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六四屠杀廿八周年之际，悼念之余，不得不还原历史，汲取八九革命的教训。今天习近平，中共知道政权的深远问题难以解决，日夜担忧全国动荡将会来临。当另一场天安门运动的爆发之时，究竟需要什么才能彻底改变现时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结束中国的贪污腐败、工人受剥削、农民被迫迁、环境破坏的困局？
请愿还是革命？
在八九年的四月，率先发起运动的学生展示了决心和勇气，奋力抵抗军警镇压，且在劳动大众尚未觉醒时扮演启蒙的角色。不同社会阶层都迅速投入运动之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北京以至外省的市民，很快就盖过了学生的力量。在学生之中也有不同派别，最保守的体制内改革派通常都是菁英学生，但下层学生则在寻求中共统治之外的选择。
大部分学生领袖都寄望中共开明派会担当领导，为中国落实民主。由于胡耀邦宽松处理八六年学运而被党内强硬派赶下台，令很多学生将民主改革的希望投射在他及副总理赵紫阳身上。但事实上，胡耀邦曾经在文革告吹后主力给代表国有企业官僚的老干部平反，当中包括不少保守派的中共老人。而且胡、赵二人推祟的市场经济改革与邓小平是一致的，正正是市场化为八九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贪污腐败、物价飞涨、公共服务受尽破坏。据赵紫阳回忆录中说，自1987年他担任总书记后，邓小平一直没有同意党内保守派对他的攻击，可见邓小平基本上不反对赵的经济主张。只有在面对政治民主时邓小平决心要除下赵紫阳。
在4月22日中共悼念胡耀邦逝世时，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下跪，头顶请愿书，要求李鹏接见，正好体现了学生的请愿心态。不少学生领袖明确反对打倒共产党。他们未认识到中共作为一个独裁政体是只能推翻、而不能改良的。迟至5月18日即中共戒严的前两天，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发表的七点要求中，亦只是希望中共会改选领导层而已。
这种思想令学生在扩大运动战线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部分学生领袖认为只有保持学运的“纯粹”，不让底层群众和工人阶级加入，才可以确保运动不会过于激进以及失去控制。他们认为只要保持运动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之内，就会使中共放心与他们谈判，故迟迟不敢到工厂或下乡策动群众。在革命的形势里一星期的时间好比和平时期的几年，这种犹豫在七周后使群众付出了血的代价。
工人自治联合会
工人阶级并没有等待学生的号召才加入运动。4月17日十多名工人发起“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筹备小组。工自联内部的政治立场可谓百花齐放，有部分工人视彻底落实市场化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困局的良方，但也有一部分具含糊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联会其中一点的宗旨正好反映着这点：“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监督其法人代表，保证工人真正做企业的主人，在其他企业、事业中通过与企业主谈判或采取其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的权益。 ”
4月19日晚上新华门外发生警察打学生事件后，工人觉得需要立即成立工人组织保护学生。除了出于同情学生，工人也对学生呼喊的“反官倒”、“反贪污”、“反特权”口号有所共鸣，并且要求组织独立民主工会的权利。工人对于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不满，因为它只是受党操控的工具，在5月全国各省的官方工会总部外都有示威。
工人阶级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基础，与学生运动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工人阶级不但具有经济力量和凝聚力去挑战统治权力，而且通过他们每天在生产据点的集体生活模式，获得了组织新社会的目光。学生与中产阶级很多时率先投入斗争之中，能够发挥进步作用，但单靠他们不能提供改变社会的纲领和领导力量。如果具有完备的组织和觉悟，工人运动会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意味着由生产者（工人和贫农）组成政府、充公钜富土豪的财产、对经济进行民主控制。这与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差天共地，他们的独裁制对工人控制经济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实践起来却是由特权官僚支配经济。
政府提供的现金奖励给北京工厂的工人，要求他们远离广场，但也是不得要领。然而，当时工人阶级并未认知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学生也未有将运动领导权交给工人，对工人组织具有戒心。学生指挥部没有让工自联进入天安门广场设立大本营，工自联只好在广场东北面的西观礼台设立指挥部。当外省的工农开始涌入天安门时，甚至出现过学生组成围墙阻止人群进入的画面。工自联既然没有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当然也没有要求将工人利益的诉求明确纳入运动纲领之内了。
