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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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捍卫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成功改造社会的关键任务

    Peter Delsing 左翼社会主义党(ISA比利时)

    本文基于2020年7月ISA线上马克思主义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如何运作?”小组主讲内容修整。

    关于计划经济如何运作的讨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受压迫者至关重要。自1990年代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台以来,资本家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更深的危机。但是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近年围绕着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法国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卫着左翼的许多重要社会诉求,但很可惜,这些左翼人物当中,没有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概念加以推广宣传。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垮台之后,右翼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经济“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创新性”的指责,这种说法已经影响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认识。现在是时候澄清这些问题了,用能够彻底改变当前制度的纲领,来重新武装工人与青年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想钜细靡遗地描绘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的社会细节,他们不愿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空谈,从而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但工人阶级为何斗争?这仍需要我们提出新社会中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的模样,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识地把重点摆在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为了彻底摆脱老板们利润至上的制度、为了摆脱贫穷和不平等,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必须实现对生产资料,包含工厂、职场和技术的共同所有权,以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立基于有计划的生产活动,由工人讨论和设定生产的方式和目标,以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运作、为何运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壮举,让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机会向世人展示何谓工人阶级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且可即时罢免的工人委员、收入不超过平均工资的公职,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彻底解体。马克思称“总算发现一个政体,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不过巴黎公社仅在一个城市掌权,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提供有限的学习经验。尽管经历了数十年来主流学说对计划经济这一概念的持续攻讦,以及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计划的经历,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人需要更为努力。

    近年对抗这个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制度的斗争持续爆发,也启发了无数群众。多数运动反对的对象明确,但对于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缺乏认识,使得运动或多或少被削弱。我们必须提供更清晰的图景,来展示民主的计划经济在实务上如何运作,以及它与斯大林主义独裁的计划经济有何不同。

    摆脱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低效

    试想那些在避税天堂上万亿美元的闲置资本和蓄积的财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这个政府将用这些钱消除饥饿、建设体面的社会住宅,并提供每个人体面的薪资;试想那些在广告和非实质生产性的金融服务的投资,能够改挹注于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托育,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试想资本主义下商品无秩序的重复生产和计划性汰旧的现象能够结束,如此将能大幅解放许多资源,并用于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将各大产业国有化并以计划经济的型态协调起来,工人阶级就能掌控社会的剩余价值,许多金钱就不会再被那些有钱股东和资本家所浪费掉,他们由于普遍消费力不足而拒绝投资。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下,已开发国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场,能够被废除并重新导向有用的社会生产。那些右翼经济学者所谓的“效率”,导致的不过是他们口口声声捍卫的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大规模失业。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中,原本无业的工人能够投入生产贡献社会,并在公共机构、新兴环保产业,或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而产生的医疗危机、灾难性的气候变迁以及新一轮经济危机等事件,都使得社会上更广泛的族群更加明确渴望民主计划制度。资本主义政府为了不损及市场利益而让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应即时接管生产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产线。那些有代表性的医疗卫生科学家已经在几年前说过,感染力时高时低的病毒不会给制药业带来稳健的“商业模式”。而对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来说,生态破坏不足以刺激它进行大刀阔斧的生产转型。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却更加多。我们需要展现在一个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并有数千家公司的社会中,计划经济能够奏效;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内部作出生产计划,其资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经济由更少数几间企业把持。现在跨国公司几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4。

    “经济计算”辩论的后续

    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计划的捍卫者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右翼从原则上对计划的反对,左翼人物和运动人士的回应形形色色。有论点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提出一些想像,幻想着我们能立即跳入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世界,直接以现代技术和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生产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个方法没有考虑到在产品或服务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免费分配,而货币无需再存在。第二个方法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若要实现为人类需求直接进行生产的愿景,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让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并彼此协调起来。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行的先决条件不会立即出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生产活动开始以前就使用现代技术来满足一些需求,恐怕并非最有效率的“计划”,像是易坏消费品,这个情形其实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实时计划”来解决,下文会对此做更多说明。

