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崩盘加剧，政府缓慢且有限的干预引发忧虑
社论
中国的经济危机在八月进入了更危险的阶段。尽管政府对负面消息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但整体形势每况愈下，而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碧桂园濒临破产，危机迹象也扩散到金融行业。
经过三年严苛的封城政策，主流广泛预测经济会出现复苏（当然，我们没有认同这一预测）。但与前外交部长秦刚一样，新冠疫情后的反弹消失了。这关乎到的不仅是经济无法复苏。在数十年不可持续地以债务驱动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威权资本主义面临着系统性危机。据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称，房地产行业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单一部门”。房地产行业与中国地方政府关联紧密（中国地方政府的近半收入来自于地产商卖地），而这一直是中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核心。
正如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师陆挺最近所述：“我们认为市场仍然低估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大幅崩溃的后果，中国房地产行业占全球新房销售和房屋建设的一半以上。”中国100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额在7月同比下降了33%，而在6月销售额下降了28%。由此合理推测，以兴建数量和销售额论，住房市场比2021年要缩小了1/3。这也受到中国人口危机的加剧影响，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居民纷纷流出。有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2010年至2020年间有266个城市的人口出现下降。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一环，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失灵，再加上中共的严酷清零政策，危机进一步加剧。后来，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失败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评论人士得出的结论与中国劳工论坛几年前已经得出的结论相若。我们意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如今中国已经转入长期的经济“日本病”阶段——意味着经济停滞、债务危机和人口下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势在于其高瞻远瞩的一面，使我们不会因事态而惊愕。
如今，对于习近平政权为了回应现况采取的政策之不足，资本家们对于政权失去信任、感到绝望。以前，许多海外资本家对中共独裁度表示赞赏，认为其能够“做事情”。他们高估了中共独裁政权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能力。但与以往的经济下行不同，目前仍没有出现重大的刺激方案，即像15年前温家宝推出的那种巨额财政刺激计划。部分人以为，15年前的刺激方案“拯救了全球经济”。
隐瞒真相
相反，中共政权正更需要去操弄或封杀对其统治不利的经济数据。从八月开始，政府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今年四月起，消费者信心指数停止公布。地方政府土地销售数据也不再公开。财经作家的微博帐号因传播“负面和有害信息”而被禁言。而且记者被下达命令，不得使用“通缩”这个词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7月17日表示：“总的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没有通缩，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
不让讨论这些话题，说明实际情况比官方报告更糟。七月，青年失业率创下了21.3％新高。尽管这数字令人震惊，但仍然是严重低估实情。北大副教授张丹丹一份广传但很快被移除的报告估计，青年失业率实际高达46.5％。
在2020年之前，零售销售增长率每年都在9-10％，但目前仅为疲弱的2.5％。需求不足与通缩这个禁忌话题息息相关——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七月同比下降了0.3％，生产者物价指数下降了4.4％、连跌10个月。2022年的土地销售数据显示下降了50％。但据报道，地方政府从土地销售中获得的收入仅下降了23％。显然，这些数据并不相互吻合。
青年失业数字的停止公布，最凸显如今的审查有多严重。在可能有一半的25岁以下人口失业的情况下，青年起义或将在未来发生，就像去年年底昙花一现的抗议浪潮那样。当然，这对习近平的强硬统治有严重的影响。在三年的残酷疫情封控期间，人民被迫牺牲、饱受痛苦；接踵而至的，是40年来所未见的经济重压及前景迷惘；群众愤怒及挫折感很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
如今，社会上所有阶级的处境都比疫情前更艰难，工厂工人和政府雇员的工资大减，工厂倒闭潮来临，小企业纷纷破产，数千万房主支付变成“负资产”的房屋抵押贷款。习政权将这些经济苦难归咎于美帝的反华政策和西方的经济脱钩，企图强化民族主义支持。然而，即使这种宣传对部分群体或许管用，但随着经济危机深化，其作用也有限。
为何没有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
资本家们感到惊慌：中共过去一次又一次地用来应对经济困境的、传奇的金融“工具箱”，现在是怎么回事？中共如今没有应对危机的方案，表明当前的危机与以往不同。整个经济的债务水平达到了危险的程度（截至2022年底，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295%），这限制了当局的斡旋空间——老方法不再可行，或者不再具有所期望的效果。
《南华早报》2023年8月29日报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表示：“中国放弃激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就是因为领导层认识到几年前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已达到临界点所带来的威胁。鉴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此类风险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的威胁是难以容忍的。”
中共的默认回应一贯如此，而非采取“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即印钞票并向公众派钱来刺激消费。在疫情期间，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后者的方法。现在，这个想法在国内也有些人提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智库机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最近呼吁政府每年花费1.5万亿元人民币，以数字人民币的形式给予每名公民约1000元的补贴。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这种方法有可能使得国家陷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他们认为“福利主义”会造成国家“养懒汉”。习近平对“福利主义”的反感在2021年10月发表于中共刊物《求是》上的一篇演讲中得以展现。中共独裁政权担心一次性发钱给普通家庭不会有效增加消费，同时却会扩大预算赤字，并触发对更多社会支出、改善养老金、医疗和失业保险的需求。在一个极端贫富不均、各地区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全国最富1%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超过底层50%的人的财富），决定家庭应该拿到多少补贴将是一个极具问题的事情，有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
