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us Hesse 社会主义替代（ISA德国）
1921年3月的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经常被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亲资本主义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试图证明不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而是早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新生苏维埃俄国就已经残酷地独裁统治着工人。
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当时称为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要塞岛）的水手伙同其他人发起叛乱，及后被布尔什维克镇压，托洛茨基称之为 “悲剧性的必然结果”。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预计，当苏联的档案一旦解密，会有大量证据证实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暴力的说法，但现实恰恰相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是1999年在俄罗斯出版的两卷资料集《喀琅施塔得悲剧》，其中包含了许多以前未被发现的文件。
事实显示，实情与布尔什维克的 “左翼”批评者说法相矛盾，批评者声称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堕落，而声称喀琅施塔得的叛军代表了 “真正的苏维埃民主”。
危机的根源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国家会效仿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苏维埃政权仍然孤立无援，而100万强大的沙皇军队、白军，在德国、日本、波兰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多达200万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残酷内战。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红军取得了胜利，但国家遭到破坏，饥荒和流行病在全国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厂几乎全面停产。
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希望最终能够用土地自行其事。由于白军想把土地归还给地主，广大农民仍然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并加入了红军的行列。由于大约90%的俄罗斯人口是由农民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共产党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和最贫穷的农民、农业工人和乡村穷人的支持。
但是，由于工厂无法再生产足够的工业品来支持农业，而城市又处于饥饿状态，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向农民征收粮食，即所谓的 “战时共产主义”。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动对广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让步，但由于内战的状况，工业产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农民，以换来他们的农产品，因此让步的政策未能实际执行。
这就酿成了紧张局势。当反革命被击败后，工人国家和小农之间的冲突爆发了，1917年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势力正好利用了这一点。早在1918年就有罢工和农民起义，但到了1921年，全国各地都有地方农民叛乱。1920-1921年，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领一支农民军队 “绿军”反对红军，要求重新实行市场经济、恢复议会制、并处决共产党人及其家属。许多农民将他们的仇恨指向 “共产党人”，特别是 “政委”（共产党官员）。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将自己改名为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 “苏维埃政权”等词汇对农民来说仍是正面的字汇——它们代表了1917年分配给他们土地的党和政权，而 “共产党”和“政委”则代表在内战期间没收了他们的粮食来养活城市的势力。
1921年2月，这种不满情绪传到了疲惫不堪的革命据点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离开了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过是回到了农村。曾经充满活力的苏维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们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遭受着疫情和饥饿之苦。共产党已经成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的主要政党，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党，因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武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因此被排除在外。由于内战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现了倒退，因为军事决策往往必须由党和全国代表迅速作出。这就瘫痪了群众自下而上的行动主动性。
尽管如此，共产党内仍然对工会的作用、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内战结束后的民主化进行了热烈的公开讨论。
1921年的二月危机
到1920年底，从农村征用的粮食已不足以养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减面包配给的糟糕决定，不仅导致了饥饿，而且导致了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为打击投机行为和反犹屠杀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的粗暴反应导致了他们与工人（包括工会成员和党员）的尖锐冲突。燃料短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导致了60多家工厂因缺乏能源而关闭。示威活动经常爆发，发出 “我们的孩子需要面包”和 “我们快饿死了”等诉求和呼喊，另外还发生了一些罢工事件。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发言，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发言人则要求停止粮食征收和恢复立宪会议，实际上是要求恢复资产阶级议会制。
在群众的绝望情绪的驱使下，反犹主义的口号不时出现。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Paul Avrich）在其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著作中，描述了当时笼罩在彼得格勒犹太社区的恐慌。由于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民众转向由季诺维也夫（Zinoviev）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保卫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军事上封锁了工厂，并逮捕了孟什维克领导人和其他党派的煽动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能通过谈判成功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尽管所需的物资仍被强行征用，危机在面包分配恢复后结束。
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支持者声称，它与彼得堡工人的罢工相吻合，但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时，罢工已经结束。
海军基地的叛乱
喀琅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个据点，许多水手在内战的前线作战。托洛茨基曾称激进的水手是 “革命的骄傲”。他解释说，在早期，喀琅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水手来支援莫斯科，或征用面包和组织苏维埃政权，但到了1919年：
“波罗的海舰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卫戍军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经被调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琅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们，他们不适于派遣到内战任何一条前线上去的，此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一般说，却是大大低于红军的平均水平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士气完全沮丧的分子，这些人穿着炫耀的喇叭管裤，留着运动家的发型。”
