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反对派人士遭国安法大规模拘捕。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 香港报导
中共独裁政权在香港再次进行新一轮的全面镇压，实际上是在封杀这座城市的反对声音。香港曾以脆弱的「民主」成为全中国的唯一例外，然而这样的「民主」今天也被实质上扼杀掉。
1月6日， 53名香港反对派运动人士和政治人物被捕，包括自由派泛民人士到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义者）。这53人被控涉嫌违反去年颁布的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当天，警察还搜查了3家反政府媒体的办公室，并表示这些媒体也可能依港区国安法遭到起诉。
新冷战
这次镇压的发动时机并不在预料之外，而且也与世界局势有关。习近平政权与美国正进行新时代的冷战，两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正在争夺对于21世纪的主导权。习近平预见，在即将上任的拜登执政后，这场冲突不会缓和，因此习政权趁着美国政坛陷入权力真空、趁着全球疫情分散了国际注意力之际，在近几周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外交举措，一周前达成的中欧投资协议就是一例——中国与德国领导下的欧盟迅速达成协议，以免拜登上台后施压欧盟，夜长梦多。
许多人指出当前香港大规模逮捕与中欧协议背后的连结性，正如中国异议人士漫画家巴丢草在推特发文：「如果没有欧盟担保北京，今天香港不会发生对50多名民主派人士的大规模逮捕。」
警方称，这53人被捕是因为参与去年7月的泛民初选（2020年9月立法会选举后来取消了）。几乎所有泛民前立法会议员被捕，包括左翼草根代表、社民连的「长毛」梁国雄。
其他被捕者包括已经被判入狱的社运人士黄之锋、组织初选的前港大副教授戴耀廷、以及参加初选的每一名候选人。2020年立法会选举表面上因疫情延后了一年。实际上，中共只是要找借口推迟选举，未来也有可能再次推迟选举。现在立法会内只剩下建制派，只有中共确定一切「制造麻烦」的反对派不会参与立法会选举时，下次选举才能进行。
“如果没有欧盟担保北京，今天香港不会发生对50多名民主派人士的大规模逮捕。”——巴丢草
政府声称，这53人意图参加初选协调，「密谋」成为立法会多数派，来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强逼特首下台。立法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实权，其唯一拥有的权力是罕有地否决政府的议案。
揽炒
被当局认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的泛民选举策略 （透过协调赢得多数议席），借用了2019年群众运动示威者的用语「揽炒」（粤语，意即同归于尽）。「揽炒」在群众斗争中广为流行，是因为抗争者希望找到一种战略能够让单一城市的人民能战胜世界上最大、经济上最强的独裁政权。
但就像在群众斗争中冒出的许多概念一样，「揽炒」意义含混不清、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演绎，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响应根本问题：只要群众运动仍仅限于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而没有尝试去输出到全国各地，那么这场战斗必将无法成功。
初选期间，许多本土派或亲美自由派的立法会青年候选人都主张「揽炒」策略。他们所谓的「揽炒」是透过推动美国和西方制裁来瘫痪香港经济，并在立法会则以多数议席否决所有中共钦点的政府提案，令到政府无法正常运作。
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和策略上与「揽炒」派有许多分歧；但与此同时，我们完全反对这次的大搜捕。
意味着什么
这次大规模逮捕意味着合法的政治反对派时代已经过去。如此严厉的镇压意味着，除非有比2019年更强大的运动，否则独裁政权不会退缩。局限在香港的运动是不够的，香港可以作为「星星之火」，但任何运动想要成功，都必须得到中国大陆广大工人和青年的支持。
中共政权的举动是企图一网打尽整个反对派。它希望「斩首」泛民政党，来制造香港的稳定。但是，这种想法很是短视。现今中共独裁政权并不明白，1841-1997年港英政府创立的立法会是有原因的，而且为何当初中共在24年前接管香港时没有简单地废除它。
这个伪议会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政治「安全阀」，来某程度缓和极端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毕竟香港是地球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去年香港失业率增加一倍，升至16年来的最高水平。疫情期间，工人和低收入家庭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加剧了对政府的愤怒，让政府满意度创下新低。贫穷人口（每月收入不足5000港币）占总人口比例已上升到逾20％，而香港的亿万富翁的财富在2020年却激增了19％（增加了600亿美元）。
中共以前在香港的策略曾经是逐步摧毁泛民反对派，有时被称为「温水煮蛙」。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急剧加快这一进程。2019年英勇的群众斗争获得极广泛的群众支持，尽管政治上有局限性但它仍然具有一些革命性的特征。正因为这场斗争，使习近平无法容忍再有反对派势力可能折损他权威和「强人」形象。