相比之下，传统的做法──再一次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只会让地方官员和资本家得益。至少过去是这样，直到过度兴建住房和基础设施，以及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这个选项才变得不可行。负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贵州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案例显示了中共政策的荒谬之处。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截至2022年底，贵州已经建造了总长8331公里的高速公路，超过了日本的7800公里。而日本有8200万辆车，而贵州只有不到600万辆；日本的GDP比贵州多超过15倍。
考虑到金融体系日益不稳定、空前的产能过剩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因素，“大爆炸式”刺激方案是没什么可能得以实施的。如果中共政权最终不顾一切提出这样一揽子刺激方案，这将意味着中共高层将要爆发剧烈的权力斗争、出现历史性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或将适得其反、产生更恶劣后果的豪赌。
在缺乏重大财政刺激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增强信心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平息金融市场这件事上。自7月中旬以来，这些方案几乎每周都在推出，但其中的措施要么有限、要么次要。这已经成为一种经济上的拖延策略，使“市场”越来越不满。尽管中共耗费甚巨、浪费很多资源，尝试提振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指数在8月份仍旧下跌了6%。
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方位压力，英语圈一些评论人士用四个“D”来总结这些压力源：需求（demand）、债务（debt）、人口结构（demographics）和脱钩（decoupling）。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脱钩过程（或者部分人所称的“去风险化”）是真实存在的。中美帝国主义权力争斗，以及它们各自的冷战阵营，现在正在持续影响着贸易关系、供应链（体现为生产线“回流”和“友岸外包”）以及投资。这当然不意味着两个阵营之间完全终止互相的贸易，脱钩也不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然而，朝着减少互相联系的重大转变正在进行中。双方都在设置壁垒，加强监管体制，并越来越多地将贸易和投资转移到自己的阵营或“友邦”。
今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的亚非拉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美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23年前六个月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25%。美国现在最大贸易伙伴是墨西哥，中国则降至第三大。
对中国来说，这种从富裕市场转向较不发达的出口市场的转变，无疑将加剧其自身的经济困境。这伴随着美国协调的科技战，旨在削减中国对美国控制的关键技术的接触，以拉大中美科技（特别是军事技术）之间的差距。对中国工人来说，这已经带来可观的影响。在“中国加一”或“中国加二”的策略之下，中国的工厂正在关闭并转移到印度、越南和印尼。受到地缘政治和纯粹的资本主义贪欲的驱使（许多中国资本家也趁着脱钩的大势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这一过程或将加速。
马克思主义的展望
经济困境验证了中国劳工论坛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警告。我们强调，包括习近平政权在内的资本家们极大地低估了房地产行业崩溃的影响，这是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转折点。这个危机不可避免地会蔓延到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最先蔓延到地方政府及其金融载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基于土地价格投机。
我们过去警告，中国经济大致重演了“日本病”的进程——日本在1990年开始的巨大资产泡沫（主要源于房地产部门）崩溃后，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阶段。彭博八月份的一份报道评论说：“世界终于惊觉中国累积多年的挑战”。
今天，许多媒体的评论焦点都集中在中国的“日本病”上。像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奇（Stephen Roach）、佩蒂斯（Michael Pettis）这些经济学者，以及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等大银行的报告，大多都抱有这个立场。克鲁格曼等人警告说，尽管日本在1990年代的GDP增长平均每年1.3％，而中国或许能实现较高的增长率（2至3％），中国的危机恐将比日本的更糟。当中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经济水平相较日本要低得多——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2800美元，而1991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9470美元。再者中国的福利水平远远不如日本，中国人口问题则更加严重、而且比日本更早开始出现人口问题。日本的人口直到2008年才开始减少。
印度今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有证据表明，可能早在2018年，印度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对于这件事，中共政权沿用其对数据造假的做法。在资本主义下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劳动力正在以每年数百万人的规模递减，而其养老金缺口是另一个触发社会爆炸的潜在因素。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于2033年，政府将无法满足届时达的4亿退休人口的养老金。
中国当然也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减压“安全阀”，来帮助资产阶级控制、转移大众愤怒。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1990年代的日本虽然与美帝国主义有贸易争端，但并不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陷入于激烈的冷战冲突中。冷战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对美帝霸权带来更严重的威胁。在这场冲突中，除了暂时性的延缓策略来争取喘息空间，习近平政权骑虎难下。对于两个帝国主义阵营来说，唯一的结局要不是胜利就是历史性的失败臣服。因此，尽管中共政权目前的危机之深重（但情况发展仍然尚处于早期阶段），他们不会且不能转变基本路线方向、停止与美国的对抗。
在2023年2月的ISA世界大会上，当资本主义投机者正兴高采烈地投入中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相信“经济奇迹”将回归时，我们指出：
“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最大的金融泡沫——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对于日本式的发展（低增长的“僵尸”经济）的观点现在已经实现。这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从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超过30%。房地产行业占中国总GDP的约30%，占全球建设活动的三分之一以上。
