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裁政权进行政治谋杀
陈励士与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中国异见分子刘晓波于7月13日肝癌逝世，见证了中共独裁及其暴虐、镇压性的统治方式。刘晓波上星期才诊断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医疗照疗，他是有可能痊愈的。当中共在2009年判处他监禁11年时，实际上相当于判了他死刑。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评：“中国政府的傲慢、残忍和冷酷令人齿冷。”在刘晓波逝世前夕，他的亲友及支持者都向当局要求让他海外就医，但当局畏惧会造成负面公众形象而拒绝。
习近平正在发动内部权斗，准备于十九党大会巩固他的权力，同时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无数挑战，因此当局为了保护形象，不会容许任何在剧本以外发生的事情。
同时，中共政权知道外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是极为轻微的。各国政权早已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国教导“人权”。刘晓波虽然视外国政府为中国榜样，但却被他们舍弃了。“从刘晓波的命运可见，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外交中人权议题正在倒退。”
刘晓波遗孀刘霞自2008年以来受到软禁。现在外界关注她的安全，因为当局似乎不会让她离开中国。
异见者胡佳批评：“我认为这是政治谋杀。”他和其他异见者说当局拒绝刘晓波海外就医，是要缩短他的寿命，确保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不会批评北京。刘晓波作为自由派异见圈子的领头人物，他逝世令异见分子之间弥漫着悲伤绝望的情绪。而当局完全没有意愿稍为软化其强硬的立场，反而愈来愈强硬，加上各国“民主政府”也不关注事件，令自由派运动陷于窘境。
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当年判刑之重令人震惊，也标志着中共全方面的镇压都在加强，令受害者人数大增。刘晓波在狱中时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该国最著名的政治犯。
刘晓波是一位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著名学者，自1989年民主运动起，这是他第三次被当局监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见者共同起草并签署了《零八宪章》。该宣言以呼吁人权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为基础，同时提出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主张。
在习近平统治下的镇压加剧，其力度是廿年来最严峻的，刘晓波也成为了镇压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网在刘晓波被判刑时写道，这是一个警号，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中国正向何处去？中国在经济上看起来很成功，政权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胁？”
而且当局这一轮的镇压对像不仅包括所谓“亲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样也针对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中国支持者抗议当局残暴对待刘晓波及其遗孀，但同时我们不会隐瞒我们与刘晓波亲资、亲帝国主义的政见有着重大分歧。以下旧文对刘晓波的政见作出评价，首次于2010年3月17日刊登于《中国劳工论坛》。
刘晓波的“罪行”
2008年刘晓波和其自由主义同伴们共同发起了联署《零八宪章》的活动以呼吁实现”自由、人权、平等和宪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体制内和主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法律学者张祖桦等。与其说《零八宪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现政权”或者发起任何形式的反对派组织，不如说其实是在向中共当局呼吁进行政治改革。
刘晓波支持当局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但希望当局能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并非是因为他的思想代表着对现行体制彻底性的否定，而是因为他通过《零八宪章》和其他作品挑战了当局的统治威权和现统治集团的现实利益。
正如刘晓波在2006年写的文章《从革命到到利益党》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当局更多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统治集团，而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保住权力是中共当局整个官僚体系最高目标，即使在早年也类似于前苏联执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的国家集体计划经济。因此当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统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机时，当局在死抱专制权力不放的情况下，主动地逐步地接受和领导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者强烈抗议当局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联署人的审判和压迫，也反对当局对其他异议人士的专制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和接受《零八宪章》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民主权利而斗争，其中必然包含着《零八宪章》所提及的诸多民主诉求；但同时我们坚定地反对其中所得出的所谓”政治结论”。因为根据我们的观点，这并不能真正帮助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寻求到反对一党专制的出路。
《零八宪章》中明确地提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私有产权，支持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私有化，但认为应该”公平地”执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张”的第14条中明确说明，”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现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面对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确产权归属和责任这；开展新土地运动，推动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如按《零八宪章》鼓吹的在当局统治下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与金融资本有紧密联系的新兴地主手中，而数以百万的贫苦农民将被赶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成为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土地私有化，呼吁农民通过自愿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制土地而发展更有效率的大规模农业种植，而且应该由真正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所选举和组建的政府通过对国家资源的民主控制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支持和廉价与免费的信贷。
同样地，《零八宪章》呼吁取消政府行政垄断而鼓励私有商业，这并不会真正有利于工人阶级和穷苦百姓。而且这已经被中国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现象所证明。不过是意味着将全民所有的资产从腐败官僚的手中转移到同样腐败的资本家手中，而我们需要的是应该将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阶级手中进行民主控制与运作而满足社会需求。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欧洲诸国政府都推行过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家垄断行业和企业解体并取消管制，而结果却是牺牲了广大公众与雇员的利益而满足少数投机者与大资本。资本主义的”反垄断”政策从未实现过其所宣称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将此前国家控制的公共事业转变成为谋取暴利的私人垄断企业。
社会主义者坚定地反对私有化进程；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执行，只会进一步导致贫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统治精英们都习惯性地使用所谓”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为幌子而盗取公共财产。众多国家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并未变成所谓”民主的堡垒”，如1990年代的俄罗斯、皮诺切特控制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国。
