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波兰的史太林政权被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罢工浪潮所震撼。
Paul Newberry 社会主义替代（ISA波兰）
可以说，在东欧集团国家中，波兰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义斗争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斗争已经发展出一个组织良好的地下工会运动。然后，在那一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占领和罢工的浪潮中异军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权。然而9年后，一个亲资本主义的政权却以团结工会的成员为核心所建立起来。以下，Paul Newberry来探讨为何事态会这样发展。
在这场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和组织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寻求推翻史太林官僚体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墙壁上的涂鸦就表达了这一点：“要社会主义！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为这场斗争的副产品，独立的“团结工会”（Solidarnosc）诞生了。然而，仅仅9年后，团结工会组建了政府，并开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场化“改革”，复辟了资本主义。工人运动怎么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团结工会堕落的根源是否从一开始就存在？
为了充分理解波兰和其他前东方集团国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进程，就必须要考察这些政权的起源。1917年俄国曾发生过群众革命，后来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世界革命失败后遭到孤立，因此出现了官僚化堕落。然而，东欧集团国家的史太林政权却不是这样形成的。红军在二战时解放了这些国家之后，驻扎于这些国家。当地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残存势力组成了联合政府。然而，国家的镇压机关却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义者手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史太林主义者在群众的支持下，清洗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最后残余。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措施得到了数十万工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支持。
从一开始，这些新建立的政权就是畸形工人国家，以史太林主义的苏联为蓝本，并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独裁所取代下对社会主义的荒诞扭曲。尽管工人群众最初对此充满热情，但这些政权的残酷镇压性质很快就令他们失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工人起义，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阶级英勇地试图进行政治革命。
波兰在这一进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兹南，一场反对政权的工人罢工和示威遭到残酷镇压。事后，政权决定采取新政策来扩大支持基础。第一书记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权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基层官僚获得更多特权﹐以便与政府加强联系。政府也赋予教会特权，以换取其支持。
转折点
起初，由于计划经济的优势，波兰和其他东欧政权经历了高速增长。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7%。然而，史太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质，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费、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官僚机构从对经济增长的相对束缚，变成了绝对束缚。经济计划引发了反效果──经济混乱。
到了60年代末，经济已经出现了问题，民众的粮食补贴难以为继。然后在1970年，肉类价格上涨，引发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并演变成了一场斗争。虽然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亚和格但斯克，但也影响到斯塞新、艾布隆格、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镇。政权出动坦克血腥镇压抗议，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史太林主义官僚机构被动摇，于是再次试图软硬兼施，同时实行镇压与妥协。哥穆尔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从西方获得了大量贷款。这些贷款很大一部分没有得以良好地投资，亦有大量资金被用在增加群众的消费，企图换取社会安宁。
有一段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但这段喘息期并不长。不久，当局就难以偿还贷款。1976年，工人们在波兰军火工业的发源地拉多姆（Radom）组织了一次罢工。虽然政权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罢工领导人却被秋后算帐。一群反对派和知识分子成立了工人保护委员会（KOR），为受迫害的工人筹集资金，提供法律援助，并宣传他们的事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KOR的帮助下一些城市组织了非法的“自由工会”，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厂。
1980年夏天，当肉价的一系列上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罢工浪潮时，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局计划给予战略行业的罢工者让步来分化工人。然而，这一政策只激发了更多的罢工。在卢布林，工人们还抨击了官僚机构的特权，要求言论自由，抗议活动变成了大罢工，包括封锁通往俄罗斯的铁路线，停止了波兰的出口。当地报纸攻击罢工者，并警告说俄罗斯会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报纸。副总理飞往卢布林进行紧急谈判，作为让步的一部分，该报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诉求
8月中旬发生了质的变化，格但斯克造船厂爆发了一场维护工人领袖、KOR沿海工人团体成员Anna Walentynowicz的罢工。一个地下的自由工会在这里已经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们准备充分，经验丰富。罢工者的要求比全国任何地方都要激进，并蔓延到政治层面。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被解雇的工人的职位，增加工资水平达到与民兵一致，并为1970年被杀害的工人竖立纪念碑。
占领活动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亚三联市。格但斯克的罢工委员会相互联系。第二天，当局切断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电话线 以试图控制罢工。然而，罢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与造船厂工人的谈判几乎达成了协议，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满称如果造船厂工人结束抗议，他们将不得不独自继续斗争。船厂工人的领导人迅速转变立场，罢工再度爆发，这次罢工是为了声援其他工人。
那个周末，全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开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工场罢工委员会（MKS）。这是以类似于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作场所代表组成，而这些代表又选举出一个主席团。起初，这是一个极其民主的结构。主席团对代表负责，代表们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作单位负责。主席团和政权之间的会谈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厂工人进行现场直播。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政权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间的一些讨论也是闭门进行的。
同一个周末，一份包含21项诉求的清单被起草出来。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们正朝着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首先要求独立工会和罢工权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权利。这些要求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权利的诉求后，还有其他诉求，反对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权，反对特殊商店和商业商店售价高昂。还有一系列经济要求，旨在改善劳动人民的条件，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诉求清单中没有任何地方要求进行市场改革或恢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会进一步提出，要求选举所有官员，并对官员有召回权利任何官员的工资都不应该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此外，职位应定期轮换。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防止今后形成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应该掌握权力，成为工人阶级统治的机关。
工人阶级巨大的力量
尽管政权试图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传出后，运动像野火一样在波兰各地蔓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占领性罢工和类似的代表机构。在斯塞新，船厂工人还没有采取行动就得到了10%的工资涨幅，这鼓励他们组织罢工并成立自己的代表机构。一周之内，代表40多万工人的370个工作场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机构。
