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托洛茨基对苏联作为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补充。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者们首次将托洛茨基在1937年11月25日所写的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
不久前，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两位同志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新的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但是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同两位同志讨论再度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两位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区别：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力的强力发展。他们进一步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侵犯，是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者的重任。就这点来说我们与两位同志拥有充分共识。但无论我们的意见多么一致，它都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
虽然两位同志不与极左派混在一块，却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定义来看”，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但由于“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没有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两位同志同时却否认官僚是独立的阶级，而我们只能对此表示祝贺了。上述前后矛盾的断言综合起来，恰好呼应了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我们尝试回归到国家的阶级理论上。毋庸置疑，我们并非不理论的拜物教徒。假设出现新的历史事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我们不应故步自封。但过去修正主义者的可悲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在我们试图创立一种新学说之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两位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由于存在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要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大，甚至体现为权力实际集中于一人手上。个人独裁无疑是政权濒危的征兆；但特定情况下却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终，国家的阶级性质不仅由政治形式决定，而且由社会内容来决定，即根据当前国家所保卫和维护的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性质来决定。
两位同志在原则上并不否认上述观点。但如果他们仍拒绝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那是因为两个理由：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政治原因。他们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官僚彻底走进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只是“走进不归路”？）接着又指出局势的演变“将官僚带到了与国有经济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和深化。”（只是把他们“带到”这般局面？）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径正大大地破坏着经济的计划性和国家垄断。”（只是“正破坏着”？所以不是已经破坏了？）。
而第二个论点，就像刚才所说，是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主要是政治范畴……如今，无产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组织和机构均遭摧毁，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统治现已遭到毁灭”。两位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主要”是而彻头彻尾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经济的集中表现。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治制度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两位同志像先前那样“一般来说”承认上述这点。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夺去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如果说在前一时期，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进步的角色；那么现在，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的中心内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估和预测。“开明专制”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后来却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来解决。然而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时，我们写道，官僚的“开明专制”只有相较甚少的时间能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现实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骗，期望相应达到空前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却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这有导致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停止脚步吗？我们可不会如此妄言。尽管生产力受到官僚专断的牵制，国有经济的巨大的生产力，在成长速度比以前放缓的情况下，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多年。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当前的政治危机正将自身扯得四分五裂，这比生产力走向停滞还要危险得多。为了简化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发展的绝对阻碍，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在我看来，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一次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在最近的25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只是证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资产阶级产权；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耗尽了一切直接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动用一个中介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走到法西斯主义野蛮手段的穷途末路，为的就是保护生产数据私有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
我们无意将这些模拟无限上纲。但它毕竟展示了权力集中于官僚手中乃至生产力的停滞，仍未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产权制度上闯入一场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将之改变。[1]
难道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性质处于对立状态的例子？是有的！“（法国旧制度的）第三等级”掌权后，有一段时期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数月，无产阶级也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转了好几年（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得依靠国有经济。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所谓的“无阶级国家”的理论（宣称由于没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干。
标准与事实
正是由于使用了主观的“规范性”思路代替客观的、辩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同志很难对苏联进行正确的社会学评估。伯纳姆和卡特会说苏联“不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一词汇的传统意义”视为是一个工人国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这仅表示苏联并不符合我们原先预料一个工人国家所应有的样子而已，在这个划分上我们其实并没有分歧。我们原先预计工人国家会随着逐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然而历史并不总是“照着计划走”，反而则是使我们见到工人国家蜕化的过程。