“自2021年中期开始的崩溃，以及自那时以来所有指标的下滑——房屋销售、房屋开工、房价（虽然速度较慢，但只会延长危机）、政府土地出售和投资——预示着中共国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崩溃。但就像他们的西方对应物一样，中国的统治者没有一个替代模型。”【摘自《2023年世界展望文件（二）：多方面的全球危机如何影响不同地区》】
病症蔓延
地方政府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关键部分。他们贡献了超过75％的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大规模刺激方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最富裕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地方政府的资金已经用尽，无法支付工资、偿还债务，更别说再担负起另一个大型财政刺激计划。
此外，问题也开始蔓延到金融行业，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黑石”的中植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尽管近年来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以遏制并减少影子银行，但影子银行仍然在为被其他信贷渠道排斥的房地产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紧急资金。信托行业，即出售投资产品并以高利率向高风险借款人贷出资金的公司，是一个价值为21万亿元人民币（3万亿美元）的经济灰色地带。虽然官方声称他们的资产只有7％与房地产行业相关，但真实数字被认为更接近30％。如果这些骨牌也即将倒下，这将加大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流动性危机，并给整个金融部门带来危险。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进入第三年，现在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公司碧桂园面临危机。这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商，其进行中的建设项目几乎是恒大的四倍。恒大是第一个骨牌，其于2021年8月的违约标志着危机的开始。碧桂园在8月6日付不出22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就在我们发布本文时，碧桂园距离避免违约不剩几天时间。该公司暂停了十一项国内债券的交易，并在其盈利预警中，预计上半年净损失将达550亿元人民币。当恒大破产时，几乎没有人认为碧桂园会陷入类似的困境。
与此同时，恒大拥有3400亿美元的债务（规模相当于波兰的国债），并在8月17日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免受海外债权人的诉讼，同时尝试重组债务。今年7月，恒大报告称，2021年至2022年两年的综合净损失达到5820亿元人民币。这比该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来的总利润还多。另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商远洋集团旗下超过20亿元人民币境内债券延期兑付，这又是另一个骨牌倒下。如果远洋集团在9月1日之前未付款，该公司将违约。
这标志着分隔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的防火墙被突破。到目前为止，国有房地产开发商被官媒形容是“安全”的，因此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一直受到购房者的青睐。中国超过一半的房屋是预售形式的：买家预先借房贷支付房价，然后房子才动工。这场危机导致数百万套房屋烂尾，并引发了购房者“罢交房贷”，这些购房者无法搬进他们已经支付费用的房屋中。
四分之三的私营房地产开发商（约50家公司）已经在2021年步恒大的后尘，对其境外债违约。当时，远洋集团被媒体称为一家拥有“健康财务”的公司。当国有房地产公司也被视作陷入债务危机时，这将进一步打击市场、强化对购房的抵制情绪。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正如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所言：“新房销售下滑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导致开发商违约增多、政府收入大幅萎缩、建筑材料需求下降、房地产和政府部门员工薪资下降、消费疲软、金融机构蹒跚而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资产阶级机构担心，如果现在不进行大胆的刺激干预，目前下行的恶性循环将变得像日本一样根深蒂固。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的房地产泡沫爆破导致中国出现了8000至9000万套空置单位。在资本主义下，要消耗掉如此巨大的过剩产能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中共政权不像一些人士所建议那样，将这些空置的房屋国有化，转变为可负担的社会住房呢？原因在于，中共是个资本主义的独裁政权，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他们极端敌视“福利主义”。而且，要大规模扩建社会住房（在当今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将加速私人住宅市场价格的崩溃，引发严重反弹。习近平政权最大的担忧是社会的不稳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措施来推翻资本主义，并民主地计划经济，才能解决这个矛盾。社会主义转型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政党来实现。
全球影响
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现在处于一个矛盾的情况，他们看到自己的主要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惨遭挫败，意味着他们在冷战冲突中处于明显上风，但他们同时希望其经济影响控制于一定范围内。美国总统拜登在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定时炸弹”时，他并没有说错。他还补充道：“坏人有麻烦时就会做坏事”。这些话仿佛就是对着镜子内的自己说一样。
但即使撇开其对新冷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日本病”对世界资本主义也可能是带来严重破坏。根据BCA Research的Dhaval Joshi表示，过去十年中，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41％，是美国（22％）的两倍、欧元区（9％）的四倍。中国经济停滞的时代必然会大幅降低全球的经济增长前景。克鲁格曼淡化了这些担忧，仅关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金融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与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相比，这方面的影响有限。但中国的危机可能通过更多方面，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奇迹经济体”的发展───凸显了我们正在生活的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前所未有的特点。随着中国沉重的债务骨牌倒下，以及中共资本主义的负担加剧，只有一股势力可以挺身而出，提供一条真正出路。在接下来的时期，我们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和青年走上群众斗争的道路。随着新的战斗性工人运动的出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有望成为群众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