    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过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计划体制,部分人仅仅主张工人拥有个别企业并“自治”。许多无政府主义理论者都秉持这一传统。还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许多有关当前议题的有趣视频,这是许多青年在网络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始。沃尔夫写了《工作场所的民主》一书,捍卫“工人自主型企业”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场。工人委员会实行企业自治,并决定赋予更高层级政治机关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程度。

    这种市场环境下自治的问题是,各个工人拥有的企业将被迫相互竞争。他们将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被迫针锋相对,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很快会趋向模仿市场资本主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体系就曾经在铁托领导下的前南斯拉夫试行过,而它摧毁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基础,并导致了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恶行竞争,同时也造成大规模失业。

    当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党制国家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所谓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选且不可罢免的党官僚所指导,这些官僚也操纵着工人的意见,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自由、民主进行组织的权利。但就算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结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场竞争导致产业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将社会拉回等级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么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需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来迎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国家来取代旧制度。地方自治的捍卫者低估了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进行国际革命和在民主计划经济中进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个经济阶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会经过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只要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普遍的丰裕,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会以一种改良的形式保留下来。人们获得报酬的标准仍然会依据努力的程度:工作时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这就是间接工资或社会工资。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缩短工时,允许工人阶级有时间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决策,同时也是让工作、家庭和自由时间达到更好的平衡。通过民主的计划经济来解决群众的失业问题,将能更有效地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工作,从而为降低每周工时奠定基础。一旦经济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产业部门收归公有,大公司将无法把巨额财富运往避税天堂,而社会将得到许多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经济”,在这一阶段里,市场、货币、按时计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反对斯大林主义时谈到这一阶段:“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

    在第二个阶段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某些产品达到丰裕的程度,那么采取免费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就会增加。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了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金钱可以变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一点总结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达到这样的第二阶段,当然需要先在第一阶段的初步阶段就为生态环境进行彻底的转型,必须不断监测开发中的绿色生产力的生态足迹。与短视近利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识到环境保护符合我们的物质和社会利益,从而持续确保我们的自然环境不因经济发展而遭到破坏。

    各种计划模式:没有单一方法适用于所有生产

    如果我们既反对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又反对孤立的自治方案,那么我们主张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资本主义下已经存在哪些计划型态,去除专制成分之后,或将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受用。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种被认为特别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的计划形式: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压工会且低薪血汗。若从营业收入来看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并在2019年就有220万名员工。根据几年前的收入计算,如果它自成一国那会是世界第38大国家。沃尔玛被视为将供应链规划的先驱,它的方法已被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所效仿。沃尔玛遍及20多个国家,设有1.1万多家门市,其内部运作就像是某种计划经济——当然,是以专制的计划为基础的。

    沃尔玛通过高科技与供应链的实时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沃尔玛本身不会自己补充库存,反而是让其合作的供应商来帮它补货。沃尔玛只是与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应商提供低价但大量的货品贸易,这是个令竞争暂停的优待关系。形式上,这些供应商是与沃尔玛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场上交易的数量已经因此减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缜密计划下提高效率。沃尔玛和它的供应商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实践中,却仿佛是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产品不是盲目地涌入沃尔玛的库存,而是随着实时反应的消费需求信息来进行调动。用实时信息演进技术,沃尔玛针对消费品设置的计划模型有效地预期需求的动态。

    另一种是基于订单的计划(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像思科(Cisco)这样的信息技术IT公司,在为大公司生产路由器和其他技术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大、更昂贵的工业或科技产品,也可以用这种根据订单进行有生产计划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则是根据实际生产目标,来决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产出分析”计划型态,尤其适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种方式对于工人国家中的新兴产业来说,将会非常受用。我们会问,为了拯救气候和环境,那么我们的急迫的计划中,会需要建造多少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呢?我们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运输,都是能够采行这种“投入产出分析”的产业。以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教育资源的师生比和班级规模,来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学校和教师、又需要哪些资源。