但这是否意味着与我们预料状况相左的工人国家便不再是工人国家了吗？生病中毒的肝脏与健康的肝脏不同，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颗肝脏。为了了解其性质，仅仅使用解剖学和生理学分析是不够的，运用病理学也是必要的。当然，去对患病的肝脏说：“我不喜欢它”，然后就抛弃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个医生不能允许自己这么奢侈随便，他必须去根据病症的状况与器官所受到的病变而进行治疗（“改革”）或手术（“革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先去认知到病变的东西是生病的肝脏，而不是别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拿一个更令人熟悉的例子来与工人国家的问题做模拟：工会。从我们期待的方面来看，工会应该要是阶级斗争的组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呢？他们的头领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尔（Matthew Woll）及其同伙都选择了直接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拟扩大来看，并说如果直到产业工会联合会 （CIO）出现后，AFL才完成了一些具进步性质的工作，因此它现在活动的主要内容包含在更具先进（或更少反动）趋势的斗争当中。对于CIO而言，格林那伙人绝对是一个反动因素，这样想完全正确，但是，AFL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一个工会组织。
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取决于它与生产资料中财产形式的关系；而诸如工会之类的工人组织的性质则取决于其与国民所得分配状况的关系。格林及其同伙保卫私有财产制这点，足以说明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如果这些人做出保卫资产阶级的收入来源不被工人攻击的行为，如果他们要阻碍的是罢工行动、提高工资及对失业者的救助等行动，那么他们领导的这个组织就是工贼团体，而不是一个工会了。但情况相反，格林及其同伙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础，便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去领导工人进行增加（或至少反对减薪）其国民所得份额的斗争，这个客观征兆足以使我们明确区分出最反动的工会与工贼团体的界限。因此我们不仅有义务去继续在AFL当中的工作，也必须去保护其不受工贼、三Ｋ党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与格林的作用一样，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层服务，因而是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如果他不能够捍卫官僚层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会基础，那么他就不能为官僚层服务，于是斯大林在这个份上捍卫了国有财产制不被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随意的官僚机构而搞垮。但是，这种捍卫方式终将会使苏维埃社会完全毁灭，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的集团必须被推翻，而且无产阶级绝不能让帝国主义代替自己完成这项任务。尽管有斯大林的存在，无产阶级仍会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攻击。
历史的发展情形使我们对各式各样类型的工会习以为常，包括战斗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动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会类型。而工人国家却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现象，这尤其需要我们用独到的革命纲领作为标准来理解苏联。在此同时，工人国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其正在受到各种不同时代性力量的影响，而且我们认为这点与我们的“传统”标准完全矛盾。
伯纳姆和卡特同志说斯大林及其同伙在政治上服务于世界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希特勒也是为着资产阶级服务，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间则存在着差异。希特勒捍卫着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斯大林则是使官僚机构的利益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资产阶级政权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则是起着希特勒的作用（从他们的政治路线上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通常很小）。从斯大林在苏联与西班牙，两个具有不同体制的社会当中起着的不同作用这点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属于某个阶级的工具，而且我们也绝对不可能仅从官僚机构的德行或恶行来定义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关于工人国家的官僚层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主张，对于那些被形式束缚的头脑来说，不仅无法理解，而且完全无从认识。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没有单纯类别的阶级国家，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半封建制的普鲁士君主制执行着资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执行，即以封建体制而非雅各布宾式的方式执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与统治阶级的半封建性质之间存在着相生相成的联系。但是，所有这些例子并不妨碍我们去清晰区分何为封建社会何为资产阶级社会。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并存相比，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并存则更容易实现，因为前者涉及两种形式的阶级剥削。这点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工人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马克思写道，在工人国家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分配型态还仍然会存在。（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被背叛的革命》中《社会主义与国家》一章）人们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细思考一下这一点。只要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还在运作，工人国家本身就还仍有必要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
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存在于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当然，工人国家资产阶级化的程度和总体发展趋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工人国家去除了官僚机构并逐渐开始消亡，这便意味着其发展将步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权威、享有特权和保守，这便意味着在工人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以社会主义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便一定程度上内嵌于工人国家的内在矛盾并未按“正常”而减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这种矛盾还未从分配关系的范畴转移到生产关系的范畴当中，并且还未摧毁国有化的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那么这个国家就仍然还是一个工人国家。
列宁在15年前就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带有官僚主义的畸形变异。” 在那个时期，官僚主义的变异是直接继承自资产阶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仅仅是过去的残余。然而，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官僚的“存续”获得了新的营养来源，并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称它为工人国家的“堕落”。正如波拿巴主义肆无忌惮施行的恐怖所显示，这种蜕化已来到转捩关头。目前，所谓“官僚主义的变异”正在准备不留残块地吞噬工人国家，并且正在国有产权制的废墟上孕育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接近了。但这一切还只是可能性，我们不打算事先屈服于此。
苏联作为工人国家，不符合“传统”标准。这并不表示它并不是工人国家。这也不表示那个的标准是错误的。 我们的“标准”是建基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胜利。苏联只是工人国家落后和孤立状态的局部且残缺的表达。
理想化、僵化、“纯粹”的规范性思维，是以一厢情愿的形象来构建世界，于是只想摆脱他不喜欢的现象。宗派主义者，即只凭自己的想象力进行革命的人，会以空洞的理想主义准则来指导自己。他们说：“这些工会不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会参加。这种工人国家不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会保卫它。”他们最擅长一次又一次承诺历史会重头开始。当上帝将理想的政党和理想的工会摆在他们手中时，他们才会建立一个理想的工人国家。但是，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们会对于现实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摆出一副不满的脸——这是宗派“革命主义”的最高表现。
纯粹“历史”的、改良主义、孟什维克式的、消极的、保守的头脑，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忙于用昨天的光荣证明今天的光荣。这类人的代表进入群众组织并在那里自我溶解。而苏联可鄙的“朋友”主动迎合恶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历史”情境。
与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是辩证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在客观发展中考察现象，同时在这种发展的内部矛盾中找到了实现其“标准”的基础。当然，务必谨记，我们念兹在兹的纲领标准，只有在客观历史过程本身的进步趋势是作为总体表现时，才能实现。
