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实现这些诉求
社会主义行动 左仁
去年以来香港抗暴运动中，香港政府的彻底瘫痪、中共独裁政权的权力受到撼动和制衡，以及群众感受到自己能改变历史的觉悟，都意味着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机。反威权运动的激进程度以及规模，远远超越了过往泛民党派及NGO社运所能承载的，释放了群众前所未有的斗争能量。
但同时，由于欠缺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和革命领导，运动的主要思想并没有明确挑战财团的既得利益，更遑论提出反对资本主义体制。此外，运动里夹杂着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倾向，局限实现运动诉求的可能性。虽然运动看起来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权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实现这些诉求。因为只要中共政权一息尚存，永远不会容忍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
示威运动中涌现了新的口号，在政治上口号没有超越泛民的双普选框架，但群众落实为了使运动胜利而采取的战意，为了尝试为行动赋予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虽然这些口号不是由任何组织制订出来，但它不完全是自发的，很大程度上是从雨伞运动及其后的经验和教训中的群众集体总结出来。
这些口号反映着这场运动的战略发展，有很多表现出比2014年雨伞运动时要进步得多。同时，不少口号仍反映着示威运动在思想上的弱点，欠缺一个完备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动、破坏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资本家的镇压固然是运动的最大敌人，但记得雨伞运动是先从内部分裂、然后被政权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层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抗资本菁英及其不民主制度的阶级，故此只有以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才能确保运动经得起政治的压力和考验，并透过充分的内部民主的讨论及决策，在复杂的局面中走正确的方向，保持坚实的力量。
自1800年代欧洲的普选权斗争及工会权斗争以来，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民主斗争站在第一线。借鉴于我们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行动在斗争中不会盲目吹捧运动中所有的现象，也不会像一些所谓“左翼”那样为了不被运动的反动元素（右翼保守和种族主义）沾污而冷眼旁观。我们介入运动之中，就是为了厘清运动中各种现象里面的进步和反动元素。进步的元素会推动运动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组织化，并走向建立取代专制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替代方案。我们为强化进步的元素而斗争，并警告群众反动的元素会使斗争后退。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诉求，可见群众感受到改变体制的需要，并且希望争取伞运中落空的真普选。现在运动的需要已经超越了五大诉求，必须要加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诉求才能继续强化起来，也一定要将运动蔓延至中国，在中国工人阶级获得回响。
香港的运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现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权企图利用经济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会恐慌和疲惫，企图使示威运动零散化，并磨灭群众的斗争意志。运动必须与时并进，以基层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归，采纳应对经济危机和医疗危机的纲领，使广大的工人阶级知道运动的利益是与自己一致的。
运动中有一个极为麻烦的问题，并对运动发展造成额外的大障碍——就是有一种抗拒提出经济诉求的氛围，认为这是“自利”、不是为了“公义”的。这反映出工人阶级尚未有组织地投入运动之中，以至反资本剥削的意识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会干事都对此加以鼓励，因为他们只是某种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阶级意识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报仇”这句口号用身分认同代替了阶级意识，作为促进团结的“灵丹妙药”。社会主义者了解这种想法得到大众支持的原因，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这种想法不会厘清使斗争迈向胜利所需要的是什么。强调本土身分认同（我们明白这是对中共的反弹）限制了群众的视野，而斗争却必须成为全中国以至国际运动才能胜利。
更甚者，中共独裁政权的民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政策引起港人意识的反弹，但基于各种原因仍未至于大多数港人支持独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会团结的，香港的中上阶层和富豪都会站在中共一方，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国大陆人和少数族裔的参与度（例如38万的家务移民工），也成为了建立国际工运连结的障碍。如果运动能说服国际有组织工运的支持，可以成为抗衡虚伪的外国政府的真诚坚定的盟友。将重点放在香港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为大陆人的排外情绪。
工人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挑战资本家才是公义的彰显。而且财团的白色恐怖阻碍了工人发动政治罢工，可见财团和中共是紧密勾结在一起。要挑战财团的话，当然是夺走它们的财富，并归公众享有。
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向香港让步。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诉求。香港革命需要一个完备的革命社会主义纲领，将财富及经济掌控权交给劳动者。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这句口号源于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竞选口号。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现在攻击大陆人的排外游行中。梁天埼因为旺角骚乱成为运动中标志性的政治犯，也使这句口号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但是，绝大部分呼喊此一口号的示威者并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这句口号在9月开始兴起，因为政权强硬和警察暴力的确令群众对温和改革的幻想破灭了，并且寻求更激进的革命路线。但同时，运动对于如何创造新社会并未有明确的构想，所以只求光复，不求革新。至于哪时的香港曾经有光明呢？似乎无人能解答。而将出路放在香港一个城市，“香港的革命”，只会使运动孤立，让中共等待时机，在之后扼杀运动。唯有打破这种局限，将香港革命转向内地以至全球的斗争，这场战斗才会成功。
对中老年为主的泛民支持者来说，光复香港意味着回复到正常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因此并不祈求会推倒独裁政权。在中共强硬统治下这种幻想逐渐破灭。而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更倾向驱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独立，但却未有一个实现这计划的纲领。总体来说，大部分示威者还是认为中共政府太过强大，所以目前无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标朝向港府。但现实是，如果没有中共背后撑腰，林郑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经倒台了。林郑并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线公仔。香港的实权在中共与资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个扯线公仔并不会改变香港真正的权力关系。中共不是我们之后的敌人，而是当下战斗的对象。近两年形势有巨大变化，中共现在面临历史性的内部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外交以至公共医疗危机，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最弱的时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于泛民政客多次与示威者的激烈行动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气消沈、运动内部分化。