害者”或遭到社会标签等的原因不敢举报。

特定群体

性暴力也影响到性小众中的女性。一个LGBTQ团体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统计并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对待的性小众。他们曾向社署要求对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协助,但这些案件并不被纪录为性暴力个案。

一名跨性别的青年被家人赶走而无家可归,也找不到任何协助,因为香港的庇护中心一听到她是跨性别人士,都立即挂断电话,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众的受害人,因为前线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处理性小众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针对女性的暴力数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个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这些案件当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东华三院辖下芷若园指出,轻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单纯、容易受骗,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会对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传统家长禁制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间接令这些女性处于容易受害的位置。资本主义社会要竭力控制女人的性自主,无法提供正确的性教育,包括教导女性(及男性)何谓健康、互相尊重的关系,何谓侵犯性行为。

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个问题。关注少女及两性平权议题的机构Miss Alpha就年轻情侣恋爱期间的暴力态度进行调查,发现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响正常社交活动,38%受访者曾遭伴侣企图操控,12%人更被对方强行爱抚或性行为,涉遭非礼或强奸,当中一人更是十六岁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体暴力对待。同一份调查指出,社会中对“约会强奸”、在关系中被伴侣暴力对待等的意识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没有观念,令不少人受到伤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

新自由主义对整体公共服务的打击,令香港缺乏足够的社会服务提供给女性,例如女性庇护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寻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难。香港现时只有五间女性庇护中心,三间由非政府机构营运,政府没有提供公共的服务中心。所有中心加起来只有260个宿位,完全供不应求。一些庇护中心更缺乏托儿服务,一些有其他限制如煮食的时间限制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现存的组织架构,女性庇护中心缺乏足够的支援,中心不会协助受害人处理如托儿、申请公屋、综援或离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妇女团体也批评,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门,迫使受害者必须到不同的部门,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经历。

总结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强抗争的力度来提高社会关注,并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资源。需要结束保守及有害的社会态度,如为“保护”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责备受害者等的观念。对性小众的保守态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应有的协助。同时,我们必须加强斗争,为女性和其孩子争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让她们脱离受虐的环境。提供足够的庇护中心宿位,成立处理性暴力的部门,以一站式的社会服务提供协助。这一切对女性反抗性暴力运动中都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行动认为:

对女性的压迫,由职场歧视到媒体广告的性别歧视和暴力,根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世界上70%的贫穷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这样的“富裕城市”里,右翼的建制派政客、大媒体、以至国家机器—高级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输保守的意思来强化性别的压迫(如认为女性要避免被强奸就不要饮醉酒!),目的是限制女性的权利和自由。

社会主义者反抗这些思想和态度,并为加大公共服务如全民托儿服务、老人服务等而抗争,从而减低女性的负担。我们支持法律改革的抗争,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这连系至与资本主义完全决裂的必要。我们为社会主义政策而抗争——民主控制经济——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