在刘晓波的近作《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中，他指责官僚权贵与富商巨贾所结成的”红黑联盟”。他声称，”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会存在反垄断法。”但不管纸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财富和权利只会日益集中到少数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刘晓波一直赞美的美国，在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我们仍然可以看见这一经济法则的明确案例。在2007年底，美国4家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掌握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39%。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4家未经选举产生而且不受控制的经济机构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极端危险的。
中国自由派的分裂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刘晓波所谈论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自资本主义制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随着为追求利润而产生的剥削、暴力与欺诈。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当中共当局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之时，“自由派”学者成为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间的一座“友好桥梁”，而刘晓波本身也是这一进程中的历史产物。
但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了这座“桥梁”断裂的关键转折点。为维持一党统治和官僚权贵的利益，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并严格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作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知识分子阶层由于表现出独立于统治集团的意志，在运动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镇压。
自此之后，一部分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学者接受了由中共统治精英领导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并转而成为当局的帮凶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攻击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互联网上众多亲政府和体制内的教授专家被网民称为“叫兽”（在普通话中与“教授”同一发音）。
工人阶级的角色
然而，刘晓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们却被历史留在了“断桥”的另一边。作为知名的反对派，“刘晓波们”不仅“真诚地”反对共产党当局，而且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他们拒绝与残酷镇压的当局进行合作。但同时，不幸的是他们也拒绝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以及产生诸多中国问题的社会与政治根源。
经过20年与当局的斗争，刘晓波和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发现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劳动人民。在1989年时，他们拒绝工人和普通市民参与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一翼（赵紫阳的“改革派”）。在运动高潮时，他们拒绝呼吁工人实施总罢工，拒绝组织民主的防卫委员会以阻止当局的血腥镇压。
尽管时常高唱“平等与民主”，但刘晓波和他的同仁们作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从来没有真正信任底层民众和试图与他们进行团结。他们批评“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认为“忽略了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最基础制度──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就必然忽视保障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民主。”（刘晓波，2006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审判所写的自辩稿中（由于法庭阻止而为能当庭宣读），他也明确表示，“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
1988年，刘晓波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而这事实上与香港的现实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由一小批亲中共当局的资本大亨们所控制，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费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诚的口袋，李嘉诚控制了香港的电讯、媒体、房地产、港口和零售业。
如刘晓波的观点能成立的话，那么印度早已应是一个发达平等的自由社会，因为印度曾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达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宪章》所呼吁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联邦共和国。但是现实显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贫困人口，并且在国内各邦充满种种社会冲突、阶级斗争乃至内战。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少数特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众多所谓实现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与地区仍然处在社会混乱、大众贫困和极端不平等之中。
刘晓波的亲美立场使他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干预（甘地非暴力立场也无阻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刘晓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并将之描绘为解放中东人民的”正义战争”。甚至把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与贝里雅吹捧为罗斯福与邱吉尔的继承者。
数亿中国民众正遭受着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共当局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间充满着勾结与共谋；这一切与刘晓波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向往的”公平”与”自由”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何止千里。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一党专制的中共当局正日落西山，严重缺乏合法性与民众支持；事实上，即使刘晓波本人也承认，”自由主义也仅仅是少数城市精英的思想游戏，根本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回应。”（刘晓波，2006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立场
中共当局所采取的镇压、审查和思想控制常常被民主派异议人士和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与政府描绘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这是人为刻意制造的错误印象。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毫无共通之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捍卫和赢得基本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这些权利应该包括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罢工自由等。但是，我们与自由派和亲资子分子不同，对于民主和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的民主权利绝非是“仁慈的”统治者的施舍，而是无数工人阶级在大规模斗争中的成果。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所有的人民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们只领取相当于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人民有权随时替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