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权利，决不妥协！
社会主义斗争（ISA以色列/巴勒斯坦）书记处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3年3月31日）
有组织的工人迫使内塔尼亚胡押后立法，但内塔尼亚胡和极右翼在与甘茨“对话”的掩饰下重整旗鼓，所以群众有充分根据怀疑和警惕这一让步。
反对成立国民警卫队，反对“司法政变”，打倒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政权！
作为反对“司法政变”的持续群众斗争的一部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总罢工让政府支持率急剧下降。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策略性撤退，努力保存自己联盟的实力以待卷土重来。在历史性的一天中，本古里安机场和港口被关闭。运动达到高峰时，内塔尼亚胡意识到群众运动有能力推翻处于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的政府，于是向司法部长莱文施压，并与“国安”部长本格维尔达成协议——虽然他们在借辞职威胁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试图夸大殖民区右翼的亲政府示威规模，并坚称他“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在过去三个月的政治危机中，他不断重复一个谎言，就是国会中的微弱多数派代表了“人民意志”－－实际上在最近的大选中得票不到50%。事实上，这是在为腐败的利库德集团与极端正统右翼/极右翼联盟的危险反民主议程提供民主的伪装。这个不受欢迎的政府正在直面群众斗争。它试图攫取、集中更多的权力，深化生活成本危机、不平等、贫困，继续践踏对民主权利，并进一步升级旨在捍卫占领和定居点独裁统治的血腥民族冲突。在法国，群众正在与损害退休者利益的政府和以民主为幌子的暴政进行罢工斗争，民主的“伪装”同样没有骗过那些示威、封锁道路和罢工的人。
最近几周，利库德集团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日报》（一份亲政府的右翼日报）也承认：“内塔尼亚胡一度不确定自己能否在利库德集团中获得多数、进而在以色列议会达成61人的多数，改变法官任命委员会构成，通过他认为应该通过的基本法案；而法律未能通过将导致联盟的崩溃。莱文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同意留任以维护联盟的完整。” 在群众抵抗下，超过8项突袭立法和修订已经从议程中删除。政府试图在本届议会“解决”接管法官任命委员会的问题，但它低估了反对的强度。直到周日晚上，内塔尼亚胡才在对抗利库德内部反对分子的权力秀中解雇了国防部长，并继续寻求接管法官的任命。但一天后，随着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参加运动，内塔尼亚胡不得不暂停立法，以防止部长们逃离政府。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本格维尔得到承诺，政府将立即推进由他来建立“国民警卫队”民兵的议程；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没有提到这些。
在同一个策略性撤退的演辞中，内塔尼亚胡接受了甘茨的“对话”邀请，但明确表示不会放弃“司法政变”，他说立法只会搁置到议会夏季会期（5-7月）。与此同时，为了在全体会议上表决，变更法官任命委员会的提案已经有了“技术准备”。虽然这理论上可以只在未来几天内就完成，但政府不可能这样做，否则一场足以推翻政府的群众斗争会再次爆发。内塔尼亚胡和极右翼正在为夏季的政府重组争取时间，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和极右翼的部分退让并没有带来胜利的幻想。群众有充分理由怀疑和警惕政府接下来的动作。
总罢工
在周日晚上的自发示威和封路之后，数以万计的人在特拉维夫、海法、贝尔谢巴、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参加示威，新的一周以史无先例、使经济陷入瘫痪的大罢工开始。数十万工人的罢工瘫痪了公共部门，Bezeq电信公司、国家水务公司、以色列贴现银行、以色列工人银行等全部停业。以色列医学协会也加入了总工会。在特拉维夫的Ichilov医院、海法的Bnei Zion、耶路撒冷的Shaare Zedek和Hadassah，以及Clalit和Meuhedet，医疗人员转入安息日（假期）模式。在码头，工人们只允许可生物降解的农产品和药品卸货。铁路、Egged、Dan和Metropolin等公共汽车公司停止了一部分运营，但继续运营公共交通服务以支援耶路撒冷的大规模示威。空乘、地勤停摆了以色列航空、以斯雷航空和阿基亚以色列航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的员工关闭了本古里安机场，导致数十个航班取消和延误。全国学校学生会决定7-12年级停课，大学管理层也在前一天晚上宣布停课。此外，在以色列总工会声明的压力下，以色列地方当局联合会也宣布关闭市政当局和地方议会。
没有这场总罢工，没有总罢工的核心——工人阶级强大力量的展示，上述一切都不会发生。在漫长的几周里，总罢工的构想是反对“司法政变”运动的核心。社会服务部门的工人成立了行动小组来参与抗议、推动罢工。工人们也呼吁在特定的行动日进行个人参与的、象征性全国抗议罢工；而以巴尔大卫为首的总工会领导层坚持限制劳工组织、维护产业和平的破坏性政策，连续12周拒绝代表工人阶级表达对斗争的支持，甚至拒绝采取象征性措施。
