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与本土派的得票代表什么？
宫城 社会主义行动
2月28日（星期日）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的结果对北京造成政治震荡。公民党候选人杨岳桥以160,880票（37%）当选，击败获得150,329票（35%）的民建联候选人周浩鼎。另一点瞩目的是，曾经参选年初一旺角骚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获得66,524票（15%）排行第三，高票落选意味着本土派的冒起。梁天琦在选举后向传媒表示：“本土派与泛民和建制三分天下， 九月选举每区最少可夺一席是合理期盼。”无论九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如何，今次补选的成绩已经重新划分了香港的政治版图。
梁振英近年严厉打压群众反抗运动，终于在今次选举付出代价。这次选举结果对梁振英及中共政权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中共政权、梁振英及香港警察是梁天琦的最佳助选团。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及梁振英经常指控香港民主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并夸大“港独势力”的影响力，正因如此令公众愈来愈注意本土派，不少青年因为中共的强硬措辞和打压手段，而视本土派为反对政府的激进道路。中共令预言自我实现，情况就如他们打压“疆独藏独”一般。选举成绩令中共政权愈来愈担忧香港局势不稳，因而将会加速推动廿三条恶法。但是，这些做法只会令香港政局进一步两极化，令工人与青年对中共政权更离心离德。
本土民主前线被视为策划年初一骚乱的组织，其两名带头人物都被逮捕并被控暴动罪。整个社会舆论焦点突然集中在本民前上，彻底改变了本土派的选情。群众不但没有受到“暴徒”的指控所影响，反而正确认知到建制当局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对寻求改变的“热血青年”感到同情。此外，梁天琦的入屋邮递政纲因写有“自治”、“自决前途”、“以武犯禁”等字眼，被选举事务处禁止寄出，公众因感到言论自由被打压而反感。这些都是偶然因素，本土派急速增长的主因，是泛民主派往往作为群众运动的煞车掣，在关键时候与政府谈判并解散运动，令对抗政府的市民对他们失去信心。群众急于寻找新的替代方案，想要一个摆脱老政客形象的新鲜候选人，本土派在这条件下被视为最“激进”的选择。
杨岳桥似乎承认泛民的失败造成本土派的崛起──他主张泛民要进行“改革”。但不幸的是，所谓“改革”或“世代交替”只是公关形象的小修小补，兼且在政治言辞上加一点本土派色彩，以重夺流失的选票，而不是重新反省那“要求独裁者自我改革”的失败路线。
虽然不能忽视排外绪在香港升温，但票投梁天埼的六万多张票中，明确支持排外主张的选民仅占少数。因为选举时面对广大的群众，本土派知道自己的排外主张难以获得支持，因此他们在网上和现实世界提出完全不同的政纲和面貌。本土派的“核心价值”是极右排外民粹以及大香港民族主义，但梁天琦的政纲内容并没有明刀明枪，反而与泛民主派的保守政纲没有太大分别，只是提出体制内的改革诉求，仅在修辞上较为强调“香港人身分”而已。例如所谓的“贯彻香港自治”、“维护香港自主体制”，都是像泛民主派般没有超出基本法框架下的主张。另外一点是，虽然本土派一向以强硬措辞攻击泛民来赢取掌声（而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但梁天琦在选举中对杨岳桥相当客气，甚至在选举后称和平理性非暴力可以与勇武抗争道路并行，意味着可以与泛民“分工合作”。当然，这不过是选举时的公关技巧。
本土派在选举期间的团结表象并不会持久，他们的增长也不会稳定。而会因为派系利益而互相恶斗和分裂。热血公民和黄毓民在补选后急急召开记者会，宣布九月立法会选举的安排，被本土派内部猛烈攻击为“收割成果”。本土派内部有一股强烈的抗拒政党、抗拒组织的情绪。黄毓民和热血公民本来利用这种情绪获益的，但他们由上而下的官僚做法也激起这股情绪的反弹。
在2014年的八三一人大决定后，所谓“中间路线”早已破产。强调走中间路线的新思维候选人黄成智，以17,295票惨败，比他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落选时更低，再次证明“中间路线”已走到绝路。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建立战斗性的民主运动来推翻政府。但改良主义的路线是不能达成此目的的，因为中共独裁体制的本质是不能逐步改革的。而将香港以排外/ 种族主义孤立起来的做法，只会分裂及弱化中港两地打倒独裁者的力量，是不能打倒中共政权的。虽然这场补选的结果向政府和现存制度作出了警告和谴责，但没有任何党派能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真正替代方案是建立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挑战资本主义和独裁制度为目标，只有工人群众的社会基础才能有效填补现时的政治真空，带领群众斗争走向社会变革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