    透过长期监测需求或使用者数量的动态变化,就能制定投入产出的计划,像是运输网的乘客数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数量的演变,或者它也可以用于工人国家希望优先发展的产业,来因应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是将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的社会服务等。

    民主的讨论可用来决定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运输、体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投入多少比例的社会盈余。当然也要决定公共服务的预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无偿家务劳动,转变为社会化的免费托儿、公共社区餐厅、公共洗衣店等。从职场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会议中,工人国家由下至上的层面都将为此展开讨论。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的反对声音,能够反映在工人的报刊和媒体。

    各种经济计划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性质,工人国家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计划都可以继承自资本主义,但需要移除资本主义专制的元素,并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来取代。职场、社区、学校的工人和青年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区域性、产业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代表,将管理经济的关键产业。

    原理上,“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广泛应用于今天很多产品和服务。电脑在这个任务上能帮很多忙。但在现实中,这仍需要民主的讨论,来决定计划的类型以及如何实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无论计划是更加集中还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对于任何层面的经济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集中起来制定的计划,也需要产业部门工人、消费者,或原料工人之间的民主讨论、修改和纠正。

    产品种类繁多、高投入也高产出的产业,或许适合把计划放到国有企业及其产业劳工委员会的层面上进行决策。但这样的话,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来避免国有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有个具体的合理做法,是以产业为基础来组织工人委员会、或地区产业委员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变化、将成功的产品的扩大到其他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重新安排就业或工作时间等,并以工人的利益为核心。全国工人的代表应出席并参加这场民主辩论。当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团中通过投票做出决定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权,工会或选举产生的产业代表有1/3的投票权,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权,从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这不仅是一个利用当今更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计划工作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断反馈,任何拥有大数据的电脑演算法都不可能变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说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计划经济被划分为几个经济产业,并且承包商与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那么在各产业要采用计划生产的就不会是数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数百家。这些产业可以由产业代表进行集中计划,也可以由国有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进行计划。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由产业级的委员会来引导和管理,以维持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团结,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这样子的角度改变了所谓“信息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往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成千上万的公司生产成千上万的产品”的概念,来制造“集中计划”不可行的假象。我们说的不是单一巨大集中的“超级大脑”(或计划机构)来处理每日数百万过载的经济决策信息。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叠,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从而我们说的就是几十个专门的规划机构。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计划或钢铁生产。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费品那样比较零散化。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数十个“计划中心”,而且总体来说还有成千上万个工人的大脑、眼睛和双手,都参与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在适当的水平上组织每个产业的生产,并采用最适合的计划类型,将使计划顺利进行。现代技术将对这项任务提供巨大帮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对于一个健康的计划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公有制与工人政权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那些仅有少数工人的小商家并不会被国有化,他们将在工人国家的社会规范下继续维持经营。而用来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公司或银行应被国有化的标准则是取决于这些营运单位的公开帐本,不过国有化产业仍应当在全部经济生产当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来的委内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中,仅有少数产业有被国有化,而且这样的国有化之运行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群众所组织的民主委员会之上,这种状况便为政治反革命的行动与经济上的破坏性灾害制造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突破点。

    全国性的工人政府将借由讨论来制定全国资源有多少用于消费,又有多少用于积累和投资,而且还可以决定要一间国有的公司或一个产业部门中可以累积多少的“创新基金”。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将是社会或间接薪资,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保健基金或是转职期间的临时失业补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个角色是要进行价格管制,价格可以透过中央及产业部门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级单位依据社会主义的会计准则来决定。如果价格无法借由集中决定的话,则也仍可以通过电脑程式和信息技术来轻松管理。

    实际价格可能会与原先计划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这种状况或许是应该提高或降低产量,并转用另一个级别的计划来重新分配资源的信号。然而工人国家的运作模式并不同于私人的获利工具。由于考量到重新分配资源时所可能出现的社会变因,价格管制(还有其所伴随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国家被世界资本主义联合抵制时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争辩道: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政府发起抵制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发生在近几十年来规模持续增长的全球供应链中?新左翼的比利时工人党(PVDA / PTB) 在其理论周刊中指出,彻底的经济转型以及与欧元制度的决裂,需要等到数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一次群众运动才会成功,以便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他们的论述说,比利时的电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大企业的供应,而我们必须使外国资本家无法抵制这场群众运动。ISA比利时支部呼吁在选举期间时对比利时工人党进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为它是在议会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的观点,是过于简化的。