工会的纲领性定义听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由行业工人或产业的工人组成的组织，其目标是（1）为改善工人生活而与资本主义作斗争；（2）为推翻资产阶级而参加革命斗争；（3）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参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工作。 如果将这个“典范”定义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我们或许应该绑手绑脚地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会存在。但是，将这种典范与事实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将朝向特定目标发展的一般表现与目标内容对立起来，沦为形式主义、最后通牒式、非辩证把纲领拿来对照现实，这样绝对死气沉沉，不会打开任何让革命党能够介入的道路。同时，在资本主义解体的压力下，现存的机会主义工会是可以（对于我们在工会中的党团，在正确政策下则是必须）设法接近我们的纲领典范并发挥进步的历史作用。当然，领导层彻底改变是这样发展的前提。美国、英国、法国的工人必须赶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奥（Jouhaux）和其它资方代表。 苏联工人必须赶走斯大林和其同伙。如果无产阶级及时赶走苏维埃官僚层，那么胜利后仍然可以掌握到国有化的生产数据和计划经济的基本要素。这意味着它不必从头开始。那会是一项巨大优势！ 只有习惯于漫不经心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激进浮夸份子，才能轻率地拒绝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巨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以至于人们无法轻易抛弃其无可估量的物质进步并从头开始。
蛮好的一点是，伯纳姆和卡特同志与我们的法国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没有忘记生产力的因素，也不否认要保卫苏联。但只是这样远远不够。如果官僚机构的罪孽深重的领导使经济增长陷入瘫痪呢？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动地允许帝国主义摧毁苏联的社会基础？我们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他们对苏联的非马克思主义定义，是认为它既非工人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为各式各样的结论打开了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明确拒绝这种定义。
同时是统治阶级又是被压迫阶级
极左派说：“为什么我们的政治意识并没有不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那群家伙竟然要逼我们相信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无产阶级竟是『统治阶级』…？！”这种以抽象方式表达的断言实际上也引起了我们的“不满”。事实上，在分析过程当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范畴，完全不适用于必须最为具体的归纳。苏联无产阶级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而那里仍然缺乏着众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苏联的无产阶级仅统治着人类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则统治着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国主义一而再再而三的压迫下，俄国的落后与贫穷导致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变得残废破损。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机关，即国家，变成了承受帝国主义（像是外交、军队、贸易、思想和风俗等等）压力的机关。从历史的进程上来看，夺取统治权的斗争并不是无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事情，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事情，官僚主义在斗争中只扮演著作为传递机制的作用。而斗争尚未结束，尽管莫斯科竭尽全力地向世界帝国主义证明其作为保守势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为！），但世界帝国主义并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轻蔑地拨开了斯大林用来自我隐藏的薄雾，并准备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时机。而希特勒及其势力，代表了世界资产阶级对苏联官僚的态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现出来罢了。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当中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仅仅让俄国和苏联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下孤立起来是不够的。只要俄罗斯没有在财产形式和市场的经济开放方面进行彻底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就会认为苏联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想的是正确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内部政权主要具有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特征。但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却改变并扭曲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至许多国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独立国家当中也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仅部分地达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的确，一个落后国家当中的帝国主义压力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社会特征，因为各国当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代表的只是各个资产阶级社会当中不同的发展水平。然而，英格兰与印度、日本与中国、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统治情形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何者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去帮助后者并反对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则同时是半个统治阶级和半个被压迫阶级。
帝国主义压迫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的本质，这是一场有关财产形式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今天虽然是和平的，将来则会变成军事的）。官僚集团在这场斗争当中起著作为传递机制的作用，过去官僚们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而今天则利用帝国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时，官僚无情地滥用自己作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由此，无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治统治就具有着一种被削减、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在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国家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被压迫的阶级，这个压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国主义，而压迫的传递机制则透过是官僚。如果用“同时是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一词有矛盾，那么它可不是源自于逻辑上的错误，而是源自于苏联自身情况的矛盾。而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并非是个典型的工人国家，而是个残缺的工人国家——这完全不代表我们在理论与政治上赦免了苏联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工人国家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了其中的反动性。而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才能获得充分的动力。保卫苏联不仅是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首要之务，而且也是为将来能够推翻波拿巴主义官僚集团所做的准备。
苏联的经验表明，工人国家所蕴含的可能性与抵抗力量有多么的大。但是，这种经验还表明了，资本主义及其官僚机构所带来的压力又是如此强大，无产阶级获得充分解放的困难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精神来教育和锻炼新的国际是又是如何必要。
[1] 由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及其伦敦局编辑部主导的刊物《新领袖》在今年11月12日的社论中写道：“独立工党并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即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被摧毁了这点。”对于这些家伙，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并不了解别人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在工人的思想当中散布混乱。——列夫·托洛茨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