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中港疫情稍为放缓，加上欧美国家陷入大灾难，中共发动强硬的攻击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企图重新巩固权力，扭转去年六月以来“抗暴革命”下的被动情势。
中联办在4月中表示，港澳办及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 22 条所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意味着两办可以“合法合宪”地干预香港事务。过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献上多次表明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为了配合中联办的口风，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场，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闻稿而显得狼狈不堪，更突显其扯线公仔的真面目。
撕破面具
中共机关不是第一次自行释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颁布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这是因为中联办在梁振英时期形成山头派系，加上建制党派之间分裂，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权，避免造成不稳。中共由授权中联办作为代理人统治香港，改为直接由港澳办系统直接指挥。
中共今次释法只是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从来没有受过22条限制。现在中共只是不屑再伪装，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态宣示权力，准备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23条立法。事后港府内部人事发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长将会离任。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因为过去他曾表示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的，中共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当然要抹除这些小痕迹。
此外，公民党法律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拖延国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疯狂夹击。港澳办发声明表示郭荣铿失职，明显是为了取消他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铺路，阻止他下届继续参选。中共害怕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会获得过半数而获得否决政府法案的权力（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选举。
警方在4月18日进行大搜捕，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成员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社民连的梁国雄和黄浩铭等。涉及的游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会、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游行。
这份名单上有大部分为温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运动里没有任何组织和鼓动的角色。温和泛民在林郑上台以来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经历了抗暴革命后，群众的激进化使温和泛民失去了与政权妥协的空间。我们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压只是针对本土派和激进民主派，但日后将会向整个民主阵营发动攻击，连温和泛民也不会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动用反恐条例打压。讽刺的是，刚好前几天，葵涌警署警长涉嫌串谋黑帮自编自导汽油弹袭击事件而被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不是有效对抗，反而给予政权籍口加强镇压，唯有依靠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方法，有意识地建立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斗争，才能挑战中共及财团专制。
宣示权力
疫症下中美冲突持续升温。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刚刚开始，中美两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灾难都双双惨败。中共见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头烂额，因此加强推进各方战线：南海、一带一路、口罩外交等扩大国际影响力，并藉著打压香港民主权利宣示帝国霸权，重新巩固在2019年时受到动摇的控制力。
在疫症前美国政府都不会真正关注香港的民主权利，现在自身陷入危机更加无暇理会。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党派将会再次失望。真正的国际团结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层工人，共同反对只顾及统治精英利益的各国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拥强大集中的独裁机器，操控媒体以及庞大的财政，还有建制政党这些爪牙遍布香港。这部机器可以进行组织、部署，在适当时无情地发动攻击。虽然去年的群众运动使这部机器陷入混乱，但疫症和运动的低潮为它换来了喘息空间。可见“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发性在运动中是极为宝贵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为了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还要对抗支持这政权的全球资本家，群众斗争要有必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可以这样，群众运动不能单靠松散和分散的网络，而是需要强大的民主组织，并建基于工人阶级这个有力量改造社会的社会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我们必须呼吁和动员群众抵抗这种禁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以工人阶级为斗争中心，组织工会抵抗资本家在疫症中的经济打压，同时将工会重建为抗暴运动的民主组织。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斗争，当务之急是要寻求在中国同样受到习近平专制压迫的7亿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挑战独裁制度和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