    工人国家确实会遭受抵制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低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其并不会仅仅只是以左翼多数派在国会内将大型经济部门国有化的政策表现出来,工人还会握有实权,让产业还会转由工人阶级的民主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样的职场民主委员会将选举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来参加区域或全国性的工人大会,而这些新机构将会动员起来,以掌握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当人们见证到这种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之时,便将立即改变群众意识,使其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可行性及现实性抱有信心。我们相信有着战斗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会因看到法国统治阶级对邻国革命采取野蛮行径,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与受压迫者的政府,将对其他国家发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阶级号召,呼吁采取罢工一同对抗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政府发动经济制裁和扼杀革命的企图。这将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国家在经济上联系起来,并向资产阶级任何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企图进行斗争。

    从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政策中吸取的教训

    斯大林主义由上自下的计划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1917年俄国革命促使了工人议会与兵士议会(工兵苏维埃)的建立,并威胁了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民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示范。不幸地,俄国的革命却被孤立在一个仅有少许工业部门的农业国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专制菁英开始掌控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战争与经济摧残使工人议会遭到破坏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经济政策的特性在于缺乏远见、朝令夕改,并尝试在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找到平衡,妄图建立一个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由上而下施行独裁统治。

    用能否达到产量目标作为奖励工厂经理的标准,这变相鼓励了资源屯积,和刻意在帐面上低估实际更高的生产力。在这样的氛围中,斯大林和官僚们变得很大程度地依赖国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确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对于真正的工人民主制来说,这种情况当然非常荒诞。对于斯大林与新的菁英来说,重工业及军工业是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但公开的档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时常需要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民生消费问题。他们担心若消费远低于其他经济指标时,会导致社会反弹。

    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计划经济依然使俄国跃升世界强国。从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长了4.1倍,与类似条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增长强劲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长开始放缓。错误的投资破坏了生产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军事开支占了GDP的16%。对军工业的高度重视夺走了民生产业中的许多技术专家,经济中非军事部分的新发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误导性的统计数据和对真实的经济情况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高级官僚倒向资本主义的主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拖垮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因素并不一定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中。正因为工人们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起来,也无法发声,官僚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工,不能理解现实情况。官僚们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歪曲了局势的实际情况。官僚们过度集中的计划反映在他们紧抓着对社会盈余的严格控制。这些官僚主义的元素是能够借由一个政治革命来扫除的,从而建立工人民主来帮助计划经济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诱因在哪里?”

    资本主义捍卫者批评说,社会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会因享有免费健保、更高的薪资与更多闲暇时间而变得懒散。我们当然不支持这种观点。相反地,对于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发展的急迫需要,将在社会主义下倍数增长。工人阶级将会如同现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产生阶级意识并警惕任何威胁其地位与生活水平的阶级敌人。一个革命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将是生产力、质量、效率、创新与民主的最佳保证。

    当然,对生产力最大的“诱因”在于,在社会主义下,社会透过在职场、学校、社区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员会,人们将获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休闲时间、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和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励措施,那就要以产业或者以全国为范围,集体而共同地施行。在大举国有化后的企业尺度上,如果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会破坏创新的动机和劳动者的团结。相对于成功的社会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励措施反而是个倒退。更广泛的集体激励措施将会确保成功的国有化企业,能派遣他们的专家到该领域的其他企业分享经验,让大家共同进步——这点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最终将成为生活的较小部分。同时,它将是让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将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被生产力操控和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数百万人将走向斗争。如果我们希望能把工人阶级与青年组织起来,并围绕着够带来根本改变的纲领,采取团结行动,那么将关键的产业转入民主计划经济的诉求,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武装和强化这些抗争。

    组织起来,共同行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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