2002年，历史学家盖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琅施塔得1917-21年—苏联民主的命运》一书中，试图证明1921年的大多数叛军在1917年就已经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喀琅施塔得驻军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纪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确实解释说，驻军中许多在1917年是党员的布尔什维克水手和工人已经离开，到前线或政府岗位上服役，许多退党的党员是在1919年或以后加入的，当时已经不指望他们做出这种牺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积极的共产党员人数在内战结束时也有所下降，他们往往是出于宗教情感，或未缴纳党费而退党。在来自农民家庭的水手中，异化现象尤其严重，如果他们来自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更繁荣和粮食丰富的地区的话情况就更为严重。
然而，喀琅施塔得约1.6万名海员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坚持他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忠于苏维埃政府。这导致驻军内部出现了强烈的紧张关系：许多水兵拒绝参加叛乱，勇敢地反对叛乱。喀琅施塔得叛乱领导人彼得里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奥列辛（Ivan Oreshin）的亲眼所见证实了许多共产党员在驻军中仍然拥有权威，以及喀琅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内部的分裂。
摘自奥列辛1924年写的笔记
喀琅施塔得派的抗议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而且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谨慎的形式。在叛乱初期，喀琅施塔得派在夺取了该市的权力后，逮捕了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整个俄罗斯劳动人民的眼中，他们代表着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们预计会取得重大的让步，并立即采取了没有武器的防御性立场，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
他们非常确信，圣彼得堡的工人会立即支持他们。毕竟，圣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动要求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喀琅施塔得派以为他们会成为这次带来彻底胜利的火种！彼得格勒会爆发叛乱，继而，整个俄国都会爆发叛乱。他们认为这很容易，因为春天的事件已经表明，几乎整个俄国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中燃烧起来。但喀琅施塔得派错了。彼得格勒的工人们没有作出反应，路障已经被拆掉了……而喀琅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几天，舰艇上开始出现骚乱。在大型战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其他海域，水手们开始讨论与彼得堡工人的 “暴动”有关的 “事态”。水手们和1917-18年时不一样了。革命热情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1918年1月驱散制宪会议时的那种鲁莽的热情……
…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卫兵们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这座城市，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学校和契卡通过城堡大门离开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们加入了摇摆不定的驻军，并将其组成了一个战斗核心，当敌对行动开始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对喀琅施塔得的行动基地，并有系统地使用炮火对城市和它的堡垒进行了压制，当然也造成了相当多的物质损失”
1917年的水手们对 “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为然——毕竟，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革命和内战中发挥了多么负面的作用。为此，他们被起义军镇压，或者不得不离开该岛。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闹的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最初被允许参加讨论）被喊了下来，一个未经选举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由水手彼得里琴科领导。他曾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1919年后的短时间内是共产党员，在一次以列宁的名义突击征收党员时被招募入党，然后在下一次重新登记中失去党员资格。该委员会故意以“无党无派”自居，宣传 “无党派苏维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员是活跃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位指挥叛军炮兵的科兹洛夫斯基（Kozlovsky）将军。他曾是沙皇的将领，但曾作为 “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
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开始出现，然后“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也很快出现了。这句话以不同的形式不断被宣布，包括在叛乱的《喀琅施塔得报》上，作为叛乱的既定目标。叛军逮捕了300名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叛乱的支持者强调，要求死刑的决议被否决了，然而这是一件险象环生的事情。从 “喀琅施塔得悲剧”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没有被大规模枪杀，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即将到来的红军的报复。在公开要求处决他们的人中，最主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典狱长（在喀琅施塔得还存在这种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于喀琅施塔得中心“锚地广场”举行的会议上，舰队政委库兹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发言。显然，他们缓和局势的技巧不太娴熟，只是告诉水手们喀琅施塔得将被孤立、布尔什维克政府绝不会让他们获胜。这正好煽动了叛乱。3月2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将这次叛乱定性为 “反革命的白军阴谋”。
也许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若果采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缓和局势，防止成千上万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装叛乱。但另一个亲历者认为这不是主要因素。群众是被演说家煽动起来的，而这些演说家谎称已经有数百名红军部队接近并准备摧毁要塞。
在这之后，正如当时亲历者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受到了巨大压力，叛军要求他们公开宣布退出 “俄罗斯刽子手党”。退党声明被印在叛乱者的报纸上。3月3日，围绕彼得里琴科的 “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整个要塞城市及其2.6万名居民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这些人因此成为叛军的人质。
叛军的纲领