巴尔大卫通过叫停反对生活成本高涨的运动，避免引发对公共部门工资的真正斗争，因此缓解了政府的难题。他没有领导民主讨论，也没有为任何形式的产业行动做准备，更不用说总罢工这一重要的后期行动了。几周后，他被迫屈服于总罢工的号召，而他仍认为总罢工没有必要，声称政府没有威胁工人阶级（！）、罢工没有合法性、总罢工不是总工会的工作等等。
而由医疗队、社会工作者和公共心理学家组成的独立组织站出来抗议，甚至在总工会前发起集会（3月16日），要求举行总罢工。同时，在巴尔大卫的家门前的纠察队里，工会积极分子（其中一些是现任或前任工人代表）呼吁举行总罢工。巴尔大卫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在总工会召集工会领导人会议，讨论和决定反对“司法政变”的罢工行动——而这从一开始就应该发生。
总工会的领导层抓住一切可能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它的发言人不负责任地无视总罢工的号召，同时放弃了斗争。他们说并非所有工人都支持这场斗争——仿佛领导层在斗争中只是个风向标，而不是回应对抗议运动的破坏，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法律也成为其中一个借口——“政治罢工”在以色列是非法的，也就是说它不受“保护”，高等法院的裁决要求采取行动前要有14天“冷静期”，并指其没有“劳资纠纷”存在等。领导层似乎认为工人阶级没有受到攻击，反民主地禁止就“司法政变”进行斗争。
总工会的官僚傲慢地宣布斗争是不可能的——但事实证明斗争是可行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多次试图向劳工法庭起诉，声称这是一场“野猫罢工”——但州检察官办公室也罢工了，没有人能参加起诉。这个时刻铭刻下了大量有组织的劳工在与掠夺性政府的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即使只是瞥过一眼，大家也不会忘记。它暗示了在面对政府威胁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
资本家对罢工的虚伪支持
在经济意义上，罢工当然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厂商联合会的反对。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将这次罢工视为“较小的恶”，将罢工和资本外逃的威胁视为对付不听从他们要求停止立法的政府的最终武器。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富人，尤其是来自银行、商业和科技界的富人，与国安领域的精英、国家机器的成员以及议会中的反对派建制党一起进行了干预。他们认为现任政府疯狂地制造麻烦，威胁到体制、利润的稳定、以色列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以及占领区政权。在左翼发起第一次示威后，他们骑劫反对政府的运动议程，使之成为了跨阶级运动。但以色列资本主义和占领者的武士不是“民主武士”。对于希望遏制对民主自由的攻击和极右翼的横行，对当前局势、生活成本、社会危机、血腥的民族冲突极度失望的群众来说，那些自封为“抗议领袖”的人——摩西·亚阿隆、“以色列商业部门主席团”主席杜比·阿米泰，以及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根本道不同不相为谋。
然而，巴尔大卫宣布罢工时，杜比·阿米泰等资本家也在场。面对政府束手无策的资本家暂时为罢工放开了所有反民主的法律，尤其是放开了对“政治”罢工的限制。此外，他们被迫承认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 《每日商报》说，“直到最近，总工会还在与生活成本作斗争。总工会还指责了[周一早上]坐在他们身边、并为之鼓掌的公司负责人。”他们意识到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维瑟尔[以色列零售集团Fox的董事长]等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总工会，他们宣布罢工是没用的。”
由此可知，那些被当权媒体称为“经济领袖”的人需要实际推动经济运转的人组织起来，反之则不然。总工会不应该与他们携手合作，而是应该揭露大亨和公司的投机。这些大亨和公司支付低廉工资并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提高物价。总工会是以色列最大的工人组织，因此它的分量极其重要。然而，总工会的官僚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的武器，也是以色列经济中最大的雇主，组织结构极其集中化，扼杀了促进工人利益和斗争所必需的每一分工会民主，直到今天，它仍然认为自己基本上要对“国家利益”负责，自己的职责只是规范劳资关系——而不是工人斗争。因此，巴尔大卫虽然在宣布罢工的演讲中针对普通工人的处境说了几句话，并公开反对撒切尔主义的科赫莱特论坛（右翼智囊团），但他没有公开反对大亨和有利于他们的政策，澄清这不是“精英”的斗争，而是将罢工置于让以色列大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虚假团结下。
