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是不容许在香港工作的，这导致很多经济困难
红流星 社会主义行动
“疫症影响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健康。”Mira说。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课，但这对他们来说十分困难，因为课堂用广东话教学，而我帮不了他们。我最大的孩子将要进入中学，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双语学校，而要考入这些学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绩。
“难民是不容许在香港工作的，这导致很多经济困难。他们在疫情下削减了我们的援助金（难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贴。虽然他们没有说明原由，但我质疑他们是认为孩子在家上课后，生活和食物费用开支会减少。
“香港政府为每名香港学生提供$3,500的资助，但我们却被排除在外。我有3个就读小学的孩子，分别读小二、小四和小六。他们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没有给我资助申请表。上个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个年头，他们说要逐个庇护个案处理，但我的案子至今还有任何进展。
足襟见肘
“每个月，他们只给予每个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则只有半额。他们不会为我们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为自己找地方。我们一家只能蜗居在一个很小房间，根本不够空间。特别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内，对我们健康不好。
“难民联会（由难民组成的援助组织）获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们孩子也不能再到联会办公室或补习班。我感到十分苦恼。另一个NGO叫做国际社会服务社（ISS），但他们非常苛刻。他们只会给予一次机会协助交租，但只要你迟交一次，他们以后就不会再帮你了。
“对于我来说，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会选择工作去养家活儿。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据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个难民没有工作权的地方。
“我特别担心我的小孩。他们的成绩不错，我的大孩子甚至因为他英文天赋被选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没有护照，怎么去新加坡？他对此十分不开心，但我跟他解释这是由于我们的难民身分，他才无奈接受。
我想问，为什么父母不可以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子女？有时候，我会因此感到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