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毫无疑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记者柴静最近所发表的《穹顶之下》对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最为深入和客观的一套纪录片。
这套纪录片在发佈当日立即受到内地多家大型媒体网站，甚至官方平台热捧而迅速散播开去。一时间内地微博网站放眼望去尽是关于《穹顶之下》的消息与讨论。在不到几天后，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闸」下架，「不得再借此进行炒作」。从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倾轧之端倪，一方试图利用群众关注的雾霾问题引导舆论，为打击国企石油帮、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则只求稳定现况，提出的环保方案都符合体制内的框架。亦有评论指这是中共试探群众水温的手法，当发现水温比想像中要热的时间就马上把手缩回。
然而，不论中共官方在背后打甚麽算盘，都不影响这纪录片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体的记者，柴静在片中她驳斥了环保工作不利于经济发展一说，指出了过去一直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之一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当中现在不少是依赖政府补贴输血渡日，根本谈不上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是纸老虎，毫无监管权力，甚至连燃油标准都只能根据石油企业而非政府部门来制定。总括而言，她点出了雾霾背后很多不为群众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决方案？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资本主义下，雾霾和污染等环保议题牵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领域，加上近年内地因污染问题而爆发的群众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势，谈论环保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触及中共的敏感神经。
但柴静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寄望于个人的自发运动外（少驾车，举报污染问题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业的国家垄断，通过「市场化」引入私人资本竞争，从而提升使用天然气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并寄望私人的「环保产业」开发环保技术改善环境之馀拉动经济增长。
基本上，这是内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药方。但客观的经验和严谨的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些看似头头是道方案只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首先，中国本身是一个石油输入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这意味着即便100%开採，亦远远未能支撑全国的能源需求，甚至连过渡方案都无法胜任。那麽要填补剩下的缺口只有两条路可走：要麽走回头路用煤炭填补，那麽雾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要麽向前走，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补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导能源系统，非要绕个大圈跑到油气工业上去呢？
此外，柴静在片中以英国煤矿业为例子，轻描淡写地将产业转型的过程一笔带过，彷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实际上英国撒切尔夫人主导下对英国煤矿业的动作触发了英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庞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和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资本家当时有意识打煤矿工业，削弱矿工工运的力量。
资本主义才是污染源
正如我们在去年一篇关于中国污染问题的文章《「三高」企业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中指出：「大部分社会财富操控在官僚和资本家手中，改造生产模式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要想满足东部城市需求、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离不开『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改革开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经济规划能力，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谓的「环保工作」往往意味着的只不过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掌握着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力的时候，环保法规只会如今天一样不过是件摆设。
中国贫穷的内陆区和少数族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又有严重的缺水问题。但中共现时的环保战略是把污染物排放至这些地区，例如将煤电站迁移到这些地区，而向富裕地区及政治敏感的东部城市承诺减少污染。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体一样，将污染工业移到亚洲及中国，让自己国家可以实行「绿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环境，离不开全盘的民主规划，合理地按照自然条件分配产业分佈，善用地理条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这些却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绝对无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管理银行和大型企业，以民众的需求而非利润去制定生产计划，才能彻底地抹清穹顶下的雾霾。从这个角度而言，雾霾的源头，正是资本主义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