根据以色列广播公司（Kan）的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信息甚至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进行了协调，宣布罢工的时间也是如此。似乎协调的目的是为了将罢工的时间和与政府的冲突程度降到最低，而最初的假设是，短暂罢工的威胁或过程本身就能从内塔尼亚胡那里获得停止立法的声明。“我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们等待着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没有进行。”机场管理局雇员委员会主席、利库德中心（Likud Center）的成员伊丹（Pinhas Idan）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所有航班将被停止。
工会民主
结束大罢工的决定最终在晚上作出，是在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并承诺暂停立法的几分钟后。在接受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巴尔大卫对煞停罢工的解释是，内塔尼亚胡 “停止了立法，他在谈论对话。这是我们昨天没有的两件事。这让我们感到满意，这意味着我们将停止罢工，因为这就是罢工的目的”。巴尔大卫补充说：“如果总理在下届会期上，试图积极地立法，他将发现抗议和我们挡在他面前。未经同意的立法将让立即引发罢工。”再次大罢工的威胁确实非常有必要，最近的罢工应被视为警告性罢工。然而，为了提高整个斗争和其他罢工行动成功的机会，需要进行广泛的准备，并继续强化群众斗争的势头。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内塔尼亚胡暂停立法，部分原因在于试图打击运动的动能和麻痹运动。没有雇主愿意在罢工期间进行谈判，内塔尼亚胡也是如此，他宁愿在当地运动改变模式、开始部分瓦解的时候才展开“对话”。
巴尔大卫因反对罢工和敌视工会民主而臭名昭著，声称自己做出了关于罢工与何时结束罢工的决定，并且一再试图营造出假象，仿佛工人的组织力量都是属于他的。这种类似于企业首席执行官的专制、个人主义和极端集权的行为，把工会的其他架构架空了，也是用来踩在工人头上进行不民主的交易。如果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和举行大罢工的决定是基于在民主进程，并从讨论和通过立场的抗议的第一阶段开始，就采取初步的工业行动——这是由一个据说是担心不支持斗争的工人的领导层所要求的——那么它就会更加必要和有效了。同样，结束罢工的决定必须在讨论评估局势和广泛民主投票的基础上作出，作为承诺继续斗争的立场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罢工之后的讨论和斗争的继续，都可以在工作场所和工人委员会层面开始，甚至不需要等待巴尔大卫。斗争必须继续并重建起来，包括在必要时鼓动进行另一次总罢工。
本·格维尔的民兵和极右翼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答应本·格维尔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建立国民警卫队，据说其资金将通过全面削减社会服务来提供！本·格维尔不仅设法从内塔尼亚胡那里为他指挥的民兵组织开了绿灯，而且他还明确表示，就他而言，他同意“取消对推迟立法的否决权，以换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承诺，如果在休会期间没有达成协议，该立法将在下个会期上提交以色列议会批准”。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能从以色列议会的反对派领导人那里获得支持、以任何形式继续进行反民主的立法，它将不择手段为最早的版本立法。
内塔尼亚胡并不能完全控制其执政联盟。以色列议会宪法、法律和司法委员会的极右翼主席罗斯曼（Simcha Rothman）似乎决心使用任何诡计来推进“司法政变”的法律。同时，本·格维尔要求立即组建国民警卫队，这是在他向警察领导层施压以加强对示威和路障的镇压的几个星期后提出的。新的武装机构将不从属于警察指挥官，肯定会被本·格维尔用来更残酷地镇压示威活动，同时也是“犹太权力”（Jewish Power）党领导人的主要目标——镇压以色列巴勒斯坦裔公民的抗议活动。
在周一和周二之间的夜晚，我们在特拉维夫卡普兰街（Kaplan）民众自发设置的路障前看到了警察的暴行和极右翼的攻击。同时，在耶路撒冷，在定居者右翼集会结束时，来自13频道和瓦拉（Walla）的阿拉伯语电视台工作人员和记者遭到袭击。此外，一名被卷入现场的巴勒斯坦出租车司机成功躲过了“家族”（La Familia）支持者（极右翼球迷运动）的袭击，这次袭击可能以私刑收场。当天晚上，数十名定居者再次袭击了巴勒斯坦的胡瓦拉（Huwara）村，并试图放火烧毁房子和里面的人。
内塔尼亚胡处于弱势位置地呼吁极右翼抬起头来，走上街头。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支持比公众对极右翼的支持多得不可估量，但如果反对政府计划的街头示威活动明显减少，极右翼将试图征服公共领域。鉴于政府对种族冲突的升级，对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群众进行严厉的军事镇压，以及拆毁房屋、警察骚扰和一系列民族主义宗教挑衅，在斋月期间和临近逾越节时得到政府中极右翼的支持，这种危险将尤其严重。当权派成功地在群众运动中灌输了一种与政府之间的“爱国竞赛”，其中包括有组织地挥舞以色列国旗，以及煽动“分而治之”和种族压迫的态度和信息。然而，示威活动中也明显存在对极右翼的普遍厌恶。工会和左翼运动可以也应该介入这场运动，以推进一场跨社群的斗争，反对内塔尼亚胡资本主义政府和极右翼的整个议程。
