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压工人不是出路，只有民主公营的社会主义才是解决方案
北海 中国劳工论坛
在3月7日的答记者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公开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纲领：对企业减负、减负再减负；对工人加压、加压再加压；公众应该对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两点已经实施或者准备实施，最后一点更多是官方套话，无法让人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现状。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对“西方价值”，但现在打压工人的政策都是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抄袭过来的，包括德国默克尔、英国卡梅伦以及法国奥朗德，还有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会对希腊强加的政策，足见其虚伪。
“改革开放”后，工人待遇大幅削减，同时大量农民进入私人企业，形成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所出卖的廉价劳动力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2003-2009年间，仅中国私人企业利用低工资和超时劳动攫取的额外利润就高达4.1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公有和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足GDP的20%。上亿贫穷的底层工人与上千万下岗工人对专制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僭取了工人国家遗产并转向资本主义方面的中共官僚当然明白这一点。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许让步，更何况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区并未得到完全实施。所谓保护工人的法律，如马克思所说，只不过是为了“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同样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劳动合同法》实施过早，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长期高强度剥削带来的危险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犹豫时间。
低工资与它所造成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口萎缩造成中国经济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而楼继伟及其背后的资本家集团却将其归咎于“工资增长过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市场带动物价上涨造成的——尽管上涨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弥补工人此前被夺去的劳动成果，也不足以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楼继伟还将中国缺乏技术工人归咎于“工人流动性过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护而独立的工人组织难以形成的情况下，“换工作”是工人逃避资本剥削的一种消极方式。而缺乏技术工人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此前能够依靠廉价劳动力（官方称为人口红利）赚取巨额利润，也就无心投入资金和时间培养技术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职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等都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社会舆论将职业教育与低收入工作联系起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在事实上也沦为低收入工人的输送渠道——从而为资本剥削提供借口，导致工人污名化。当中国制造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时，政府一开始幻想自己喊出一声口号，一支成熟的技术工人队伍就会迅速出现；当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是空想时，就反过来责怪工人流动性过高导致企业不愿进行职业培训。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类重大工程项目投入5万亿资金，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小之又小，却进一步推升总体负债率（2015年初时已超过300%）。在广大底层劳动群众工资收入低、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依靠供给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难以成功。所谓“供给侧改革”也不过是另一个从新自由主义“英雄”里根和柴契尔戴卓尔借用过来的概念。政府通过增加债务和打压工人来避免经济彻底崩溃，只会让经济如日本一样陷入长期停滞。今天中共高层提供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出路，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有民主公营的社会主义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