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的机会再次浮现
中国劳工论坛 报导
今年是中国八九革命30周年。30年的这场历史性群众运动曾几乎推翻中共政权。当时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的就有100万人。不幸的是，这场运动没有清晰的方向，再加上当时学生领袖的错误政策，最终遭到中共的血腥屠杀。八九革命失败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如果特朗普对其余的3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今年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低于6%，而上一次中国GDP增速低于6%就是在1989-1990年。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但是经济放缓已经让中共政权非常担忧就业问题。在不久前的一场全国会议上，李克强要求各地政府把稳定就业作为首要任务。如果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激发大规模的工人和青年运动，威胁中共独裁统治。中共政权对此感到紧张，所以现在习近平强调要防范「颜色革命」和保卫政权安全。
尽管现在中共政权的镇压达到30年来最猛烈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群众对政权的不信任与怒火也比1989年更加强烈。现在处在内外政治经济困境下的中国，存在着爆发群众运动的巨大潜力。去年的多场跨省罢工、佳士工人斗争、以及不久前的反996工作制网络抗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回顾八九革命的历史，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审视它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角色，从而对于中国如何从一个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学生运动
1989年，北京的大学生原本计画在五四纪念日举行抗议，要求民主权利和反对中共官僚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泛滥贪腐。他们计画将抗议持续到5月中旬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但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逝世令学生运动提前爆发。大部分学生领袖认为，如果中共「开明派」掌权，将会在中国实现民主。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所谓「开明派」的两个主要人物。胡耀邦在处理八六年学运时采取宽松政策，因此被「强硬派」赶下台。
但无论是所谓的「开明派」还是「强硬派」，他们的首要目标都是维护中共统治。学生领袖对中共自我改良的幻想令他们不愿扩大运动的规模，甚至对自行参加运动的工人报有抵触情绪。部分学生领袖认为如果保持纯粹的学生运动，会更容易令中共与他们谈判。在八九革命后期，学生领袖拒绝让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将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当外省的工农开始涌入天安门参加示威时，甚至有学生组成围墙阻止人群进入。
工人阶级
尽管如此，工人阶级仍然自行加入运动。4月17日十多名工人发起「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小组。除了对学生的同情之外，工人也反对贪腐和要求民主权利，而且要求组织独立民主工会的权利。和现在一样，官方工会只是中共的统治工具。到5月时，全国各省的官方工会总部外都有工人示威。
工人阶级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基础，与学生运动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工人阶级不但具有经济力量和凝聚力去挑战统治权力，而且通过他们每天在工作场所的集体生活模式，获得了组织新社会的目光。学生与中产阶级很多时候率先投入斗争之中，能够发挥进步作用，但单靠他们不能提供改变社会的纲领和领导力量。如果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拥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政党、强大的工人组织和清晰的社会主义纲领，八九革命本有可能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如果当时中国工人能够成功，那么将会点燃一场世界革命，扭转苏联和东欧以及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工人阶级并未认知到自己的政治角色和任务。工自联没有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当然也没有要求将工人利益的诉求明确纳入运动纲领之内了。
4月20日工自联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贴出告书，支持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呼吁警察「站到人民一边来」，并提出「国家官员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开」的要求。这些诉求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若要警察和军队站到人民一边，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卫委员会，将底层警员和士兵吸收到群众组织的一方。只有强大而坚决的独立组织才能让国家机器脱离统治精英的控制。当工自联在实际斗争中提出如此诉求时，其政治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外，故此决不能单靠它自己的宗旨之一「监督中国共产党」就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实际需要已经超越了工自联的纲领了。
到了5月，由于没有方向，运动的士气已经减弱。学生开始以绝食行动来挽救运动。5月20日以后，北京学生愈来愈对运动疲倦，加上因为策略和政治的分歧，高自联不断改换领导人。刚好运动开始感染到外省群众，外地学生接管了运动的主导权，还有外省工人和市民，挽救了陷入低潮的运动。天安门又再开始人头涌涌了。
工人在行动上是坚决无比的。学生绝食期间，首都钢铁厂工人曾扬言：若有一个学生死去，他们将关掉一台炼钢熔炉。李鹏在5月14日到拥有二十多万工人的首钢工厂，安抚工人。在5月17日， 工人打着独立的单位旗帜，加入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在这一阶段，工人已开始提出总罢工，但遭到许多学生领袖反对。无疑这是致命的错误。
到了5月19日，工自联才正式宣布成立，除了呼吁工人罢工，也将指挥部搬进天安门广场。正是这举动惊动了中共政权，因为当工人阶级正式介入运动时，将完全改变运动的性质，令运动可以威胁政权的存亡。因此中共下定决心全面镇压。在20日宣布戒严令，禁止一切游行、集会和罢工。各地大学生此时才开始动员到工厂区鼓动工人罢工。如果学生从运动一开始就进行这项行动，并支持总罢工的主张，将会对中共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令中共知道镇压要付出统治代价，并且令运动有时间再次升级。
6月4日悲剧上演了，由工自联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工人敢死队」负责堵住军车进城，成为最为敢于牺牲的无名主角。而中共屠城最激烈的地区就是广场北面，即工自联的总部所在点。
就像今天一样，帝国主义当时对八九革命和中国群众的民主权利报有虚伪的态度。根据已经解密的资料，英国撒切尔政府刻意避免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以免破坏和邓小平政权的经贸关系。而美国老布什政府在六四之后不久就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邓小平商讨恢复经贸关系。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共政权倒台，他们想要利用中共的独裁统治来维护稳定的中国市场，打压工人权益和斗争，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直到今天，尽管中美帝国主义进入对抗时代，美欧政府利用人权议题（例如新疆）向中共施压，希望借此迫使中共在经贸方面做出更大让步，但美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和朝鲜仍然是报有这样的态度。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美欧从未像现在这样关注过中共在新疆的严酷统治。
资本主义复辟
