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选举改革法案颁布150周年
150年前，陷入分裂的保守党少数派政府被迫在选举问题上向激进化了的工人阶级做出重大让步。这为工会组建工人群众政党创造了巨大机会（此时距工党成立还有三十多年）。吉姆·霍顿（Jim Horton）回头审视这一段重要历史，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教训以供今日借鉴。
1867年，令保守党分裂的不是欧洲局势，而是选举改革。关键问题是扩大选举权和调整选区的划分，从而令选举制度符合大规模人口流动。只不过在几个月之前，议会刚刚否决自由党政府的较温和的改革提案，现在它却通过了保守党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改革法案。这份法案令选民人数增加近一倍，从大约140万人增加到超过250万人。虽然议会不同意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选举权，但是有投票资格的成年男性从五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
迪斯雷利对于扩大选举权并没有什麽兴趣。他在议会中说道：「我们不是生活在民主制之下，而且我相信这个国家永远也不会如此」。他揭穿了自由和民主是「英国传统价值」的谎言！议员普遍认为普选会威胁到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也会威胁到贵族和资本家的财富与利润。
今天的统治阶级仍然担心议会民主会给资本主义制度带来危险。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它依靠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帮助，才压制住工人阶级。两年前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夺得工党领导权，可能会打破这种勾结关系，并促使整个政治建制一同努力赶走他。
1867年，统治阶级仍然认为它可以只允许一小部分民主权利。保守党和自由党一同努力阻止激进的选举权改革（赋与工人群众投票权），但对于应该进行部分改革还是完全拒绝改革才能最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两党产生了分歧。一开始，迪斯雷利提出了一份有限的改革方案，旨在一方面团结他自己的保守党，另一方面激化自由党内部的分裂。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分裂改革运动，从而遏制工人的政治复苏。当时工人政治斗争的规模看上去就要回复到宪章运动最激烈的时期（参见《阶级斗争和早期宪章运动》英文版，《今日社会主义》第129期，2009年6月）。
一年前，自由党政府代表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当时还没有任何迹像表明改革运动会发展成群众运动，但是格莱斯顿提案被否决丶自由党下台之后，抗议和示威出人意料地席卷了全国。显然，统治阶级完全误判了工人的情绪，没有看出他们已经准备好走上街头强迫政府做出变革（这与今天的政治建制误判脱欧公投结果和工人的反紧缩情绪如出一辙）。
宪章运动
在审议迪斯雷利的改革方案时，对于宪章运动的记忆赫然出现在国会议员的脑海里。曾有数十万工人积极参加宪章运动的斗争丶争取选举改革，其中包括1838年起义丶1842年总罢工以及十年间三次向议会提交有上百万工人签名的群众请愿书。然而，在1848达到顶峰之后宪章运动以失败告终，自那以后近二十年里工人阶级都没有发起群众性的政治活动。
建制派坚决反对宪章运动的普选诉求，以防工人阶级成为选民的大多数。马克思曾估计，在当时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情况下，得到普选权的工人阶级有可能直接夺取政治权力。尽管马克思是后来才得出这一观点，但这正是19世纪大多数时期（以及现在）统治阶级所担心的事。
185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它的二十年上升期，随之出现了以熟练手工业工人为主的新模范工会。虽然工人仍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艰苦的罢工，但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拒绝像宪章运动时期那样发起勇猛的产业斗争和政治斗争。工会领导人没有兴趣为广大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发声，而且他们也不打算提出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诉求。
对于统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来说，「1832年大改革法案」是对于选举权问题的终审判决。这个法案本身也是群众斗争的结果。改革运动的中产阶级领导人急忙接受了这有限的让步，因为他们担心工人抗争会超出控制丶吞噬整个国家。工人领袖将这个法案称为「严重的背叛」，因为基于财产的选举资格有利于中产工业家，而获得选举权的工人却寥寥无几。而且，中产阶级选民集中于少数城市选区，意味着贵族在议会中仍占有巨大优势。
1854年之后的历届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入沉寂，所以他们打算进一步改革选举制度，把投票权扩大到中产阶级和一小部分「负责任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提案都被否决了，但是这些失败并没有引起工会领导人的任何明显反应，也没有唤起工人群众的斗争。辉格党人*和保守党人嘲笑议会里的改革派说，选举改革没有任何可观的支持。但是就算在这个时候，统治阶级还是误读了群众的情绪。并不是工人对改革不感兴趣，而是贫乏的改革提案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特别是在工会领导人没有担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
争取发言权的工人斗争
尽管工人斗志低落，统治阶级还是不敢扩大选举权，但这并非是因为像一些国会议员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工人没有受过教育或者道德低劣。1860年赫特福德郡的保守党议员说得更准确，他说如果把投票权扩大到「体力工人，最后一定会让体力工人拥有凌驾于雇佣他们的资本的政治权力」。代表爱丁堡的自由党国会议员讲述了他和「吵闹的煽动者」关于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一次会议。他被问到是否会把工作日降低到8小时。他的回答既有轻蔑又有恐惧：「我当面告诉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只会证明给予他们选举权有多麽危险」。
