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警察对广东“民主村”的镇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
中国劳工论坛 报道
广东省乌坎又一次成为世界焦点。将近五年前，这个村子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制统治，并似乎从中国当局那里赢得了些许让步。在本文撰稿之时，乌坎已经再次爆发抗议。虽然结局如何还是言之尚早，但我们仍能从本次和上次的斗争中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为了在中国组织成功的群众斗争，我们需要加以讨论和运用这些经验。
6月17日当局展开镇压，乌坎村村民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陆丰市当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间逮捕了72岁的民选村委主任林祖恋。在逮捕过程中，他68岁的妻子杨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现在林祖恋面临受贿罪指控，但当地村民斥之为谎言。一名微博用户质疑，为什么官方派出强大警力去逮捕一个“70多岁的老人”？
林祖恋被捕后，三千多名村民举行了示威抗议。当局加紧镇压，在村内形成国家紧急状态，使用无人机监视村内局势，逮捕其他被怀疑为“团伙头目”的人，林祖恋的孙子林立义亦被补，乌坎随之而来爆发了更多的游行。中共官员指责《苹果日报》等境外媒体煽动抗议。国家宣传机关一贯用“境外干涉”的说辞来搪塞“群体性事件”，而不愿承认抗议者有合理诉求——反对镇压构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据媒体揭露，有学生被迫签字指证林祖恋贪污受贿。学校甚至延长上课时间来阻止学生参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记者被命令离开乌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恋家人聘用的两名律师则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与他联络。其中一名律师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吓电话。
电视认罪
被捕两天后，林祖恋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收取贿赂。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换取释放孙子。习近平当局强迫“电视认罪”的，诬陷批评政权的人，包括人权律师和被绑架的香港书商。但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乌坎村民告诉《悉尼先驱晨报》：“我们一点也不相信，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视频中，林祖恋语速缓慢，似乎是在背诵台词，而且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当地方言。在林祖恋“认罪”后，又有一千多名村民举着为他喊冤的横额幅街头。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庄数不胜数，乌坎只是其中之一。据估计，中国每年新增失地农民多达400万名。从1990年代以来被卖给开发商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英国大小，这让大量官员暴发成百万富翁。为了阻止不正当的土地交易，乌坎居民在2011年时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通过村理事会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直到当年12月，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双方的对峙才宣告结束。当时中共省级领导越过当地官员，亲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让步。
这个协议被誉为突破，并作为“乌坎模式”广为人知——它表明冲突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时社会主义行动警告说，尽管乌坎运动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样的结果不应被过度解读。《金融时报》就是后者的典型。作为一份全球资本主义的报纸，它在头条中宣称：“乌坎为中国提供了民主典范”。
2011年协议达成后不久，我们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实上，官方的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乌坎抗争及其教训》，中国劳工论坛，2012年2月26日]
假让步
作为2011年协议的一个注脚，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朱明国已经因为收取1.4亿元贿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领导、广东前省长汪洋——与乌坎事件的解决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后来升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汪洋“温和”的亲改革路线没有成为整个中共政权的前进方向，相反，它已经在中国的政坛中消失了。
2012年3月，乌坎获准进行选举，但是这些选举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样“自由”。村民普遍抱怨，当局为了阻止更加“激进”的人竞选职务，遂派出警察威胁恐吓核心活动者。同时腐败土地交易的实际问题未能解决，而且现在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示威。
在林祖恋和其他抗议领导人被选入村委会之后，上级政府更是双管齐下，一边迫害乌坎运动中最激进的斗争者，另一边在财政和行政上封杀民选领导人，使他们没有可能解决土地问题。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隐藏从非法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还要抹黑乌坎村的“民主”实验。最终结果就是，在抗议结束将近五年后，乌坎斗争的诉求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为瓦解群众抗议而作出的承诺时，一名村民说：“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林祖恋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员，却因为支持抗议而正在遭受地方当局的严厉迫害，可谓相当讽刺。自2011年同当局达成协议以来，林祖恋一直是中共最忠实的辩护者。他劝说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进行抗议。他也强调，乌坎是一个个案，不是其他地区所能效仿的典范。乌坎运动中想要重启群众斗争的人对他做出批评，导致原来的抗议领导层发生数次分裂。这也被陆丰当局利用，迫使乌坎就范。
看来林祖恋的耐心最终还是耗尽了。就在被捕前几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重启抗议的事情。这才是他被捕的真实原因。有传闻说，在林祖恋和其他村领导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败的土地交易发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恋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动。
“共产党万岁？”
乌坎和整个中国能从这段经验中吸取很多教训。很明显，许多勇敢的抗议者，尤其是老一辈，希望中共国家领导人介入事件，调查并惩罚陆丰官员的强盗行为。有些人将此作为示威的诉求。不管是2011年还是现在，都有人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口号有很多含义，有些抗议者以为向党表示忠心可以减少镇压的危险，但这没能起作用。从一些报道中我们看到，即便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也不是所有参加斗争的乌坎村民都同意这种做法。一些村民的见解更有眼光，正如《经济学人》引述一名居民：“我们有一个黑政府，全都是腐败。他们不能再用‘乌坎模式’来欺骗我们。我们要拿回土地。”
没有迹象表明国家领导人会出手解救乌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利用民粹主义，用作党内权斗，而非真正根除贪腐，而且在这个官僚权力不受制约、资本投机猖獗的制度下，贪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习近平决不想让人们觉得像乌坎那样的有组织的群众行动可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根据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披露，国家宣传机关已经发动了全面封锁，要求新闻媒体“删除关于抗议的报道、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在海外宣传方面，狂热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警告说：“如果全国各地的矛盾都用乌坎村民的激进方式表达的话，中国基层看到的将是一片混乱和骚动。”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向着更具压迫性的方向偏转。习近平治下的一个特征就是，连体制内的“温和”声音——包括NGO活动者和律师——也在被逮捕并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恋就是其中之一。在担心严重危机和群众骚乱将临的情况下，加紧镇压是独裁政权本能的防御反应。
建立独立基层组织
乌坎以及其他农村斗争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众组织、在各个斗争社区间建立联系（有些只相隔几公里）并联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运动。尽管在任何斗争中，谈判乃至暂定的协议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错误在于解散了独立的村理事会，而没有把它当作群众的发声平台加以保持和壮大。
根据协议参加选举没有问题，只要村民明白这些选举对于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只是争取些许改革也必须依靠独立的基层组织和持续的群众动员。在官方村委会争取议席，本可以作为外加的“合法”平台在斗争中发挥作用。
人们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动性，以及它同腐败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也需要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乌坎所遭受的镇压和中共想要扼杀“民主实验明”的企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现实。
乌坎村相关文章：
广东村民抗争重燃乌坎精神 （2013年3月4日）
中国：乌坎抗争及其教训 （2012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