对选举的恐惧
在局势动荡期间举行的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中共严重误判了情势。他们认为运动已经消耗殆尽，建制派将获得重大胜利。但现实却是反对派赢得了近90％的席位。同样，去年国安法颁布几天后举办的初选中，仍有超过60万张抗议性的选票，这震惊了中共，使这个独裁政权极为担忧。作为非官方的初选，60万的投票数占选民总数的1/4，已经是相当高。因此，中共担心未来的立法会选举可能会变相成为反政府的全民公投，这可能会提高群众士气，甚至重新点燃群众运动。
大搜捕意味着，如果北京决定允许举行香港立法会选举，那选举也将完全被中共操纵，届时主要的反对派候选人已经被囚禁、流亡或丧失资格。很可能只允许忠诚的反对派参加，而且仍有许多官僚手段能阻止中共不想看到的候选人入闸。政府还可能取消5个全港性的「超级席次」（这些议席源自2010年政府对于民主运动的部分让步），他们担心这些选举会变相成为全民公投。
今年9月还不确定政府会不会允许举行立法会选举。港府可能会再次推迟，因为担心反对派的任何竞选活动都可能成为新群众运动的集结点。另外，北京可能还想藉此机会清洗并重组香港现有的建制派政党，北京认为他们在执行中共命令方面无能且效率低下。北京希望有一支新的建制力量可以使中共更牢固地控制香港。这再次表明，中共政权不再满足于透过傀儡对香港间接统治，而希望更直接地控制。
欧盟再一次背叛工人
习政权利用了拜登宣誓就职前的空窗期，和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瘫痪的这一机会，采取了老谋深算的行动。中共与欧盟签署投资协议仅一周后，香港就发生了大规模逮捕。据报导，谈判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包括了中国对于工会运动的镇压、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工厂（包括向苹果和Nike等多家著名跨国公司供应产品的工厂）使用了强迫劳动。
但最后无论如何，以德国的默克尔为首的欧盟领导人还是批准了该协议。习近平的谈判代表唯一做出的「让步」非常可笑：只承诺中国将持续争取签署并落实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这再次显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对香港、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镇压的虚伪表态。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本国企业的利润和生意。
习近平有多强大？
习政权在世界舞台和香港展现的残酷和谋算，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力和信心。相反，它透露了某种程度的绝望和焦急。他试图展现实力，但实际上是反映中国对特朗普（以及不久后上任的拜登）的冷战政策感到不安。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共政权急于遏制内部挑战，这些挑战将来自中国工人和青年，以及对习近平统治日益不满的中共党内。
中共政权希望向群众、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发出强烈讯号，因为他们越来越同情香港的运动，现在也因经济危机而变得激进化。这次大搜捕是对群众运动的进一步严厉打击，但港府和中共政权将无法用这些政策达致长时期的稳定。由于对疫情处理不当，和经济危机（特别是债务危机），群众对于中共不满将会不断升级。
尽管总的来说，自由派的泛民领袖一直试图限制和避免群众斗争，但香港的立法会在某些情况下仍是政治辩论甚至动员群众抗议的平台。它也被用来限制政治辩论的范围，并将群众愤怒导向有限的法律改革和技术问题的讨论中。短期内，群众运动将失去这个聚焦议题的平台，但这也将带出习近平镇压政策的矛盾──因为从长远来看，政治辩论会被迫在政权控制的体制外发生，并变得更加激进。
泛民在2019年的群众抗议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作用；实际上，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散播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希望用「民主」力量制衡中国帝国主义。由于这些政党没有真正的成员架构，因此它们唯一的影响力来自其立法会议席。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建立具有民主架构的群众性左翼和工人阶级替代方案，以应对挑战，与中共和香港亲中共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长远来看，习近平的超高压控管只会损害香港和中共自身的资本主义。这些政策正蓄积着未来香港和中国爆发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燃料。香港的工人和青年需要反思过去几年的艰苦教训。西方资本主义政府过去没有协助中国工人组织现已非法的工会，现在也不会协助香港民主权利斗争。如果斗争能使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整个地区的工人团结起来，广大群众将更快且更可能赢得这些民主权利，而不必靠政权施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