在1867年前几年，建制对于工会影响力的增长越来越焦虑（即便领导人是温和派），而且也担心产业行动会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在1860年代，自由党（以及其前身辉格党）领袖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保守党领袖德比勋爵（Lord Derby）同意把改革问题搁置。
1860年代初运动的复兴一开始是由中产阶级改革派（比如激进派议员约翰·布赖特）领导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成立了「改革联盟」（reform union）。许多这些「激进派」领导是与工会势不两立的企业主。布赖特自己就反对过十小时工作制法案。1864年全国改革联盟（National Reform Union）成立，并联合了曼彻斯特的富有店主丶工厂主丶商人和进步的自由党政客以及工人阶级激进派。
大体说来，改革联盟支持「成年男性选举权」，但是他们的公开诉求是更有限的「户主选举权」。就像所有类似的群众运动那样，工人的利益从属于中产阶级的利益。像布赖特这样的激进派可以很轻松地呼吁给予那些支持中产阶级自助论丶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政策的熟练工人选举权，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把选举权放宽到那些「危险的阶级」。
工会发起了他们自己的改革运动。伦敦工会联合会（London Trades Council）在1860年就成立了工会政治联盟（Trade Union Political Union）。而且，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复兴受到了一系列国际事件的鼓舞：1859年意大利统一运动丶1863年波兰起义丶以及更重要的1861-65年美国内战。所有这些事件都被视为争取自由的群众斗争。
1865年，在为欢迎意大利统一运动领袖加里波第来到伦敦而成立的加里波第工人委员会（Working Men’s Garibaldi Committee）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改革组织「全国改革联合会」（National Reform League）。这个联合会得到了过去的宪章运动者的支持。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第一国际）领导了联合会的建立和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前的整个斗争。改革联合会在兰开夏郡丶约克郡西区丶泰恩赛德丶伯明翰和伦敦拥有大批支持者。在1867年初，联合会有400个支部，而改革联盟只有130个。
在进入政治领域的同时，工会也在抵抗反工会法。他们将选举权视为全面取得合法权利的重要途径。改革联合会要求成年男性普选权，但是从一开始工会领导人就倾向于阶级合作的想法，而且同意与改革联盟进行联合行动。在1866年时，这两个组织当时都支持自由党政府提出的非常有限的提案。正如马克思所说，改革联合会的目的和方法都与宪章运动极为不同。
资本主义与民主
选举改革没有成为1865年大选的议题。但是自由党上台几个月之后反改革派帕默斯顿去世，罗素伯爵（Earl Russell）继任首相，将选举改革重新提上日程。1866年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份改革法案。格莱斯顿曾经是保守党人，但在1846年保守党因为是否要废除《谷物法》而分裂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代表贵族的辉格党。
格莱斯顿直接对民主本身大加批评。人们清楚地看到，他毫无将英国民主化的打算。他的改革法案提出，要将选举权扩大到在市镇中拥有年租金7英镑的地产的人和年付10英镑地产租金的人（这远超过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格莱斯顿推断认为「将选举权赋予拥有年租金6英镑的地产的人……会令市镇中的政治力量对比倒向工人阶级。」
自由党议员中的分离者之一罗伯特·劳尔（Robert Lowe）指出工会力量日益壮大的幽灵，其发言震惊了在座的下议院议员。他警告说，工人会说：「我们有机器，我们有自己的工会，我们有自己的领导人，我们有集体的力量。当我们要争取什麽的时候，我们会用上新得来的选举权，这样我们的力量会是过去的十倍」。劳尔说，这回导致社会等级崩溃丶富人的财产被没收以及财富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
前自由党内阁大臣爱德华·霍斯曼（Edward Horsman）警告说：「民主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他告诉议会，「民主和自由是不可调和的敌人」（工人如果得到了民主权利，就会削弱统治阶级积聚利润的自由）。一个世纪之后，保守党议员伊恩·吉尔摩（Ian Gilmour）主张，如果议会民主「造成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或者造成与它自己相抵触的结果，那麽我们就有理由结束它」。吉尔摩说的意思是，就算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也不应该允许工人投票废除资本主义和将经济制高点置于民主公有制之下（可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群众的愤怒
格莱斯顿预计到会遭遇来自自己党内的反对，但是凭借所掌握的议会多数席位（80席），他满以为自己的提案会通过。结果，相当数量辉格党议员倒戈站到了保守党一边，提案被否决，自由党政府因此引咎下台。作为回应，次月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一场大型示威。当演讲者说到国会议员在议会辩论中嘲笑丶侮辱工人以及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时，示威者怒火中烧。继任的保守党少数政府不打算提出其他的选举改革方案，特拉法加广场继续每天举行抗议。
之后在同一个月，改革联合会号召在海德公园举行集会。这让人想起1848年宪章运动者在肯宁顿公园的示威。仍然想要保持「体面」的工会领导人接受了政府的禁令。根据内政大臣的命令，警察使用暴力将示威者挡在公园外，但是20万愤怒的群众推倒了围栏。他们带着自己的工会横幅走进公园。木匠的横幅上写的口号是：「直接了当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们欺骗我们已经够久了」！接下来是连续三晚的暴动，直到改革联合会领导人介入才恢复秩序。
