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0.8%的就业女性想要第三胎——意外吗？
陈昀 中国劳工论坛
因应劳动人口缩减、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共政权急剧抛弃1980至2015年的“一胎政策”，近两年大力推动“三胎政策”。该政策旨在让女性负担更重，而在我们身处的高度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她们已经面临最大压力（性别歧视、低薪、托儿服务的匮乏及高昂成本）。不出所料，“三胎政策”完全没有起到当局期望的作用。今年1月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延续了多年来的下跌趋势，并且自1950年来首次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1960年代以来人口首次减少，出生率则是同年世界倒数第五。如今中国生育率低迷，反映的不单是高昂养育成本等经济问题，也折射女权意识提升、对于父权“传统价值观”的反弹。
在如今中国，生育养育子女的成本已是太高。育娲人口研究智库今年1月报告指出，光是学龄前儿童养育花费，就要接近人民币20万元。公办幼儿园名额少、民办的则太贵，造成婴幼儿入托难、年轻父母也大多需要在工作之余花精力养育幼儿，或被迫承担愈加高昂的保姆费用。在高考被视作绝大多数人改变人生的途径之时，中国家长拼命投资子女教育，平均花费已达29.5万元人民币（育娲人口研究报告数字为42892美元）、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上述经济重压，外加趋于停滞的薪资、极为欠缺的福利保障，都很大程度挫伤生育积极性。
看到新的“三胎政策”尴尬的失败，又想要自己治理的地方能有些改善，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刺激群众生育意愿。但大部分情况下，推出的“支持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陕西汉中、湖南长沙等城市有针对第三胎的一次性补贴10000元（全国最高），四川攀枝花、陕西宁陕等地则对于生育第三胎提供不超过每月1200元的分期补贴，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但现实是，养育子女往往是十几年甚至20年以上的事情，绝非不到万元的单次补贴、或3年分期补贴能应付。山东潍坊在今年3月公布，家庭中第三个孩子未来可免费就读公立高中，但这意味着孩子出生后需要等15年才能享受这一待遇，因此遭到很多网民抨击。
为何“三胎政策”无效？这与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愈发深化的危机，以及相应的，近年来女权、反父权意识高涨紧密相关。即使中共强化“传统价值观”，升级对于女权主义的打压，以繁冗步骤变相限制堕胎，越来越多女性（哪怕没有清晰认定自己是女权人士）也开始有了女权相关的意识，比如热切希望实现自身价值、而非被家庭束缚；更为拒绝“传宗接代”、“相夫教子”等保守父权思想，不再将婚姻、生育视为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做的事；对于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仅举两个广为人知的事件，也都深感愤慨、同情事件中的受害者。
中共的三胎政策进一步令女性因为生育问题，在就业方面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2022年一项调查显示，61%的女性求职时被问过生育状况、超过38%的女性职业前景更可能因为生育受到负面影响，而受访男性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比例分别为32%和18%。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不准企业以个人婚育情况为录用条件，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为了追逐利润而牺牲社会利益，意味着官方延长产假的政策只会让雇主更排斥生育子女的女性，让她们失去晋升机会、降职乃至被迫辞职，更把女性推回家庭。此时此刻，必然更多女性不愿意生育，遑论三胎——前述智联招聘调查也揭露，只有0.8%的就业女性想要第三胎。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女权就持续遭遇腐蚀。世界经济论坛汇编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的排位从2006年的63名持续下降到去年的102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自从1990年的73%降至2019年的61%，女性平均薪酬低于男性的比率从1988年的16%扩大到近年的25%。中共独裁及其右翼网络水军直接打击女权主义、将其贴上“境外势力”等标签的同时，“女德班”、“传统家庭美德”等父权遗毒也卷土重来。其实，正是中共威权资本主义打造的经济民生惨状，抑制了群众生育欲望，而中共独裁却要继续操控女性身体、让女性（特别是工人阶级女性）承担代价。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有清晰的女权意识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取代中共父权资本主义独裁，让生育权和身体自主权真正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