3月1日，著名的15点决议在1.6万名水手的会议上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公开叛乱的开始。许多叛乱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们支持达成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的证明。从表面上看，许多诉求都是基于呼吁恢复苏维埃民主，而苏维埃民主在内战期间大幅退化。该决议要求改选苏维埃，并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出版自由——这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他们不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掌权，还参与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然后与反革命的白军结盟参与了内战。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解释说，“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诉求并没有列入15点的正式诉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说，它很快成为叛乱的所有其他诉求的本质。这并不新鲜，这是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并参与组织农民叛乱的政党不断提出的要求。
另一诉求是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在内战期间，所有人的食物都极端短缺。尽管仍有强制征用农民的粮食和其他产品的情况，但仍有配给制度。到内战结束时，至少有33种不同级别的配给——其中配给最多的是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红军士兵、孕妇、少年儿童、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抗击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宁也在1920年签署了一项法令，给予关键的 “特别重要的专家”更多的口粮，以确保他们能够完成有时一天超过16小时的每日工作。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也是出于发展经济、运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这样做。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中，当时还有着最高工资上限。
叛乱的水手们普遍吃得很好，口粮明显好过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实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塔波尔”号两艘船上的不满情绪发展了几个月，并不是特别因为口粮不好，而是因为这两艘船从彼得格勒被转移到喀琅施塔得。
但叛乱者的一个更重要的诉求是要求粮食自由贸易，这项诉求显然符合中农和富农的利益，在当时很难使劳动人民和饥饿的群众受益。
这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的方案。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或荷兰 “议会共产主义者”布伦德尔（Cajo Brendel）对于叛乱是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反抗的说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在彼得格勒镇压的零星传言的助推下，叛乱者的口气越来越大。同时，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开始尝试接触叛军。
针对共产党猛烈的攻击和对自由贸易的强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乱的农民性质。《喀琅施塔得报》声称，“共产党政委的统治比沙皇的统治还糟糕。”许多叛乱者并不是特别的左翼，这一点可以从报章编辑们费尽心思防止印刷反犹主义的呼吁书中得以反映。在“喀琅施塔得悲剧”中，水手尤里（Dmitri Yurin）在3月4日写的一封信，落入红军手中，被引用为叛军中这种情绪的例子。信中说：“我们已经把公社赶走了，没有公社了，现在我们只有苏维埃政权了。我们在喀琅施塔得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对犹太人的蔑称）驱逐到巴勒斯坦，这样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可憎的东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我们也已经受够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识形态
叛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偏见、农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杂烩。发表在《喀琅施塔得报》上的文章，甚至诗歌都说明了这一点。
3月9日：“共产党人的统治给整个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饥饿、寒冷和许多其他不幸。[……] 共产党人需要的不是你们，而是对你们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继续剥削人民 [……] 为了破坏家庭生活，我们的统治者实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现了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奴役：农民成了国营农场的仆人，工人成了国营工厂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来吧，农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来
新的黎明正在破晓
我们将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宁的锁链”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Paul Avrich）虽然对叛军整体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对现实世界革命事件的无知和不感兴趣，尽管偶尔会抽象地喊几句 “国际无产阶级”和 “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被描述为 “外来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犹太人的背景而被当作特别的敌人，并遭到点名攻击。列宁和加里宁最初被看得比较顺眼，因为他们是 “真正的俄罗斯人”。只有当他们称叛军为 “白军阴谋家”时，叛军才将个人仇恨转向他们。
没有党派，特别是没有共产党员的 “真正的苏维埃”，被叛军视为 “人民的机关”──共产党员和政委被宣布为麻烦的敌人。这样一来，喀琅施塔得派显然是与反动思想绑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数喀琅施塔得叛乱者也拒绝议会主义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要求的立宪会议。列宁把1921年3月的叛乱称为 “争取立宪会议的叛乱”，是错误的。
任何人只要仔细看看叛乱领导人的粗劣想法，就会很快意识到，这场叛乱整体上没有任何进步的方向，当然也没有提出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
现在，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军要塞、重炮和无数战舰还躺在冰冷的海湾中。
红军的反击
叛军想拖延时间，直到海面解冻，他们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调解的尝试，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最后，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而且必须迅速回应。从3月7日开始，1.7万名红军士兵在炮火掩护下穿过冰冻的海湾向要塞发起突击。这需要发动数波攻击，因为叛乱分子可以轻易地砍倒冲在前面没有保护的部队。最后，红军使用了飞机，先是投掷传单，后来又投掷炸弹。
在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中，人们常常声称进攻的红军部队出现了大规模的逃兵。事实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很少是出于政治原因，更多是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单纯的求生欲。
当这种开小差是出于政治动机时，它们也很少是出于进步的原因。有时，农民出身的士兵拒绝为 “犹太人”而战，他们被更为可靠的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军官学生（Kursantiy）取代。在叛军中，一些煽动者也试图用反犹主义口号说服红军士兵叛变。幸运的是，他们很少成功。
在喀琅施塔得本身，绝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乱的支持者，更不用说平民，这一点从红军一进城就有一支驻军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据阿夫里奇的说法，部分水手甚至积极地站在红军一边，拿起武器反抗叛军。
3月18日，经过挨家挨户的血腥战斗，叛乱者被击败，损失惨重。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约1万名忠诚的红军士兵牺牲了。当时正在召开的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的300名代表不惜牺牲自己，自愿加入他们。其中有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员，他们强烈批评苏维埃政府，但承认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反革命性质。他们原则上反对对私人贸易和农民的让步。