社会主义行动一直强调无组织的斗争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进步的角色——阻止专门妥协的温和泛民解散运动，但不能够推翻专制政权。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来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应谴责示威者。但是，认同自卫权利的同时，不代表这本身可以成为打倒强大国家机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冲击警察为基础的战略可以被遏制，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优势也会让独裁政权取得更多时间，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运动，让政权及警察可以驾驭它。社会主义行动一直警告，紧急需要改变运动的方向，建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动真正有组织的罢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众对内部分裂戒慎恐惧，亟欲保持团结。的确运动发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坏行动，甚至受塞铁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并且横眉冷对“与暴力割蓆”的政府广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着分裂运动的恶魔。
但不同派别的政治角力是客观存在的，其互相冲突和斗争始终会反映在运动的分歧上。乌托邦的口号不能阻止客观事态的发展。所以为什么运动需要民主架构来促进对致胜的策略、战略和纲领进行有秩序的讨论。
泛民企图站在“和理非”的群众基础上重夺主导权，在收割11月区选的选票利益后解散运动。本土派则企图在“勇武派”中扎紥根，将运动带向右翼排外和亲美国特朗普（一个攻击工人、女性、移民、性小众和民主权利的政府）的方向，并且攻击泛民和左翼、制造内部分化。由于群众对任何政治组织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须步步为营，以免露出政客难看的吃相，但两派所代表的路线、势力还是会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地干预运动，使斗争变成满足他们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罢工中，泛民企图借这场准备不足的罢工消耗民气，借机重建官僚操控的大台，但勇武派与警察爆发冲突，致使计划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为分裂伞运的恶行而恶名昭彰，在运动爆发之初不敢在运动中高举旗帜，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陆人的排外仇恨，甚至连举港独旗也被“和理非”因为害怕“挑衅解放军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监控和检控使勇武派风声鹤唳，而其秘密的行动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渗透在游行中制造混乱，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出现戒心，“捉鬼”行动就正好反映了这一现实。经济衰退也使中产和小商户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惫，而对运动的热情减退。当运动走下陂的时候，“和勇不分”的内部矛盾就会更为突显出来。
真正的团结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和集体经验使其具有组织新社会的力量。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不会剥削他人的阶级，其集体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体利益，一起从经济不公义、房屋短缺、低工资和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中解放出来。运动必须改变方向，采取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包括组织真正广大的工会和发动集体的罢工，并且采取应付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纲领，包括反对裁员、要求冻结租金以至将物业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为了保持“团结”，强调各有各做，“条条大路通罗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争论。这口号同样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为策略分歧而分裂运动。可是，在运动中存在一种个人主义，且忌讳讨论分歧的氛围，对辩明政治问题造成障碍。
当运动内部的分歧没有平台讨论时，争论往往就发生在连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经大量渗透在网路平台上，企图带风向制造混乱和扭曲运动方向。此外，由于没有具架构的民主辩论，很多时意见分歧会两极化，甚至往往小众意见被打为“分化”和“鬼”，掩盖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
例如，在10月时连登广传了一份“临时政府”的宣言，引起当时在商场抗议的示威者朗诵。其后倾向泛民的示威者认为这份宣言是由“鬼”传播的，目的是给中共有借口镇压。社会主义行动认为，现阶段运动连群众的民主组织都未有的时候，提出临时政府当然是不成熟的，但我们不认为运动应因为中共镇压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这些政治辩论可以提高抗争的政治水平，但要发挥到总结教训的作用，就要先建立民主的运动架构，使抗争者有讨论运动政治理念和策略的平台，就此作出集体的民主决策。有组织的工运才可以提供这些民主架构。最近建立工会的新趋势，可以成为工人运动的开始，有可能成为走向正确方向的转捩点。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香港示威者的国际意识正大大提高，开始明白到需要争取外国人的支持，不能让运动孤立在香港一个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大量文宣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国外的声援行动也举世瞩目。
可是，国际战线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外国政府的支持，误以为外国政府和外国人民一样会站在抗争的一方。特别由于黄之锋这类亲美政客企图利用国际战线，使群众寄托于美国人权民主法这个假希望上。我们认为美国建制派不是真诚支持香港民主权利，而只是为了收割民意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来，在印尼、苏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尔、海地都爆发具革命性的运动，全球也有大规模的气候运动，700万人示威和罢课，但运动里却几乎没有提到，有时甚至仍然说讨论外国运动会“转移视线”。反而主要寄望于欧美各国政府会支持，而各地群众都正在反抗这些政府。可见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还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国际战线也引起了运动内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举行声援加泰隆尼亚抗争的集会。两地情况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压统治，并且剥夺参选人权利，将反对派政治人物投入监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显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领机场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应不分你我、互相声援。但亲泛民的示威者反对这场集会，认为支持加独会开罪美国和欧盟，因而使香港运动失去外国政府支持。最终，这场集会有三千多人参加，数字仍算可观，但比起其他集会人数要少。而反动亲资的政治团体为了避免国际团结的意识在香港发展，也不想香港运动寻求工人组织、被压迫少数民族、学生和气候运动分子的连结。香港运动的国际主义意识可说是进一步、退两步。
社会主义行动坚持，真正的国际团结的对象，应该是世界各地受压迫的群众，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动支持其他国家的运动。我们将继续寻求世界各地的工会、社运组织和左翼议会支持香港的斗争。香港及中国的反专制斗争，就像欧洲的气候危机和大罢工一样，展示著资本主义无法给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权利以及安稳的经济和生态未来。如果我们单打独斗是不能胜利的，但作为全球工人和受压迫者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将牢不可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