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为一切（哪怕是有限的）民主改良而战，也解释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以下我们重刊2010年9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派分子Ozaki Takami的回应。此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工国委（CWI）在香港民主斗争的纲领和行动方向（CWI于2020年世界大会更名为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本文摘自《社会主义与中港民主斗争》（中国劳工论坛2018年出版）一书第128页，略有删节。 我们重刊这篇文章，是因为本文提及有关马克思主义者处理、介入群众性民主斗争时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在香港再次变得相当重要，而在中国，这些问题则相对不那麽急切。
Ozaki坚持称呼我为“先生”。他这种虚假的“骑士风度”正如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一样荒诞无稽。在他之前对于社会主义行动的诽谤之中，完全没有回应我们的四个问题。在网上要虚构一个「真正的左翼」工人运动和工会是毫不费力的，但在直实世界中达到这个目的，要求真的要高得多。我们作为认真的革命者，必须介入真实的抗争行动，并把社会主义概念融入抗争之中，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在现实世界裡，Ozaki的立场是怎样呢？例如对于516公投运动，他是否支持？还是他会视之为社民连「反共民粹」阴谋？当然，他永远不能道出真正立场，只在玩捉迷藏游戏。
首先，我们工国委（CWI）的马克思主义者与Ozaki此等宗派主义者的最大分别，在于我们真正参与群众的民主运动。我们坚持为所有人的民主权利抗争，即使只是有限的民主权利，并必指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需要。社会民主连线成功动员不少群众为普选权利及反对功能组别抗争，Ozaki将之贬低为「反共民粹煽动者」。相反，在今天处境，群众运动仍未有大量工人阶级的参与，我们认为社民连对群众抗争发展有正面作用。我们经常与社民连积极分子一同参与抗争，并展现出一个明显分野的马克思主义者角色。社民连今天当然没有社会主义甚至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但透过我们马克主义者的鼓动、批评以及清晰的纲领，社民连是可以被现实事件向左推进的，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力求通过鼓动、批评以及清晰的纲领来加速这一进程。
Ozaki指出「社会主义行动完全没有推动革命性纲领，去揭破群众对自由派资本主义民主及世界帝国主义的幻想」，全属谣言。与他相反，我们并不像他一样只在虚拟世界自吹自擂，我们走入群众在街上抗争，直接与千百个年轻人及工人对话。工国委(CWI)以独立身分介入群众运动，提出我们自己的口号，注入社会主义力量及政治讯息。以下是我们于6月23日至25日政改方案中在立法会面外派发的传单节录：
「我们为众多民主诉求而斗争，包括诸如废除功能组别和选举政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仅通过这些斗争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为此，我们需要将真正主宰香港和港人生活的银行与大商业公司进行全民所有并实现民主控制。」
「社会主义行动，作为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和工人权利而进行斗争的组织，将积极支持一切有利于推动和发展具有真正斗争精神的新民主运动方向的举措。我们毫不讳言地强调这一运动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致力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运动必须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群众斗争联繫在一 起。这一斗争必须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其血汗工厂，反对环境破坏和日益增加的贫富分化。」
[民主党背叛民主，为曾荫权抬轿，但轿早晚会塌下！, 2010年6月22日]
在我们推出的杂誌《社会主义者》及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所有文章，我们把今天争取普选的抗争连结至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同样地，我们要求用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立法会，Ozaki对此诉求作出攻击。事实上，人民议会可以推动8小时工作制、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准，防止私有化等。这些全是介入群众抗争时的过渡要求，把今天社会议题连繫至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是托洛斯基的抗争方法，而那些自称所谓託派人士，如Ozaki永远不能明白。他指我们建设人民议会的诉求是改良主义策略、製造「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当托洛斯基在1920至30年代时，建议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争取立宪会议」，并将之设为重点政治口号，Ozaki以同样的思维推论，必然指他是改良主义者。
「只有由工人及农民带领的革命胜利后，才可以出现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带领被剥削及压迫的大众。」我们必须明白，每天我们不倦地在文章、理论性及宣传性的演说中，建立起来的普遍革命远景，与现今实际政治口号的分别。我们的政治口号必须可以从今天动员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对抗极权军阀政府，而这个重点政治口号就是「争取立宪会议」。
[托洛斯基, 对中国反对派的答复（A Reply To The Chinese Oppositionists）, 1929年12月22日]
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就是当年托洛斯基「争取立宪会议」的新版本，没有其他诉求可以更有效连繫今天的年轻人及工人。再者，当年亦有OZAKI之流指诉求会製造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拒绝支持，托洛斯基对这些宗派主义者强烈讉责。
「争取民主的阶段对群众发展非常重要。在特定条件下，革命进程容许无产阶级跨过这阶段。推动这个未来发展，并不容易，也不能保证能够成功，但为了善用整个内部革命时期，耗尽所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源。我们必须在较广泛的群众层面前设立民主口号，并强迫资产阶级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方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无政府主义者从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那些机会主义者因极度害怕工人的成果，也不明白。但作为革命辩証学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来都明白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其意外转变的动态。」
[托洛斯基,中国与立宪会议（China and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1928年12月]
