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将有六百万人
北海 中国劳工论坛
3月10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在人民网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国有控股企业将裁员4-5万人，相当于现有人数的一半。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钢集团已经辞退了大量劳务派遣工。武钢工人的悲剧只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的一个缩影。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准备在未来两三年内裁减约600万国企员工，这些人集中于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一向被视为“重中之重”的维稳需要，说明中共官僚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他们公开表示的那么乐观。
经济困局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政府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13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9年间，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作用为11.7%，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在GDP比重则从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许多国家都经历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减少，但没有那个地方像中国下降的幅度那么大。”消费不足的问题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更加严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国内市场上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经济的立即崩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这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因为世界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工人——身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去年亏损了645.35亿元人民币，亏损企业占总数的一半。而煤炭行业的亏损面则高达95%，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较2014年下降了91%。为了应付日渐临界点的经济紧张局势，中共官僚试图将危机转嫁给基层工人。尽管他们宣布会拨款1000亿用来安置煤炭和钢铁行业的下岗工人，但是在腐败的政治环境下，工人所能获得的实际补偿只会少之又少。
供给侧改革
通过刺激传统行业——也就是官方所说的“扩大总需求”——来挽救经济已经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案，意即将经济增长动力转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了给这个方案提供依据，他们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事实，自欺欺人地声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观察者网，2016年3月）。与官方宣传相反，凯度（Kantar）消费者指数表明，今年年初中国50大零售商的销售额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则指出，“富裕的中产家庭从高档产品转向更平价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减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这些都说明问题不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而在于被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的底层群众乃至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很明显，疲软的国内市场无法支撑起大到足够挽救中国经济和中共政府的新兴产业，更何况楼继伟在3月7日的讲话表明工资的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制——此前广东省已经率先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冻结两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只会使新兴产业沦为房地产和股票那样的金融投机场所，加剧经济泡沫化，而无助于解决工人群众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金融资本
尽管受到坏账的拖累，2015年中国金融业经济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于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全球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中国，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工商银行的利润也是这500家企业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单中有12家来自中国，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业银行。另外，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名单的41家银行的利润占500家企业总利润的67.62%——从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真相。随着负债率的飙升，全国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机构不断从本就虚弱的实体经济中抽取大量资金，并通过正规和非正规（例如影子银行）渠道进行疯狂投机。据估计，在2015年股灾前，各银行投入股市的资金总量高达4万亿；银行将巨额超发货币通过贷款投入房地产市场，引发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在政府支持下兴起的P2P金融工具沦为庞式骗局，仅e租宝非法集资案就涉及500亿元人民币。泛滥的金融投机在帮助中共政府营造了经济依然繁荣的假象，但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大的经济压力下无法持续很久——无论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从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榨取来说，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体经济的崩溃时刻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