打倒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政府
政府极其软弱，内塔尼亚胡的权威处于低谷。然而，他们并没有被打败，正在努力重新组织起来。他们将利用当地运动中的一切退缩。现在，为继续打击政府的反扑做准备也应该得出结论，而甘茨正向内塔尼亚胡伸出援手，政府代表与未来党（Yesh Atid）和国家阵营（State Camp）等党派代表在总统官邸展开正式谈判。最近几周，当地的运动表达了广泛的情绪，反对在司法计划的组成部分上做出妥协，同时希望扩大权利，特别是妇女和LGBT+的权利，并反对民族主义—教权主义。金融资本、精英团体和建制派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对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力争达成“妥协”，包括更新“宪法”里的游戏规则，以便为制度铺设一条稳定的道路。无论这样的举动是否包括作为一种让步，对基本法中没有包括的法律权利进行一些扩展，它都不会标志着在解决社会中的紧迫问题方面迈出真正的一步，这些问题是近年来摇摇欲坠的政治危机的基础，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政治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阶段。
现在必须继续斗争，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和极右翼的合法性，并要求他们下台。然而，“改革派”联盟并不是替代方案。他们的上一届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政府点燃了危机，帮助内塔尼亚胡和极右翼勉强组成了目前的政府。同时，内塔尼亚胡受到国际压力，但并没有放弃对意大利极右翼政府中的盟友的访问。在这个时期，极右分子的崛起是全球制度中多重危机时代的症状之一。从法国到伊朗，从南非到突尼斯，从巴勒斯坦青年对殖民和贫困的独裁统治的抗议，到反对 “司法政变”的运动——争取权利的斗争是针对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而组织的，这个制度正急于加剧压迫、不平等、环境破坏和战争。内塔尼亚胡的软弱政府、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在这个政府当中被极右翼所俘虏，是深刻的系统性危机的表现。资本主义和占领的不稳定基础，转化为政治不稳定的加剧。面对内塔尼亚胡集团和拉皮德·甘茨（Lapid-Gantz）集团的议程，有必要以一个新的广泛政党的形式推动政治替代方案，该方案依赖于跨社群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变革纲领。
最近的总罢工，在群众斗争的背景下，是多年来有组织的劳工最有力的力量展示——当然，是与工会领导人在2017年（抗议Teva的裁员），以及2011年和2012年（反对合同制雇佣）组织的完全象征性的罢工相比。这一次，阶级斗争的精灵逃出了瓶子，哪怕只是一瞬间，尽管一些资本家将其视为满足他们对政府需求的敲门砖，但它为有组织的劳工和整个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潜在的决定性力量提供了一个微小而切实的暗示。不到两年前，巴勒斯坦2021年5月的“尊严罢工”（Dignity Strike）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前进方向的参考，那次罢工当中做的一件事便是关闭了建筑工地。这种潜在的力量不仅能够煞停经济、在面对雇主和政府时取得成就，而且还能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我们还需要一个社会主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替代方案，提供一个取代建制政党的资本主义危机政府的方案。
接下来怎么办？
参与运动的一系列抗议组织宣布必须继续斗争，并为反对建立由本·格维尔控制的民兵组织的示威活动做准备，这些都很重要。然而，虽然有广泛的抗议者决心继续斗争，直到立法被取消，甚至反对整个政府，但在目前阶段，与那些以斗争代言人自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分子相比，它还没有足够的组织性，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场斗争最终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当权派。他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加强组织水平是有可能的——通过发展抗议网络，如社会工作者的网络，“白大褂”（由医生发起的运动），以及为那些有兴趣参与地方、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的人组建额外的行动委员会。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组织选出的代表的基础上，促进民主的、跨社群的斗争协调。加强组织趋势也有助于为示威做准备，包括必要时组织自卫，最重要的是，就抗议活动的红线和目标展开广泛的政治辩论，并针对科赫莱特（Kohelet）政策论坛（政府智库）和弥赛亚民族主义者的破坏性议程提出必要的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