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但政治权力落入了斯大林主义的中共手中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email protected] ）
今年十一，“强人形象”已经开始受损的习近平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来纪念中共建政70周年。70年前，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队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但是政治权力落入斯大林主义的中共手中。今天中共独裁政权的阶级基础已与70年前截然不同：它现在是威权国家资本主义，而且是世界第二大帝国主义国家。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251人增加到476人），位居世界第二，而且远超美国的同期增幅（从425人增加到585人）。尽管中共高调宣传自己的“经济奇蹟”和扶贫措施，但是去年中国5.77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617元人民币（平均每日40元），仅略微高于世界银行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贫困线”（平均每日39元）。
有评论人士说习近平在效仿毛泽东，但这只是说习近平强化独裁统治和镇压，而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亲富人、反工人。中共的十一庆典不是为了歌颂1949年革命，而是为了继续大力煽动民族主义，鼓吹中国的全球地位和军事力量，宣传“外国势力”越来越大的威胁，以及试图让人们相信如果没有中共独裁政权，中国就会衰落。
革命变革
1949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不是依靠领导工人阶级运动而取得政权的。由于采取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中共只是打算建立一个仍然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但是中国革命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革命潮流之一，其强烈的群众革命热情迫使中共采取更深刻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东亚病夫”。从191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军阀混战之下，中央政府腐败不堪，还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结束外国政府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和帝国主义驻军，只是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成果之一。毛泽东政权还推行了世界历史上最深刻的土地改革──尽管其涉及的土地面积没有俄罗斯那么大，但涉及到的人口是俄罗斯的四倍。
中共的土地革命摧毁了中国的地主阶级，“最终消除了世界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统治阶级，该阶级长期来一直是中国复兴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历史学家莫里斯 ̇迈斯纳说。1950年，中共禁止了包办婚姻、纳妾、重婚，并使得离婚对于男女来说都更容易。这是全世界在婚姻和家庭关系领域中最猛烈的变革之一。
中共上台的时候，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是文盲，1976年毛泽东过世时减到大约35%。1949年前全中国只有83间公共图书馆和8万个医院病床，而到1975年时增加到1250间公共图书馆和160万个医院病床。
1949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6年时提高到65岁。公共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创新、文字改革（推行简化字）、以及后来覆蓋大多数村庄的“赤脚医生”改善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在比现在贫穷得多的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对现在商品化和私有化造成的医疗和教育危机的控诉。
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是中国走上现代工业发展道路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在毛泽东政权起初仍希望联合资产阶级，把重要的经济部门留在私人手中。但到50年代中期，中共不得不剥夺“爱国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纳入官僚的国家计划体制下。相比于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权，毛泽东-斯大林主义者的经济计划非常僵化，但仍然比虚弱、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得多。
考虑到中国经济起步阶段的薄弱基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取得的工业化成就非常惊人。从1952年到1978年，工业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至35%(经合组织观察员，1999年)。
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工业化速度之一。在此期间，中国拥有了制造了飞机、核武器、潜艇、汽车和重型机械的能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在此期间增加了200%，人均收入增80%。正如迈斯纳无可辩驳地说的:“正是毛泽东时期为中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必要基础。没有它，毛泽东之后的改革者将无处着手。”
过去一个世纪俄罗斯（1917年）和中国（1949年）的两次伟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不能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结果。两者都是史诗般群众性运动，而不是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声称的军事政变。但这两个革命也有着决定性的差别。
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建立的是斯大林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1920-30年代欧洲和其他地方革命运动的失败导致俄国革命孤立起来，使得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冒起。官僚集团从国有经济中攫取了权力和特权。工人民主的所有要素──由民选代表来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以及废除官僚特权──都被摧毁了。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解释说的，计划经济需要工人民主控制就像人体需要氧气。没有工人民主，官僚独裁政权将扼杀计划经济的潜力，最终会像1980年代末那样彻底倾覆。
但中共从1949年建政之时就采用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尽管这远远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带来了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显著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国革命令世界政治大大激进化。中国和俄罗斯借助国有经济，迫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出让步，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
中国革命增强了对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压力，迫使他们离开南半球殖民地；也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台湾、香港和韩国迅速工业化，将它们作为防止中国革命扩散到其他国家的缓冲带。正如马克思所解释说的，改良往往是革命的副产品。1950年代，美国不得不要求其控制下的亚洲军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主义，而这正是亚洲资本主义快速增长之源。
阶级基础和纲领的差异
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由群众性的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它们在纲领、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其阶级基础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异变歪曲的斯大林主义赝品之间的不同。