此外，由于Ozaki从不明白马克思主义者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过渡纲领，故此亦无疑从根底扭曲工国委（CWI）英国同志的议会纲领，工国委（CWI）同志的真正立场于彼特-塔菲（Peter Taaffe）的文章(http://www.socialistworld.net/doc/4442)有详尽描述。如Ozaki这种宗派主义者的教条式及洁癖性的策略，只会排斥人民、工人及年轻人的抗争，并不能推动真正的群众抗争。
无论Ozaki怎样含煳其词，他不能否认我们对他的怀疑：他反对今天香港人争取普选的抗争。他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包括：揭破误导性的中产阶级自由派推动立法会及行政长官普选将带来所谓好处的谎言。
这就是他的真正立场。Ozaki所指的是，结束不民主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和推动一人一票选举，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根据他的逻缉，当千千万万的游行人士提出这诉求时，马克思主义者应「揭破」这些想法只属幻想。跟我们相反，Ozaki并不会把群众争取民主权利这进步性的抗争连繫至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上，反而忽略群众的意识及感觉和社会运动的动态，把社会主义置于群众诉求的对立面。
Ozaki这个策略与托洛斯基主义南辕北辙，却与波加迪派系（Bordigist）的极端主义有共通之处。在托洛斯基与波加迪派系（Bordigist）的争论中，波加迪派系（Bordigist）捍卫罢工权利和抵抗法西斯及其他反动派的权利，但拒绝支持普选权利的诉求，指这是资产阶级的诉求。我们同意Ozaki指，「社会主义者必须对抗北京政府剥弱香港的政治自由」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和功能组别这些反动的议案」，但为什麽我们要自我綑缚，限制自己纯粹反对这些方案？为什麽当我们坚持扩大今天的民主权利时，就是Ozaki所说的「误导公众」和「製造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幻想」？如果我们只是纯綷要求真普选，他的指控是说得通的。但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工国委（CWI）利用托洛斯基的过渡纲领，把今天广泛的民主诉求连繫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
用同样的逻缉，Ozaki反对二十三条立法都是製造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因为他纯粹反对二十三条的话，即表示贊同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组织、游行以及发布批判性文章的权利，在某程上可以得利保护。当然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在这个极恶的跛脚议会中，所有最终的分析和决定权并不去取决于修改法律而是仍在于阶级势力平衡和工人阶级的抗争力量。Ozaki指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二十三对但对这个腐朽议会置之不顾，反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建设人民议会的诉求，他与其他宗派主义者一样，反倒堕入改良主义的深渊。Ozaki的论点指出，立法会在功能组别的剥夺下是工人阶级可接受的，这是彻底错误。对于当前这个完全跛脚腐朽的议会来说，废除功能组别是向前迈向一步。但CWI认为这是不足够的，故此我们不只纯粹为废除功能组别抗争。因为资本家仍然可以以其他相对「低调」和「表面民主」的手法去控制政府。所以，除了废除功能组别，我们需要其他民主进程，成为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抗争一部分。
列宁解释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定民主派」。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捍卫本有的权利与提倡更大的民主权利之间并无矛盾。换句话说，我们提倡16岁以上人士有投票权、投票权复盖外劳，以及其他民主改革，同时展示资本家在背靠中共政权(Ozaki错误地说成是「畸型工人国家」)下是阻碍民主进程。察看它们对516公投运动的打压、在民主党上施加压力投入政府阵营，香港及内地资本家阻挡民主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向大众指出，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以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这些民主权利是不稳的，可以随时被废除。
Ozaki对于今天中国的国家概念更加溷乱不堪。他认为中国是「畸型工人国家」，「比帝国主义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更具进步性」，完全忽视中国以至全世世界在三十年来的发展情况。一个史大林主义国家或畸型工人国家一定要具有国有化计划经济作为根基。 史大林主义的「畸型化」由革命俄国自我孤立引发，以致工人阶级失去对国家及经济的控制。但中国随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大，已不足够容许一个Ozaki所形容的「计划核心」存在，故此在很久以前开始已不属这情况。中国现今这种国家可以被形容为很多类型，但绝不是史大林主义的「畸型工人国家」。
随着30年来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有经济领域已急剧灭少，不足今天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中国今天八成的企业是私人企业或外资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0年7月]，所有以计划经济为根基的社会保障，如医疗保障、免费教育、廉价房价已被废除。所谓计划经济的残馀，只剩下对国有企业甚至私营企业设定的指引和目标，包括筹资扩展股票市场和海外市场吞併，这些与真正的计划经济并不一样，甚至不是以前的「官僚计划经济」。在托洛斯基对史大林畸型工人国家的精彩批评中，他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工人国家，并不能单靠经济是否国有去判断，中央计划的内容以及国家专营的对外贸易（中国如今都不存在）也是关键因素。
Ozaki捍卫中国抵抗帝国主义，那麽他对中国今天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所作所为又有何评价呢？还有他指出的那个「帝国主义新殖民地」菲律宾，中国今天是菲律宾的最大外来投资者！菲宾律最大的私有化是把国有电网卖给中国企业。这些一切，再加上对非洲煤矿及能源的掠夺竞赛，是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例子，与美国及欧洲的资本家无异。请Ozaki去问一问非洲人民，中国企业有多「进步」吧！
Ozaki对中国国家特性的错误分析，正好解释为什麽他对香港民主抗争的荒谬立场。他把今天港人争取普选权为资产阶级运动，充斥着「对资产阶级民主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幻想」，故此拒绝支持。（无疑这些幻想无可避免的，但怎样打破这些幻想呢？）像他一样站在高地袖手旁观？那些介入群众运动，提出社会主义纲领的人，都被他打成「以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欺骗中国工人」。此外，他指出中国「当然在历史上比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更具进步性」，但事实上中国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极致地打压，恐惧民主会散怖到中国内地，与资本家的利益立场完全一致。中国捍卫的完全不是「集体经济核心」，而是在支持促进更多资本自由流动，剥削更多无组织的中国无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