4月20日，工自联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贴出告书，支持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呼吁警察“站到人民一边来”，并提出“国家官员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开”的要求。这些诉求绝对正确的，然而若要警察和军队站到人民一边，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卫委员会，将底层警员和士兵吸收到群众组织的一方。只有强大而坚决的独立组织才能分裂国家机器。当工自联在实际斗争中提出如此诉求时，其政治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外，故此决不能单靠它自己的宗旨之一“监督中国共产党”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实际需要已经超越了工自联的纲领了。
5月13日，学生宣布绝食，但实际上北京学生的参与度正在降低，绝食可说是困境中挽救运动的方法。5月20日以后，北京学生愈来愈对运动疲倦，加上因为策略和政治分歧，高自联不断改换领导人。刚好运动开始感染到外省群众，外地学生接管了运动的主导权，还有外省工人和市民，挽救了陷入低潮的运动。天安门又再开始人头涌涌了。
为时已晚的总罢工
工人在行动上是坚决无比的。学生绝食期间，首都钢铁厂工人曾扬言：若有一个学生死去，他们将关掉一台炼钢熔炉。李鹏在5月14日到拥有二十多万工人的首钢工厂，安抚工人。因为钢铁生产若果停顿，除了影响经济更可能影响军备生产，使中共极为担忧。在5月17日，工人打着独立的单位旗帜，加入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参加这次示威的包括了首钢、燕山石化、首都医院，西单商场、北京总工会、第一机床厂，管乐器厂，中国重型机器厂以及军工企业的普通工人、人民银行、北京电力公司、铁道部和其他工厂。在这一阶段，工人已开始提出总罢工，但遭到部分学生领袖反对。无疑这是致命的错误。
到了5月19日，工自联才正式宣布成立，除了呼吁工人罢工，也将指挥部搬进天安门广场。正是这举动惊动了中共政权，因为当工人阶级正式介入运动时，将完全改变运动的性质，令运动可以威胁政权的存亡。因此中共下定决心全面镇压。在20日宣布戒严令，禁止一切游行、集会和罢工。各地大学生此时才开始动员到工厂区鼓动工人罢工，首钢、武钢是学生寻求支持的重点。如果学生从运动一开始就进行这项行动，并支持总罢工的主张，将会对中共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令中共知道镇压要付出统治代价，并且使运动有时间再次升级。
6月4日悲剧上演了，由工自联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工人敢死队”负责堵住军车进城，成为最为敢于牺牲的无名主角。而中共屠城最激烈的地区就是广场北面，即工自联的总部所在点。
对中港民运的教训
任何群众运动的内部都充满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当中必然有共同点、也有矛盾。天安门运动也不例外，有不少学生与民众手捧毛泽东像，意味着他们对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平等的怀念；而在天安门，群众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然而，泛民主派刻意强调这场是纯粹的学运，淡化底层人民与工人阶级的角色，将抗议者的诉求简化为经济市场化和西方民主的运动。就如他们将雨伞运动定性为学生占主导的运动一样，即使七十九天主要的占领者都是底层工人和无业者。
由于欠缺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劳动者在伞运中没有发挥应有的政治作用。未来中国的群众运动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人政党领导，才能击倒独裁政权。社会主义行动在中港两地致力为此目标奋斗。
廿八年后的今天，香港悼念六四的人数仍是民愤的指标。在独裁的全国中有一个城市的民众表明不会忘记暴政，对中共来说无疑是一根刺。可惜的是，多个大学学生会如过去两年般拒绝举行六四相关活动，表明这件事“与香港无关”。今天香港即使要发起一场独立革命，也不可能安然逃过中共的镇压。如果没有中国内地的群众支持，一城的力量根本只会被围困和孤立。面对这一质疑时，本土派青年只能空洞无力的回应“年轻人就是要有激情、要讲理想！”，却完全没有实际的战略应对问题，比起泛民主派的“和平大爱”更为娇情。近期本土派的青年新政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自绝与广大中国群众的支持之外，正中了中共下怀，任由统治者分化两地群众的斗争。结果他们被踢出议会之外、被逮捕、被检控、彻底分裂，面对实战时根本不堪一击。
八九运动正是激起了香港本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在短暂的阶段甚至令香港进入准革命的状态。港英政府由一开始采取怀柔策略应对运动，因为当局认为可以利用运动向中国施压，让英国在中英主权移交前的谈判获得优势。但到了运动发展至一定规模后，英方开始感受到运动会威胁当局，于是力图平息事件，以至在运动结束后的同年九月，大规模逮捕社运人士和瓦解社运组织。
支联会领导人司徒华充当了叛卖运动的角色。为了掌握运动的支配权，他阻止“过于激进”的政治力量民主参与在运动其中。在六四镇压后，司徒华与港英政府密谈，刹停了大规模罢工、罢课、罢市，维护了港英的统治，更挽救了当时命悬一线的中共政权。这缘自于他们希望与港英政府和好，将香港主权移交的命运交给英方主宰，好让它为港人谋福祉。直至今天，泛民面对中共都抱着这种思维，以至他们往往充当民主运动的刹车掣。
今天，泛民主派纯粹将悼念集会仪式化，没有与今天的斗争连系起来，令青年对八九六四事件失去兴趣。社会主义行动竭力在六四晚会将活动政治化，汲取当年运动的教训，宣传我们在中国内地今天的斗争工作。唯有将中港民主运动联合起来，由广大工人阶级来领导这场斗争，并且明确以推翻中共和资本主义为目标，革命的斗争才能成功。历史由胜利者写的，当工人阶级革命成功、中共倒之后，六四才能有真正的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