1917俄国革命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赋予了俄国革命政治独立性和历史性勇气，来开辟一条全新道路。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俄国革命领导者是国际主义者，并视他们领导的这场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而大多数中共领导者实际上是左翼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在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国际主义色彩而已。这与中国革命的农民阶级基础相符合。列宁评论说，农民是所有阶级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阶级。农民的政治愿景因为他们生活状况的分散性和孤立性而非常狭隘，许多时候他们甚至难以形成民族的愿景。列宁在1917年10月25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的讲话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为结语，而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时甚至没有提到工人阶级，而是着重强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甚至谈到“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
中国革命在性质上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俄国革命夺取政权依靠的是工人群众运动、民选的工人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而中国革命则是依靠以农民为主的解放军。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发挥独立作用，中共甚至命令不要进行罢工和示威而坐等解放军进城。
虽然红军/解放军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中展现出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但他们无力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在政治上，农民跟在城市阶级的后面，要么支持工人阶级，要么支持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角色。但中国革命不是以城市去推动农村。中共夺取政权，是依靠广大农民去占领消极被动、对战争感到疲惫的城市。革命的这种阶级基础意味着，它只能模仿现存的社会模式，而不能开创新的社会模式。
1925-1927年，由于跟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主张的“阶段革命论”，中共遭遇严重挫败，进而开始转向农民路线。“阶段革命论”主张说，中国尚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所以共产党必须支持和辅助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结果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遭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残酷打击。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中共内形成一个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少数派。他们正确地指出，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但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仍坚持斯大林主义的“阶段革命论”，尽管他们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其实放弃了这一立场。
1920年代后期，中共主要干部（大部分出身于知识分子）带着那些错误的伪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中共的创立者陈独秀（后来转变为托派）警告中共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判断。1927年时中共有58%的党员是工人，但到了1930年只有1.6%的党员。这样的阶级构成基本上一直保持到到1949年该党夺取政权，这是因为中共领导层把焦点放在农民身上，而拒绝把城市作为主要战场。
与此同时，中共的官僚化也越来越严重。中共效仿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以指令、清洗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取代了党内讨论和民主。中共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并将军事斗争当作主要斗争方式，这比扎根在群众性工人斗争中的党更容易官僚化。因此，俄国革命是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退化的，而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异化为官僚主义。这也解释了毛主义地矛盾性质：一方面取得重要的社会进步，同时进行残暴的镇压和独裁统治。
对国民党的仇恨
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帝国主义没有能力直接操控中国。当时群众强烈要求美国撤军，所以美国只能以巨额金援和武器援助（总计60亿美元）来支持腐败且极端无能的蒋介石政府。
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几乎没有信心。几年之后杜鲁门曾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该死的窃贼。他们从我们援助蒋介石的资金中偷走了7.5亿，把这些钱投资到圣保罗和纽约的房地产。”
对于群众来说，国民党政权是十足的灾难。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有来自几个城市的报告说“饥谨的人们躺在街上等死”。工厂和作坊因为缺乏原料或者因为工人们饿到无法工作而关闭。在大城市里，特务肆意杀人，黑帮犯罪非常猖獗。
除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共获得支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国民党的仇恨。这也导致大批国军转投解放军。从1948年秋天开始，解放军在几场主要战役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各个城市的国军接连投降、而马来西亚、菲律宾、秘鲁和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就未能像中共那样获胜。
如果采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推翻国民党几乎肯定会更快、更容易。从1945年9年日本战败到1946年底，所有主要城市的工人都发起了浩大的罢工浪潮，例如上海有20万工人罢工。同时也爆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反映出社会的中间阶层在激进化。
学生们要求民主，并反对国民党准备对中共展开内战。工人们要求工会权利和提高工资。但中共没有领导这场运动，反而是在煞停运动。他们要求群众不要太“极端”，因为中共仍然想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所以不想工人斗争激怒资产阶级。
中共只是把学生运动当作筹码，想要藉学生的压力迫使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而且中共也极力将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分隔开。在阶级斗争的必然法则下，这场运动因为受到中共的限制而失败，群众变得消沉。接着，许多学运分子和工运分子被国民党抓走，其中一些人被杀害。一次历史性的机会被错失了。这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得以苟延残喘，而城市群众则在接下来的内战中处于被动状态。
阶段革命论
基于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毛在1940年写到：“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为了和“进步的”或“爱国的”资产阶级结盟，毛泽东限制了土地改革的进展（截至1950年秋，中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地区进行了土改）。而且中共虽然立即将“官僚资产阶级”（即国民党官僚及其亲友）的企业国有化，但私人资产阶级依然保有自己的企业。到1953年，私人企业仍然占中国GDP的37%。
但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令中共面临关键挑战。美国对中国的压力骤然升级，包括经济制裁和核威胁。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局势急遽两极化（即美苏“冷战”），意味着中国如果要保住自己的政权，就不得不加速土改并控制整个经济，完成社会变革。
因此中国革命是自我矛盾的、未完成的革命。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恐怖的官僚独裁。官僚的权力和特权不断侵蚀计划经济的发展潜力。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共政权深陷分裂和危机，害怕会爆发群众运动推翻自己的统治。
现在一些中国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支持全球资本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则重新转向毛泽东主义，他们认为后来的中共统治者完全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在中国愈发猛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中，工国委中港台支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中国劳工论坛网站和其他出版物，争取群众支持国际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这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