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疾病、过劳、砍假
Vincent Kolo和Xiaxi Cai 社会主义行动
“因为疫情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来自印尼的外籍家庭佣工Seputih向《社会主义者》杂志倾诉：“老板答应让我放有薪假，但实际我没放，我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里，只好放弃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假日，这天一直以来都是他们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机会。现在香港政府要求他们留在家中，于是他们被永无天日地困在“职场”。有些雇主还威胁说要解雇他们，说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许他们出门，会把病毒带回家。但是，当家佣被雇主派去外出购物或溜狗时，这种逻辑却吊诡地不适用了。
新冠病毒对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工人承受“紧急时期”权利限缩、公司倒闭和收入损失。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担了最大的负担。。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受了最大的负担。在香港有40万移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尼和菲律宾。他们面对更多的工作量、更长的工时、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隐限制。尽管自我隔离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但对于香港家务劳工而言，这反而意味着比以往更长的工时，而且当然是没有加班费的。
学校关闭
Seputih的朋友、同为印尼移工的Vant说：“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因为雇主的儿子不上学了。但是雇主夫妇还是一直上班。”
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半以上的家务工人的工作量显著增加。随着学校关闭已经超过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风险的群体，照顾这些孩童与老人的负担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于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意味着工人们要受到雇主更紧密的监控。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严格的雇佣同住规定（live-in rule），在平时也已经是对移工非常压迫和侵犯隐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根据法律，家庭佣工被迫与雇主同住，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私人房间。如果工人不服从，那就会被罚款、监禁和驱逐出境。这意味着家庭佣工下班以后没有另一个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机舱热（cabin fever）”，长期待在狭小的空间，不可避免损害到心理健康。况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员，而是他们的“女佣”，那情况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烦或突然发脾气，家庭佣工常沦为出气筒。对于家庭工人来说，休息甚至使用电话也变得困难重重。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外汇：主要收入来源
疫情加上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经济破坏和裁员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宾，这给香港移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移工因为担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议现在严重恶化的劳动条件。他们还担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宾过去2个月失业率急遽攀升，已经有50万个工作岗位被蒸发。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机可能导致520万人失业，使380万人跌到贫困线以下。这些社会没有保障安全网或失业保险，没有工作等于没有收入！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要养着包括他们一年才能见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医疗费用和生存都靠着这些母亲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资！ 恢复移工休息日！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复移工的休假权，同时必须采取新政策，改变移工因为负担不起社交空间的消费，只能被迫在天桥和公园才能聚会的恶劣现况。香港政府在任何层面，都尽量减少花费资源在移工身上。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政府投入资源建设并扩充现有的社区公共设施，让移工学习、上网、聚集和休闲社交时，能够有安全而卫生的环境。
由于旅游业的崩溃，全港到处可见“幽灵酒店”，现在全港多达8万7千个空房间。我们要求征用房间，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时免费住宿，让他们摆脱日常跟雇主关在一起的幽闭窘迫，作为一项疫情危机期间的紧急措施。就像其他产业的资本家，酒店业也在向政府要求纾困援助。但我们说，如果这些资源不由公共监督、不为公众服务，那这些资本家就没有资格从公帑中拿到补助。
我们还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万港币的特别现金援助，也应该适用于移工。政府声称发放一次性补助的理由是为了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特别是防止零售业的经济崩溃。不论是何种理由，很明显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里的。尤其握有资源的雇主本来应该提供口罩和消毒剂，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移工自掏腰包买的。
政府必须废除其对待移工的吝啬政策，首先就从废除同住政策和“两星期规定（two-week rule）”开始（移工被解雇超过14天而又无法续约就得离开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资每月仅4,630港币，这个数字往往就是移工实际领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么最低薪水。
社会主义行动亦要求将移民纳入最低工资法，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歧视。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37.5港币）也太低了。工会领导们不应该以什么“成本过高”理由而反对提高移工最低工资，而应该集中在组织群众斗争，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条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为了在危机中保护资本家利益而大洒金钱的时候。
组织和战斗！
像香港其他工人阶级一样，移工需要组织起来参加工会，才能集体谈判、罢工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独自面对。
最近开始的香港工会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新工会必须要向移工们伸出援手，不能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会，而必须跟移工们团结在一起，在共同的组织里一起奋斗。他们是香港最被剥削的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能够分享亚洲大陆各地工人斗争的丰富经验，与移工并肩作战代表极其重要的国际联系，这点正是许多新兴工会最常缺乏的关键。只有不分国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奋斗，才能抵抗这场危机所引发的对工人权利、工作岗位和生计的侵犯。
社会主义行动组织（香港的ISA）与移工一起组织了许多运动，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为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现代奴隶制的工人阶级团结而奋斗。 在当今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和医疗紧急状态下，这场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如果您想加入我们，请通过[email protected]与社会主义行动组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