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汇集了1939-1940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内部激烈辩论的一系列信件与重要文件
Per-Ake Westerlund（CWI瑞典）
这本书内容丰富，谈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和德国掌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适用性。与此同时，它具体论述了建立革命政党所需处理的问题——工人阶级取向、党内民主与国际主义。在整本书中，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只重复旧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不怕承认错误。
苏德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对每个组织与个人的考验。全球大批资产阶级政客已经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将它作为粉碎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进行报复的唯一途径。
1939年8月，就在战争爆发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对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感到震惊。这是斯大林为避免纳粹德国立即进攻而采取的绝望行动，因为他未能与法国和英国建立他想要的联盟。1941年6月，当德军进攻苏联时，斯大林起初不相信这一消息。
苏德协议令共产国际的宣传转为主要批判英法帝国主义，而不是批判纳粹德国。在军事上，该协定意味着波兰在9月1日被德国军队从西方入侵，随后在9月中旬被苏联从东方入侵。苏联军队也进攻了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
在这些事件之后，美国托派政党SWP的部分成员（包括部分领导层成员），改变了他们对苏联性质的立场。他们在媒体和若干“左翼圈子”中屈服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庞大压力，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独裁与德国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等同起来。
采取这些做法，SWP中成长起来的反对派也很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立革命党的愿景。对于《保卫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只是看过一眼，而是应该仔细研究，要理解将强有力的理论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必要性。
列宁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令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实现史上第一次工人夺权。他们也是首先意识到新国家的弱点和遭受的威胁的人，尤其在它因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失败而遭到孤立的时候。
以斯大林为领导、以维持现状与“实现稳定”为第一要务的一个官僚层对特权和权力的渴望逐渐增长。斯大林在1917年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也没能为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两场都以失败告终）提出正确的建议。
在1920年代，官僚层起著无意识抑制革命的作用，但后来它变为有意识地抑制工人革命与斗争。这一点在1936-39年的西班牙体现得尤为明显。
斯大林主义
在苏联，他们对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展开了事实上的内战。斯大林主义政权利用肃清和监禁的方式，对一切反对派（尤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审判和处决。
在斯大林主义掌权的过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热月”——1794年法国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认为俄罗斯的热月意味着工人国家的毁灭。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热月是一场政治反革命，而非社会反革命。在法国，热月意味着反革命的政权更迭，但新政权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新经济体制。
从法西斯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在俄罗斯，斯大林的统治是一场政治反革命。资本主义没有恢复，计划经济得以保留。在长期的血腥斗争中，官僚独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罗斯落后的发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环境使这成为可能。
保卫苏联
托洛茨基的结论是，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它废除了资本主义，拥有一个基于国有制的计划经济。
在此基础上，由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组织主张无条件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不给予斯大林政权任何支持。第四国际及其所属政党的纲领是进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计划经济中落实工人民主，遵循并发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决议，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托洛茨基在写给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实上几乎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对立。” SWP内部出现的少数反对派改变了他们的立场，认为对芬兰的进攻和与希特勒的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家性质。
在墨西哥获得庇护并且被禁止入境美国的托洛茨基在这次辩论中开始写作，向他们提问，如果苏联不是工人国家，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描述它。
他们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层是一个新阶级。其他人说苏联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认为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义同样导向官僚主义国家独裁统治。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区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作为金融资本的工具，当然不会剥夺资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是一个缺乏历史使命的临时现象，而不是新的统治阶级。苏联强劲的经济成长不是因为官僚，而是计划经济和新技术引进的结果。官僚层碍了计划经济的发展。
斯大林主义是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但其政权并不稳定。斯大林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复辟早在其发生50年前就已经由托洛茨基预计到，其负面效应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削弱和帝国主义的强化。受到二战影响，这个过程被推迟了。
在此基础上，尽管莫斯科的内外政策“保存了旧有的反动性”并且是“国际革命的绊脚石”，托洛茨基主张保卫苏联（他用支持政府、反动但对于抵抗阶级敌人的再次进攻有必要的工会做比较）。
瓜分波兰
由于苏德双方的军队瓜分了波兰，SWP的反对派提议采取“既反对希特勒又反对斯大林的革命”这一立场。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兰的真实情况。在西方，革命者、犹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离德国军队的进攻。在东方，是地主和资本家试图逃脱。托洛茨基预测，入侵之后红军将征收土地和工厂。资本主义媒体，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维克报纸都在波兰东部报导“革命浪潮”中证实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警告说，希特勒会将他的枪口对向苏联，以建立法西斯政权并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当希特勒进攻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击败他的军队。
马克思主义者应怎样评论红军的进攻？托洛茨基写道，“衡量本阶级利益得失的最高标准”不是财产关系的变革（尽管是进步的），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第四国际反对占领新领土，反对“挺著刺刀的布道者”。革命必须具有坚实的工人阶级与穷人基础才能获得成功。在已经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张剥夺资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阶级独立行动。
辩论与团结
在这场辩论中，托洛茨基将尖锐的政治论战与强调团结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他强调了SWP成员和领导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苏联性质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
托洛茨基写道，这场辩论是必要的，但“怂恿组织分裂，会酿成大错”，“如果这次思想斗争跟分裂、清洗、开除等等行为的前景联系起来的话，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极端有害的。”
他赞成“如果多数派中的某人”发起这种威胁，就会受到“批评或严重警告”。如果不是，“领导层的威信会受损”。
托洛茨基提出进行辩论应有的方法。双方都杜绝任何威胁，而如果有错误举动，则应由全国委员会或特定的检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双方应该忠诚合作。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同意这一立场，并将它在党内领导层提出。
