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今年是六七暴动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罢工开始，警察镇压将事件推向暴动，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终。据港英政府统计，暴动中832人受伤，51人丧生，其中15人被炸弹炸死，被捕者达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现了劳苦大众反英帝国主义的渴望，不甘忍受资本剥削以及种族歧视。然而，军警镇压造成的愤怒一触即发，但受到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及斗争手段的影响，这股力量被误导至恐怖袭击和暴动的方向，失去了广大群众支持而形于孤立，港英统治反倒得以强化起来。
港英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是引发暴动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时极长，没有有薪假期（连周日也没有），被解雇时往往拿不到遣散费，社会缺乏廉价医疗及教育系统。60年代免费教育并不存在，15-1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3%在学校读书。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万人住在山边木屋或天台小屋。当时居住环境拥挤、贫富极为悬殊、工作环境恶劣、政府部门贪污猖獗、华人受到歧视，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轮加价激起抗议，后来警察镇压挑起民愤，引致骚乱。最后一名骚乱者被杀，超过1,400名青年被捕。这可说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与对待文革的历史一样，亲泛民的媒体美化英殖民地统治为自由、民主、开明的化身，片面将所有反抗者定性者为受“土共思想”洗脑的暴徒，掩盖了工人和青年抗争的正当性，也无视社会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动的主因。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骚乱者为港独暴徒一样掩盖事实。当年一些参与暴动的青年成为了今天建制派的一员，为全球其中一个最新自由主义的香港政府效犬马之劳，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就因为当年派发传单被捕。亲北京建制派视六七暴动为“路线错误”，是他们的历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队修改网站上的六七历史，被质疑企图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体现了他们处理这宗历史事件的做法。当然，建制派今天变成统治集团的一员，打压任何形式的反对运动，是已经彻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当他们指责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时，总会被公众翻起六七的旧帐来嘲讽。
罢工、镇压、暴动
在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九龙新蒲岗的胶花厂工人不满资方苛刻的条例发起罢工，结果资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当工人阻止工厂出货时，警察进行暴力镇压，向群众发射催泪弹和木弹，百多人被拘捕并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后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介入运动。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务、食品制造、零售业、纺织厂以至政府部门都爆发罢工。6月初警察射杀多名工人，并且不经审讯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广播，禁止示威者张贴大字报。这些做法都是打压和平示威权利和言论自由。此时示威者最多投掷物品和纵火，远远未称得上是恐怖主义。6月底，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得到约6万工人响应，及后还发动了一天的罢课和罢市。
警察疯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响，运动开始转向恐怖主义和暴力袭击。7月8日，共产党民兵越境到港与港英警察爆发“沙头角枪战”，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转捩点。7月9日观塘警署发生了第一次炸弹袭击。毛派工人开始在炸弹袭击开始对警车、“防暴队”、警署、警岗、兵营、警察宿舍、政府机关的投弹袭击。后来袭击目标扩大至戏院、公园、街市等公众地方，很多无辜平民受到威胁，后来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舆论被定性为暴徒，失去群众支持且孤立起来。8月商台节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烧死，令港英的舆论攻势更为猖獗。暴动分子在左派办事处及学校等地方制造炸弹，让政府有藉口扩大警察对他们据点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开始超出中共控制范围。中共开始派出解放军恢复秩序，与此同时北京也对六七暴动鸣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来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弹风潮，持续8个月的六七暴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暴动退潮时左派阵营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领袖和示威者（不论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动分子）被逮捕和判监。毛派在香港工人阶级之间的实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动的宗派斗争和个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众意识与中国大陆隔离，更集中只关于香港事务。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动社会改革，殖民统治才得以巩固起来。
文革风潮的影响及中英关系
中英在六七暴动前后的外交关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构成了北京对六七暴动的取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分析这点就先要了解毛泽东政权的政治本质。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民族主义者，对他来说中国外交政策不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而是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作出权力平衡。这是为了官僚集团提高在世界政坛上的民族地位，并且保障他们的安全和现状。
二战后英国明确和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甚至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与英国采取妥协调和态度，使它不会与美国的对华政策跟得太紧，靠得太拢。即使1949年革命后解放军兵临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内接管香港，但中共决定让英国继续治港。原因是毛泽东希望与英国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为获取外汇的管道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聚合点；另一方面争取英国在外交战略上与中国妥协，例如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英国则成为了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以求换取香港地位不变，并保障在中国的巨额投资。当时的英国正处在战后经济的恢复时期，加上美国强硬敌视中共，英商于是把握机会扩展在华经济利益。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形成了中共对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针。
在这政治背景下，中共从没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过六七暴动增加对英的外交的筹码。网媒《众新闻》报道了美国中情局当年的一份档案，当中中情局作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评估：“北京不希望开战，但希望用一年时间，在港做到‘澳门123事件’的效果，即虽然法律上和名义上没取回香港主权，但实际上却能控制香港，将港英政权架空。”六七暴动开始后，除了口头声援和给予少许罢工经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支持，正如报告总括暴动左派失败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绝向英国认真施压，或向港共提供实际援助”。
5月16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亦有出席。然而不过是三个月后，当万多人在北京英国代办处示威者放火焚烧办公楼时，周恩来却谴责领导这场抗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他向英国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毛泽东起初所能想像的范围，而正如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少强认为，六七暴动也“是这股追求解殖的历史欲望在长期压抑下反弹出来的失控爆发”。的而且确，没有文革浪潮的话香港毛派不会有自信发起一场持续七、八个月的斗争。但与文革一样，中共希望将六七暴动置于官僚的党争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利益之下，可以让他们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动也成为了大陆文革中官僚权斗的另一个战场。正如文革出现邀进和温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较温和的派别由本地红色银行家及富商组成，希望可以通过与英国进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进派是由本地底层工人和学生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陆文革“造反派”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冲击港英统治增加在大陆权斗的筹码。
后果
暴动后港英殖民统治得到更大民众支持，警察的权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间实施一定社会改革以买来稳定，包括1970年实施的每周一天强制休息。后来英国工党执政时期下的麦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计划，改善并普及化医疗服务，并在1971年开始实施小学免费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资产阶级媒体所夸大的，尤其在维护殖民者政治权力上没有让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动后停止政制改革，拒绝成立民选议会。而1974年虽然订明中文是法定语文，但实际上中文继续在政府部门和法律机关受尽歧视，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颁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过半数高级公务员职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当年的确有很多真诚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拥护毛泽东思想，但错误的路线和斗争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运动陷于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被资产阶级妖魔化，群众意识大大倒退。左派组织要么瘫痪和分裂，要么走向更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线（例如工联会），工人运动陷入一段时间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骚乱虽然与六七事件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条件，但在两件事中骚乱都运动退潮时的一次冒进主义的反弹，在注定失败的骚乱后运动则急速摆向保守主义。
社会主义者支持反对殖民地的斗争，但我们反对六七暴动中的个人恐怖主义行动。正如我们反对2016年旺角骚乱的手段一样，因为这不是对抗政权的有效方法，反而会令群众运动失去大众支持，并换来国家机关的镇压。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来源始终是统治阶级及国家机关（警察、法院等）。在港英军警武装镇压的形势下，工人阶级当然有武装自卫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过民主组织的自卫委员会，由下而上决策来抵抗警察暴力、捍卫罢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发动无差别的恐怖袭击。工人阶级的解放没有捷径，只能依靠集体斗争和自我组织才能完成。彻底官僚化的中共当时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国际主义的方式来组织斗争，也不能争取英国工运的阶级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众运动，将之作为中共与资本主义政府博奕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