八九革命并不是一场从天而降的运动，当然更不是中共所声称的外国资本主义的阴谋。1980年代，中国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之后出现危机，然后在1989年左右达到最恶劣的局面。通货膨胀迅速恶化，到1989年时达到约30%。同时工人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下滑。官方工会在1987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说，当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21%。原有的公共服务体系被逐渐瓦解，令工人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贫穷、贫富差距以及官员贪腐导致工人和年轻人的抗议增加。在1986年底，中国就已经爆发过一场要求民主权利的全国性学潮，有数万名学生参加。1987年1月1日，北京5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游行，要求释放之前被捕的抗议者。随后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这场运动结束了，但它成为两年之后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先声。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中共政府决定采取紧缩政策，收紧货币供应和贷款，结果导致经济迅速下滑，以及大批乡镇企业破产。再加上从1980年代中农业产出就已经停滞，导致农村率先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1989年春节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全国各地总共上百万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甚至令全国交通枢纽瘫痪。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入城市的大批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资本家用来压低工人收入和削弱工人斗争。但现在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工人斗争的重要力量。
工人抵抗
中共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政策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工人的抵制。所谓的「改革开放」最初正是从城市开始的，但部分是因为工人的反对，被迫暂时转向农村。最初，政府允许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自行处罚和解雇工人，甚至允许他们关闭一些效益不好的工厂。这是开始尝试打破过去国家保障工人终身就业的制度，这也是发展私有经济的必要条件，尽管当时政府还没有打算走得那么远。这些劳动力市场化的初步政策遭到工人反对，令中共担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再加上通货膨胀问题， 1981年中共决定暂停城市改革，将重点转向农村，同时又于1982年从宪法中删除了工人罢工权。
几十年的官僚体制、贫穷以及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死亡令农民对公有制失去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农村的私有化政策，即分田到户，进行地更加顺利和迅速，尽管并非没有遇到阻碍。而农村的经济改革又反过来被用来为城市改革提供「合理性」。
到了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国有企业招聘合同工。合同工不是终身雇用，而且劳动安全和福利也低于过去的国企工人。但当时中共还不敢彻底瓦解过去的就业体系。有海外学者评论说：「政府未能在1986年于国企和集体企业内施行《劳动合同法》，官方将此归咎给官僚主义和企业管理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和怎样施行这部法律，但其实工人也大力反对劳动合同制。1988年，企业管理人员获得更大的权力，政府允许他们解雇工人，但他们仍未能克服车间里反对劳动合同制的阻力。在1986年仅6%的国企工人是合同制，1994年则增加到四分之一。」
从工人对于市场化政策的抵制可以看出，中共称八九革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反革命完全是在扭曲事实。虽然部分学生领袖主张全面市场化，但总体来说学生内部在经济政策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统一立场。当时许多学生在抗议中高唱国际歌。那些主张激烈市场化的学生也令工人感到反感。
加速市场化
但64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镇压改变了力量对比。在64之后，全国约两万人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工人。1.5万人被判「反革命罪」入狱。镇压瓦解了中国工人阶级当中最活跃的抗争力量。如果不是这样，随后而来的国企破产和私有化政策将遭遇工人更大的反抗。实际上，也正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新一轮市场化浪潮开始，中共才决定将国企私有化。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有5000多万国企工人失业。自南巡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更加迅速。除了消灭大批国有企业之外，中共还在西方大银行的帮助下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美国银行家设计的。同样是在1990年代末，中共开始制定《物权法》，但由于担心政权内外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批评，直到2007年才正式通过。《物权法》的通过被视为中国最终正式恢复了私有产权。
苏东剧变
八九革命也不是中国内部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发生在当时苏联和东欧史太林主义政权的普遍危机之下。就在天安门屠杀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开始了42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团结工会大获全胜。现在很难说如果八九革命完几个月爆发，在东欧史太林主义政权垮台的背景下，八九革命是否更容易成功；或者正是六四屠杀加速了苏东史太林主义政权垮台。
史太林主义政权倒台的根源，在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官僚无法发展国有经济。如托洛茨基所说，计画经济需要工人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由于缺乏工人民主，工人国家的经济在官僚的不当管理之下越来越来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1980年代，新技术给经济生活带来革命性改变，也令两者的差距变得更大。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工人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寄生性的官僚和独裁政权，从而通过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充分发挥公有制和计画经济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的政治革命，「共产主义」官僚的统治会带来极大破坏，令社会倒退回资本主义。
八九革命的失败和中共政权的血腥镇压，以及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沉重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士气。从客观上说，农村的数亿后备劳动力被动地成为中共和资本家打压工人生活水平和反抗力量的工具。但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工人正在恢复信心。经济濒临危机，而且开始出现重大的工人斗争，意味着中国存在革命性巨变的巨大潜力。中港工人和青年斗争须要吸取八九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须要建设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开始时会是地下力量），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替代方案取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