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47人受审是香港历史的关键时刻。民主派47人因初选被控以《港区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再度开审。独裁政权以罗织荒谬罪名作为策略手段，目的是为了消灭民主斗争，并取消香港仅有的自治权，施加全面的控制。无论是针对泛民主派头面人物以至更广大的示威者，对民主斗争的群众制造杀鸡儆候的效应。五月，控方随即申请将案件转交高等法院审讯，这意味着被告的刑期上限将提高至终身监禁！
而在第二次开审过程中，“国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绝辩方的协助请求。甚至连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闭门审讯及是否设有陪审团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未有正面回应。这就如大陆的法庭那样，只是控方的橡皮图章，实在是对所谓“法治”的无情嘲讽。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会被轻判，但这场审判无疑是北京极权全面控制香港的第一步。禁止游行集会（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游行）、取缔支联会和民阵等组织、扼杀以往半民主的选举制度、打压本地媒体以及政治清洗校园，这一切都是一场反革命，为的是巩固无可挑战的独裁制度。若果要有一个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当前事态发展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团结斗争，在2019年斗争里欠缺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重判“非法集结”
早前，19年的十一游行被控“非法集结”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个月，当中长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会的刑期合计后，已共被判囚22个月，而这仅仅是被控“非法集结”这一相对较轻的控罪，纵观过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随着六四临近，各路建制派跳梁小丑亦纷纷露面以攻击支联会表忠，还记得他们在2019年时是多么怯懦，现在突然大胆起来了！一如早前对民阵捕风捉影的流言攻击一样，这些把戏都是中共取缔支联会前进行捕猎前的试探和前奏。可见政权对政治犯的打压和清算已经到达了歇斯底里的状态，这表示中共政府意图“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地击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对声音和力量。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中共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出击。除了动用所谓的《国安法》以清洗反对力量外，亦利用“公务员宣誓”以“肃清”公务员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权抗争运动期间，特别是骇人听闻的721事件后，公务员团体与政府离心离德，甚至耻与政权为伍。不少公务员公开表态反对林郑，与之“割席”。新公务员工会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但工会已在政府威胁下解散）。而对于中共而言这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这代表着假如抗争持续下去，失去普遍公务员支持的特区政府将会事实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个有着独立意志，有机会自行其事并以此反制专制政权的公务员系统。自国安法通过以来，超过2,000名公务员离职。超过130名公务员拒绝宣誓，并在回签表格上写上“损害言论自由”，在离职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议，与那些恋栈议席而留任的区议员相比实在云泥之别。
这一强迫宣誓的伎俩蔓延到了区议会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过30名区议员拒绝宣誓而被迫辞职。宣誓只是仪式，而是与专制政权的一份合约。违约者会被革职或严厉处罚。公务员宣誓制度就如在他们脚上绑上电子追踪器，确保他们在政权的监察范围内。可耻的是，民协、新民主同盟等“温和”泛民决定要“保留实力”而屈服宣誓，而没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态度。显然对他们来说，无实权的区议会议席比重建民主斗争更为重要。
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自以为胜劵在握的建制派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个非建制阵营控制下的区议会工作，各级官员发起变相“罢工”，对区议会的提问质询和要求纷纷消极应对甚或干脆置若罔闻。令本身已经权力有限的区议会变得更加寸步难行。这不但是对非建制派区议员的攻击，同样是在完全蔑视所有通过投票以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民众。
选举制度被埋葬
同一时间，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旧的选举制度。在民主派全面总辞的立法会中，只剩建制派唱独角戏，自说自话地“通过二读”。而所谓新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选举，区议会的选委议席被全盘抹刹，实际上就是钦点。
而在立法会选举制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选议席不单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缩减，由70席中的35席，变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国会的民选议席，都比“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的22%要高。同时还塞进了整整40个“选委会议席”。而提名参选还要经所谓“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五个选委界别提名。因此，这个所谓的“完善选举机制”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关注度，与过往历次的“政改”所引发的激烈辩论和高度关注大相迳庭，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中共与建制派的独角戏。社民连表明了不参加立法会和选委选举的立场，并呼吁其他民主派政团也应如此，赢得了相当的掌声。
事实上，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一直所强调，在香港的资本权贵由于与资本主义的中共组成历史性同盟，他们几乎比起世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享有更大的垄断特权，以及对经济政策的高度控制。
经济连年“发展”，但就如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民众的生活水平却不断倒退。当然，在连选举政府和投票权都没有的香港，民众渴望利用民主选举的权利以阻止及逆转政府一直以来的亲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条件。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业援助金、扩大公共服务、停止外判制和私有化，以及建设大量可负担的公屋。资产阶级一直与独裁紧密一起反对普选，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打开闸口，让群众争取激进社会变革的洪流冲开，损害钜富的利益。
中共与香港政府是认知到这股洪流的威胁的。因此，所谓“完善选举机制”后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诺比《基本法》的普选承诺更为虚假。民主权利的进一步萎缩只会令既得利益集团更为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群众，掠夺社会财富。分别仅是过去的劫掠战利品归本地资本家所有，而现时中共则正在大举引收中国资本，由更受控与更“忠诚”的中资去瓜分本地市场的利润，将传统港资财团边缘化，并逐渐将其排挤出政权圈子之外。这是一个经济殖民的侵略过程。
但对本地的群众而言，受压迫剥削的情况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转变，甚至会变得更恶劣：过往资本尚且须忌惮本地的民意反弹和立法会有限但能引发民众关注的质疑。但是，中共完善制度后这些起码的制衡力量都没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与虎谋皮，君不见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国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恶劣，生活压力更大，而且越是发达的一线城市，民众的生活越是困难，以致于近日中国国内出现“躺平”的话题，主张以消极和得过且过的态度应对生活，令中共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香港和大陆资本主义之间是有分别的，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分别。全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有不同的特质，但到处皆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中国各城市像香港一样，楼价长期高企、基本社会福利极少、工人欠缺工会保障权利。如果说习近平政权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层民生，从而重建群众支持度，完全是痴人说梦话。政权越来越利用民粹措辞，但内容却是欠奉。
习近平的连任大计
对习近平而言，现时最关键的是在2022年及其后再次连任。现时习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则全部都集中在为他达成终身统治的目标之上，但现时中国国内国外资本家之间和中共党机器内的权斗都在加剧。对内，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经济减速和年青人消极抵抗的问题迫在眉睫；对外，帝国主义冲突令其四面树敌，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连番追杀。因此，习近平必须对香港施以绝对控制，以维持自身“强人”的形象，令香港议题成为自己加冕为终身领袖的“加分项目”。
香港正处于抗争运动的低潮阶段，并因为好一部分的泛民势力在反革命下毫无准备并且屈服，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没有丝毫减退。即使面对政权的疯狂镇压，在抗争运动上我们切忌“躺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到，专制政权处在病急乱投医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游戏走到了危机连环爆发的阶段。中国内地的群众情绪正暗流汹涌，而我们亦应当做好应对内地群众抗争爆发的准备，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专制极权与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