双重政权的局面出现了。在大罢工期间，格但斯克代表机构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卫生服务。在罢工期间，禁止销售酒精，罢工者也禁止饮酒。随着罢工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国家慢慢陷入停顿。
这次罢工证实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整个社会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学生、艺术家、记者、农民、工人、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公开的民主辩论和讨论蓬勃发展。社会各阶层受到启发﹐开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组织﹐或改变现有的官方社团和组织。
相比之下，当局完全被孤立，执政地位命悬一线。由于对武装部队的可靠性没有信心，它无法使用武力来破坏罢工。甚至执政的波兰联合工人党（PUWP—波兰共产党）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阶级的基础脱离了官僚体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员是PUWP党员，斯塞新的两个代表团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许多城镇的代表机构中，工人阶级的党员都成为了领导层，或者主动成立了当地的代表机构。后来，有一百多万工人阶级PUWP党员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局不得不拖延时间，与格但斯克代表机构进行谈判。8月31日，政权签署了接受21项诉求──格但斯克协议。罢工结束，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诞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协议只是部分胜利。推翻政权，建立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错过。缺少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层，以向工人阶级诚实评估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并充分表达罢工者的诉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机构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华里沙（Lech Wałęsa）、KOR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顾问”──却有着相当局限的视角。他们认为，他们最多只能赢得一些改革。KOR的领导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协议之前，他认为对自由工会的要求只是用来在谈判桌上虚张声势，而不是一个可以赢得的要求。在每一个环节，领导层都扮演着保守的角色，牵制着运动的发展，阻挠工人提出更激进的诉求。例如，结束PUWP的“领导作用”和自由选举的要求遭到领导层的反对，没有出现在21项诉求中。协议签署后，领导层走遍全国各地，试图说服工人取消罢工。天主教会也发挥了类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会敦促节制，并劝说罢工者停止罢工以避免激怒波兰的邻国。
尽管领导层发挥了负面作用，但团结工会还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签署格但斯克协议两周后，团结工会拥有350万会员。到了秋天，850万工人加入了团结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员人数达到了1000万。在几个月内，它成为波兰最强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罢工迫使数百名官僚辞职：包括党委书记和工厂经理。
最后机会
然后，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团结工会分子在离开会议时被警察殴打。这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团结工会组织了一次4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实际上应该做的是在3月31日发动大罢工。华里沙和教会，包括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敦促团结工会不要组织罢工。在最后一刻，政府同意了团结工会的诉求，惩罚那些对殴打事件负责的人，并承认农村团结工会。这给了华里沙取消总罢工的借口。
一个将运动提升到更高层次并挑战政权存在的机会已经失去。相反，随着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团结会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官僚机构获得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它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政府开始破坏经济﹐希望打击工人阶级的士气﹐并将责任推到团结工会的身上。许多产品被实施配给，各地出现了大量轮候购买肉、糖、肥皂甚至卫生纸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队现象。
政权的策略开始奏效。工人开始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无能感到失望而导致士气低落。根据库伦的说法，1981年上半年，对团结工会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人们反对领导层，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这代表了工人们对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们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会经济的任务。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并没有被制定成一个明确的方案。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它对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缺乏立场。尽管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决议，但华里沙和领导层还是再次当选。妥协“自我限制”（“不要挑衅政权”）的政策仍在继续。
9月的大会是团结工会改变路线和重新武装运动的最后机会。随着这次机会的流逝，斗争的天秤开始向政权倾斜。镇压的条件已经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机构的军事部门采取了行动。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并实施了戒严。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被围捕，与数千名活跃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关押了起来。工会会议被禁止并实施了宵禁。
戒严是团结工会和政治革命发展的分水岭。工会的民主组织被粉碎了。任何设法逃脱逮捕的领导人都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民主辩论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领导人在秘密条件下工作，这让他们摆脱了工人阶级的监督压力。
拥抱资本主义
同时，经济危机也在加深。这是一个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非常困难的时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队人数增多，通货膨胀严重。尽管许多西方国家都存在大规模失业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兰工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灯塔。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幻想得到了加强。甚至官僚机构也受到了影响。在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后，它试图通过实施市场“改革”来使经济走出僵局，但没有成功。
到了1988年，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和官僚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样的亲资本主义观点，团结工会现在完全被知识分子和天主教教会顾问所控制，而华里沙则进一步转右、向亲市场的立场发展。他们认为解决方案在于意义深远的市场“改革”，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些措施必须包括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该政权缺乏实施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时，团结工会运动也在复兴，罢工的次数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机构需要让团结工会参与这一进程。如果能说服团结工会承诺采取这些措施并承担共同责任，那么反对这种强硬政策的声音就会降到最低。
解决的办法是组织“圆桌”会谈，谈判这样一个协议的条款。然而，与1980年8月不同的是，这次真正的讨论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况下闭门进行的。讨论的电视转播部分纯粹是为了作秀。作为回报，华里沙和其他领导人扑灭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罢工。会谈的结果是达成了组织部分自由议会选举。议会中只有35%的席位被选举产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给PUWP及其盟友的候选人。
1989年6月5日的选举是团结工会的完全胜利。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个席位除外，这表明该政权的孤立和合法性的丧失。几个月后，团结工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导致了接下来两年GDP的急剧衰退和逾20%的大规模失业。
然而，工人阶级的这次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团结工会，体现在其保守的改良主义领导层的错误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中，团结工会也包含着政治革命的种子。只是在戒严、粉碎工人民主组织和经济全面崩溃之后，才有了反革命种子生长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团结工会内部存在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打击领导层的错误策略，提出明确的替代方案，工人运动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体制，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改变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