参加执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斗争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当时党还没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领导层的党员也具有牺牲精神。代表们手持武器进行斗争，充当鼓动者。在参加战斗的党代会代表中，有1/6的人战死了喀琅施塔得湾的冰面上。
政治后果
叛军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乱领袖彼得里琴科和几千名叛军，包括叛军的大部分领导层，在红军部队进入喀琅施塔得前不久越过冰层逃到了白军统治的芬兰，在那里他们与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团体保持联系。在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中，有几百人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后来被大赦。其他人被关押在专门关押战俘的营地──有些人后来被关进了索洛维茨基（Solovetsky）监狱，该监狱于1923年6月启用，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几年后，他们依照大赦令被释放。
彼得里琴科继续他极其怪诞的一生。他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冒险家，至少有一个白军组织声称他在叛乱期间与他们合作。在流亡芬兰期间，他投向了斯大林主义，及后回到苏联与斯大林的特务组织格别乌合作。后来，斯大林将他囚禁并处决。
喀琅施塔得叛乱后不久，列宁曾想过完全解散波罗的海舰队，但这位所谓的 “独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议在党内民主程序下，遭多数反对而没有通过。最终，喀琅施塔得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战争期间帮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后来的列宁格勒。叛军的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 “塞瓦斯托波尔”号被重新命名为 “马拉（Marat）”号和 “巴黎公社”号，以纪念过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进所得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他的建议随后在党内被否决。但在1921年夏天，新经济政策被采纳。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喀琅施塔得水手们的经济诉求，用粮食税取代了粮食征收，并再次允许小型私人贸易。这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加强了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然而在政治上，叛乱撕开了深深的伤口。
叛乱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开始，在叛乱失败后，党大会还继续进行。为了在危机中巩固党的团结，大会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民主非但没有得以增进，反而倒退了。然而不应忘记，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仍然能够参加苏维埃选举和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这种情况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对派之后，新的官僚机构出现了才结束掉。最后一个合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具乐部和协会也同时被取缔和关闭。
结论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在孤立的革命、饥饿和疲惫的条件下，士气低落的工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最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的冲突高潮。
叛乱所反对的是一场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许这些力量继续发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会终结。各类反动势力可以轻易地躲在 “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后面。1921年，反动势力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希望通过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这一弯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引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国外的资本家（特别是证券交易所）对叛乱的反应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与布尔什维主义划清界线的事例。直到今天，无政府主义者还在翻戈尔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对叛乱的旧帐，而叛乱的反动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里奇的作品是一个例外。
从广义上讲，无政府主义的基础观点认为任何 “自下而上”、反对中央政治权力、看上去是自发的东西——仅这些优点就代表更好、更正确的社会主义。
1921年，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正处于几乎要加入共产国际的状态。在西班牙具影响力的工团主义全国劳工联盟（CNT）尤其如此。“喀琅施塔得”成为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最后不加入共产国际的理由。
特别是像戈尔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托洛茨基作为红军首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在1930年代斯大林加强镇压时，他们却拒绝声援托洛茨基。戈尔德曼在 “莫斯科审判”中对共产主义者进行血腥迫害后写道：“托洛茨基抗议得太多了！”。
当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中向在攻克喀琅施塔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致敬时，他讲出了一下这番话；鉴于这一悲惨事件和一万名为保卫革命而牺牲的战士，这些话虽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却很恰当：
“我们尽可能地等待，以便我们那些被蒙骗的水手同伴能够亲眼看到叛乱会把他们带到何方。但我们面临着冰雪融化的危险，我们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断地出击。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在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枪炮弹药中，我们的军校学生（kursanti）──以及他们激励的红军部队──迅速攻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堡垒。不开一枪一炮，这些俄罗斯之子和工农之子就通过他们的牺牲使自己无愧于革命，并在冰面上前进。他们中的一些人毫无怨言地死去，但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终胜利。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劳动群众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叛乱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基层水手们的失望，这是1921年农民情绪的反映。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颁布，列宁、托洛茨基彻底改变了对农民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其他国家发生革命事件之际，还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列宁把喀琅施塔得叛乱描述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闪电”。
今天，为未来吸取教训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应简单地将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英雄事迹来庆祝，而应理解那些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人的观点。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镇压叛乱是一种 “悲剧的必要作法”，如果苏维埃俄国要生存，他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