10月到11月，抗议蔓延到其他城镇。伯明翰有30万人游行，曼彻斯特有25万，格拉斯哥也有上万，另外还要算上全国几乎所有乡镇和村庄总共几千场小规模集会。工人阶级的不满开始掐紧英国的喉咙。来自爱尔兰的演说者强烈呼吁改革联合会丶芬尼亚派（爱尔兰独派）与爱尔兰独立斗争正式联结合作。
1867年2月，改革联合会的一次全体代表会议警告说，除非议会同意普选，否则「就必须考虑让这些阶级的产业完全停转，直到他们让出政治权利」。建筑工会领导人乔治·波特（George Potter）威胁说，如果不立即授予所有户主和房客投票权，就要发动长达一周的总罢工。
随着国内局势变得极为紧张，政府不得不起草它自己的改革法案。当迪斯雷利在3月18日向下议院提交草案时，三名内阁大臣辞职以示抗议。迪斯雷利最初的提案比格莱斯顿的提案还要温和：在市镇中只施行户主普选，而且要居住且缴纳个人市政税满两年。这就把50万名户主排除在外了，因为他们的市政税包含在交给地主的租金里。尽管一些工人也得到了投票权，但是拥有超过一处地产的人有了双重投票权，而且拥有大量存款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得到了「特别投票权」（fancy franchise）。
改革联合会的成员明白，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客们永远不会做出有意义的改革，除非受到工人阶级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领导人重申他们对于男性普选权的诉求，并在5月6日于海德公园再一次举行示威。现场到处是标语牌，人们散发了数千张传单。政府禁止这次示威，而且紧急招募了15000名临时警察。警察和军队处于警戒状态。但改革联合会无视禁令，带领50万名工人畅行无阻地进入了海德公园。在队伍最前方是一面红旗，红旗上面挂着自由之帽（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标志，而且也受到宪章运动者的欢迎）。红旗是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标志。
统治阶级退让
政府所受的这一羞辱迫使内政大臣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辞职。迪斯雷利现在面对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把选举权授予「可敬的」工人阶级，还是在眼下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回到宪章运动时代那样的群众政治。海德公园抗议11天后，迪斯雷利接受了一位无名的后座议员对他的法案提出的修正案，令争取普选的工人运动获得重大胜利。《笨拙周报》（Punch）称此为通向改革的「海德公园铁路」。
最终的法案同意给予市镇中的所有男性房主投票权，无论房屋的大小或价值或者是否亲自缴纳市政税。它也将最低居住时间从两年减到一年。如果按照迪斯雷利最初的提案，获得选举权的工人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特别公民权也取消了。克兰伯恩勋爵（Lord Cranborne）指责迪斯雷利「怕锅子煮得溢出来……在战斗中一受到威胁就把原则丢到一边了。」
但是保守党政府没想到自由党改革法案失败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反抗，而且用武力也无法镇压下去。议会里的辩论表明英国权力中心正在陷入恐慌。迪斯雷利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恩格斯看出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他解释说：改革法案「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使它「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但是，就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而言，改革联合会的领导人缺乏宪章运动者的那种觉悟。列宁将1840年成立的宪章协会称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在1867年给予一部分工人投票权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那时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但是警惕的议员否决了一项提议用市政税支付选举费用的修正案。他们认为，竞选运动的高昂费用会挡住独立的工人阶级候选人，也会阻止工人政党的成立（统治阶级对此的恐惧，甚至超过给予工人投票权）。于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便开始争夺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开始建立正式的地方组织。
但是这项法案也让工会领导人有机会依靠大量激进化的支持者把改革联合会变成一个工人阶级群众政党。不过因为徒劳地想证明自己的「体面」，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资金来资助改革联合会的一场运动，试图劝说工人在1868年大选中投票给自由党。在那场大选之后，改革联合会解散了，一段自由党-工党的政治时代就此开始。实际上，工会领导人是与自由党联手推迟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的建立。
要想再一次提出建立工人群众政党的问题，还要等到1870年代中经济上升期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特别是改革法案颁布20年后出现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的战斗性的新工联主义，它为20世纪初工党的成立提供条件和决心。在工人运动中，阶级合作和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
* 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一个贵族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寡头政党。它自称比主要代表庶族地主的保守党更加进步。辉格党支持资本主义发展，但同时努力阻止资本主义削弱贵族统治阶级的既有利益。1867年后，受到削弱的辉格党并入了自由党（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坚定代表）的右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