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失败 “强权”形象破产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
“这里的大新闻并非关于中国经济，而是关于中国的领导人。忘记你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智慧与远见的话。从目前的慌乱举措来看，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中国股灾和中国政府的救市举措所做的直率评论。自6月中旬以来，沪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4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3.7万亿美元）——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经常被视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金。
这场股灾惊醒了全球资本主义，七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长机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16%——美国为19%（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消耗着全球一半左右的矿产资源，所以它一打喷嚏，从澳大利亚到巴西的出口商都会感染上经济流感。
动摇对政府的信心
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许多资产阶级评论员都认为中共独裁政权是“杰出的”经济管理者。它通过巧妙利用国家干涉和看似无限的金融资源，总能为经济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过去几周的事件彻底动摇了人们对中共的信心。当股市继续背离“党的命令”时，中共领导人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卡纽特国王（King Canute）——这个北欧国王曾命令潮水后退，结果溅了一身水。
据路透社报道，政府目前已经投入8000亿美元进行股票收购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溃的股市。这就像炸弹一样震撼着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去年被哄进股市的6000多万小股民。
“我父亲损失了90%的积蓄”，工国委中国成员于先生如此说道。“他在一家汽车零件厂工作，今年3月决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讨论股市。官方操控的媒体都在鼓励人们投资于股票，并预言股市（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会升到10000点。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事损失惨重，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国家牛市”
沪指从去年7月的2000点飙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点，上涨了150%。但是现在它已经跌到3500点。这场由国家操纵的“牛市”或者说金融繁荣，其动力不仅来自狂热的媒体宣传，还来自借债。它被称作“国家牛市”，或者“习近平的牛市”。
近几年，政府放任“保证金交易”等金融活动——这些活动在纽约和伦敦等“成熟”市场上都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保证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华尔街股灾恶化的因素之一。根据官方数据，10%的中国股票都是赊购的（只交付保证金）。但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水平，因为它没有考虑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也就是处在受监管的银行系统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间借贷，经济学家相信“保证金借款”的实际规模已达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盘前的美国也才12%。
尽管受到许多警告，中国的统治者却似乎看不到这项政策所隐含的风险。今年上半年，金融业以17%的增长率飞速前进。《金融时报》报道说，在1月至5月间，中国新成立的对冲基金多达4000家。
当制造业、建筑业乃至服务业（除了金融部门）都已经减速或者萎缩的时候，中国经济却能保持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对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长率有所怀疑。
六月股灾成了转折点，经济现实重新梦醒于金融投机的纸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独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摇摆反复的政策，连国家垄断的媒体也无法完全掩盖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稳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达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强弥补了一些损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沪指又下挫8.5%，创历史第二大单日跌幅。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政府以巨额投入换来的暂时成果都消失殆尽。7月份沪指共下跌14%，是6年来最糟糕的月度结果。许多人都在问政府承诺的“稳定”为什么没有实现——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当初政府为什么做出这么不现实的承诺。于的父亲的例子说明了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
政府催涨股市泡沫一部分是为了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富余阶层中激发“财富效应”，吸引这些阶层支持独裁政府，并促进受经济急速放缓拖累的消费支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利用股市的繁荣帮助经济减少对借债的依赖——经济增长正因此而受到威胁。然而，股价大跌意味着股市不仅未能解决政府的债务问题，反而加重了债务负担。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实施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来缓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中国因此在建筑、投资、影子银行以及股票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由债务驱动的资产泡沫。现在这些泡沫都开始破裂。政府没像正统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放任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问题恶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为救市而打出的“爱国牌”。政府最近的举动令国际评论员出现分歧：克鲁格曼等人预言中共政府会遭遇惨败；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则为北京当局的举措辩护，称它和美国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宽松”——没什么不同。
但是中国的基本经济状况正给政府带来难题，因为堆积如山的债务限制了财政刺激的规模。现在中国债务规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这个增长速度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债务占GDP比例为282%，超过了希腊的160%。
随着经济增长率降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债务的“定时炸弹”为政府摆下诸多难题。首先，债务在以两倍于经济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债务就要增加2元。其次，价格下跌（通货紧缩）挤压着企业利润，使还债更加困难。政府在8个月内四次下调银行利率，还有人要求政府进一步降低利率以稳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通货紧缩仍令实际贷款成本继续上升，逐渐加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中国发现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处在相似的困境之中。当时日本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的相当一部分陷入“僵尸化”——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和银行靠着政府的大规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现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滞危机，而中国——一个从人均角度来看贫穷得多的国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旷日持久的危机。
中国的普京
中共政权有许多理由为事件动态担心。它凭借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镇压才得以保持权力。自习近平于2012年末上台以来，逮捕、审查和高科技监控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还有逐渐激化的民族主义和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强人”形象。习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控制了军队、警察以及党国机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职权范围内经济政策。
习近平一方面强化了中共的独裁机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策来使太子党的经济权力“正常化”并加以巩固。但是偏离以往的“集体专制”模式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因为习近平必须为每一次失败承担个人责任——正如现在这场股市危机所显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