当然，托洛茨基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的辩论中已经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即使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有‘灾难’，而是必须将政治斗争进行到底。”
为了向改变立场的领导成员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议，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领导层的问题，但没有立即形成新的、确定了的立场。
托洛茨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多数人将新的少数群体归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没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和分析的情况下，反对派在散布“每一个政党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计的轶闻和趣事”，试图从中找出错误和过失。在党内，他们有着“几乎像一个家庭的特征”，或者说，一个小集团。
托洛茨基强调了这个少数派的一些特点。他们不尊重自己组织的传统，对理论持轻蔑的态度。34岁的哲学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于1935年入党，并被任命为该党理论杂志《新国际》的编辑。
伯恩海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比作一种宗教。少数派的其他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立场。
在这场辩论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经批评过了沙赫特曼在《新国际》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表示“我们之中一个支持辩证法，而另一个反对”。文章的内容是对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会压力而转向反社会主义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说，不与伯恩海姆辩论辩证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本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辩护，比其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哲学。辩证法解释说，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在通过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包括量变到质变和突变。托洛茨基总结道，在政治上，辩证法是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
相反的是，反对派在伯恩海姆的强大影响下，采用了固执的抽象表述。他们总结道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却无法回答是什么发生了量变或质变。从哪里到哪里——有什么样的过程?反对党既缺乏理论，又缺乏具体分析。
伯恩海姆还强调了他的“个人独立性”，在这种党的建设中全职人员是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并不准备为党全身心工作。这也表明了他对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其他特点还包括政治上的神经质，以及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反复横跳的习惯，包括在派系斗争中轻率地选择盟友。
作为对这场辩论发展过程的总体描述，托洛茨基写道：“反对派开启了一场严重的派系斗争，让现在正处于一个使党陷入瘫痪的非常关键的时刻。要使这样一场斗争是正当的，而不是遭到无情的谴责，就必须有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基础只能是阶级性质的。”
很明显，少数派展开了一场没有严肃政治基础的恶性的派系斗争。大多数人坚定地支持第四国际的方案和观点。这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与之相比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特征和革命社会主义的距离越来越远。
托洛茨基并没有在1939年发现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他举出了许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认为，美国社会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工作于其中的一个更广泛的政党，但1937年被驱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革命党。
尽管有这样的分析，托洛茨基还是主张团结。这与利用分裂的威胁吓唬成员的反对派领袖马丁•阿伯恩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反对派领袖希望公开的辩论。
派系斗争
就在少数派分裂前几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强调了内部民主权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团结，就不能有一个只有多数代表组成的书记处。你也许应该有一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书记处——包括3名多数派成员和2名少数派成员。”
当托洛茨基指出少数派内部的矛盾时，沙赫特曼以给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集团”的历史例子作为回应。托洛茨基的回复是，举例来说，1926年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集团是正确的。
但是这样一个集团并没有掩盖共同计划背后的政治分歧。很明显，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团中最强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国，沙赫特曼组织了一个派系，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由不同力量组成的集团，针对的是占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的工人阶级。在派系内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短期政治托辞。
即使在这个阶段，托洛茨基还是采取了一种耐心的态度，他写道，事件可以改变个人，而个人又可以在革命政党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在那里他立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试图将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不同倾向统一起来:“在那个时期，尤其是在组织领域，我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征。我对孟什维克主义的调和主义症感到厌恶……”
政治上，辩论扩大到更多的问题。托洛茨基当然明白，并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结论，但他强调，编写这种材料的成员必须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数派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希望将党的计划简化为“具体问题”，这使得托洛茨基将其与俄罗斯国内的辩论进行比较，反对经济学家和民粹主义者，这两者都回避了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数派认为战争是具体的，但工人国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宁在1920年与托洛茨基的一场辩论中说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俄罗斯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然而，沙赫曼没有注意到列宁几周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自己错了，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特殊特征的工人国家”，这些特征包括农民占多数人口和官僚主义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堕落这一说法，但他与伯恩海姆结盟。伯恩海姆虽然不相信辩证法，但他认为苏联发生了质的变化，将其等同于纳粹德国。少数派没有团结起来，在少数派分裂并组建新的“工人党”后不久，伯恩海姆离开了，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反动分子。
理论基础
这本书还分析了许多其他的具体事件：战争开始时芬兰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应该如何行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战争的立场。
托洛茨基对第四国际组织成员的一般性建议是，指导和协助工人阶级、罢工和工会，同时警告说，工会中总是存在“机会主义”。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会民主党向世界大战投降而爆发的革命领导危机如何尚未解决。一些社会主义者将此归咎于无产阶级，就像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正在正在与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观形势作斗争。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数地方的劳工运动必须重建。这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来自底层的爆炸性运动。
随着气候、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建设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和国际的紧迫性不亚于托洛茨基时代。学习和运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的经验教训在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的分析于党的建设和辩论中，这在今后的暴风雨时期将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