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代的发展告诉我们，政变的幽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还没有消失。
Danny Byrne／Marcus Kollbrunner
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今年9月11日是我们大陆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的50周年纪念日。这不是一个庆典，而是对一个非常黑暗的事件的纪念：血腥、残暴和罪恶的政变粉碎了民选上台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政府，挫败了推动其政府上台的无产阶级革命萌芽。在独裁镇压的漫漫长夜中，被革命斗争唤醒的希望遭受了恐惧和痛苦。
智利9/11政变在国际上也是转折点。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政权在政变的废墟上崛起，对工人阶级的权利和生活水平实施了一系列打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典范，并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像油污一样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在我们纪念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哀悼。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照亮现在和未来的道路。在分析50年前的这些事件时，我们清楚地看到，智利革命的问题及其失败对于我们这些渴望在2020年代开启的失序新纪元中成功组织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人来说，充满了非常有相关性的经验教训。
危机与失序的时期
上世纪70年代和我们今天都属于“永久危机”的时代——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多次爆发。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被称为“滞胀”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代表着二战后推行的主要经济政策的衰竭。失控的通货膨胀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引发了新一轮阶级斗争，工人和民众起义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欧洲的多个革命和革命前局势。
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反而是相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智利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使阿连德上台执政，并领导了一场革命运动。正是这场运动实现了40%以上的经济国有化，并有可能取得革命胜利，从而为南美洲中心地带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开大门，这让以美帝国主义（如今高喊民主和自由）为首的9/11政变主角们感到恐惧。
今天，世界资本主义的前景与当时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看到，自1973年以来一直为资本家们提供良好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衰竭，他们正在寻找新的经济政策来抵御世界大萧条的危险。除了深刻而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其他危机。进入2020年代，全球帝国主义将人类和地球拖上了一条血腥战争、饥饿、压迫和不平等的道路，同时还面临着无止境的气候和环境危机。
而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压迫者的回应也并没有迟缓。近年来的社会起义浪潮已经蔓延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诚然，我们的运动还没有达到智利革命英雄们的水平，但新一轮持久浩大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2023年以来，我们看到巨大的罢工浪潮席卷全球，从韩国到以色列-巴勒斯坦，从法国到南非。反动伊朗政权对妇女的屠杀和残酷压迫引发了一场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全球女权斗争浪潮的一部分，至今仍生机勃勃，并有望继续下去。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发生了重大转变：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尤其是大规模罢工）和组织越来越多地走到了前列。
当然，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最近都受到群众运动的影响。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一再爆发真正具有起义元素的社会运动。秘鲁群众在2020年挫败了一场未遂的体制政变，并在2023年重返街头，与推翻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反动政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就智利本身而言，当2019年10月的运动对失败的“民主”转型下的皮诺切特主义的邪恶遗产提出挑战时，统治阶级对革命的恐惧突然又回到了他们的头脑中。
2023的政变
2020年代还让我们看到，政变的幽灵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肯定没有消失。秘鲁的亲帝国主义寡头推翻卡斯蒂略后不久，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Praça dos Três Poderes）就被博索纳罗派的暴徒团伙占领，他们拼命想做特朗普在2020年做不到的事——即推翻总统选举的结果。同样，哥伦比亚的反动势力也在等待机会，企图密谋将进步派的佩特罗（Gustavo Petro）从总统职位踢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利政变和整个拉美的资本主义历史教训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制度并不民主，如果统治阶级感到他们的统治受到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攻击、破坏甚至废除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民主权利。我们的阶级不能依靠这个制度的机构，而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当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拥有有能力和意愿调动自身力量的组织和领导层时，我们的力量就会更胜一筹。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可以动员和组织这股力量，不仅抵制资产阶级主义政府的侵略，而且建立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制度，其基础是一场社会革命，从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手中夺走权力轴心，夺走他们对财富和关键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一场建立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
改良主义的失败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也在1973年智利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改良主义。近年来，针对体制危机和右翼政府的斗争浪潮推动了很多进步和左翼政府在拉美当选。反对新自由主义右翼政客马克里（Mauricio Macri）的斗争令基什内尔主义（Kirchnerismo，一种带有民粹主义元素的“中间偏左”意识形态）在阿根廷卷土重来。智利反对右翼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的运动促使来自学生运动的左翼人士博里奇（Gabriel Boric）当选。在秘鲁，教师工会领袖卡斯蒂略面对前独裁者的女儿、右翼的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最终当选。在巴西，博索纳罗落选，卢拉第三次连任。在哥伦比亚，佩特罗的当选确保了左翼在国家层面的首次胜利。
然而，由于无法突破制度的限制，所有这些政府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即使是卡斯蒂略等有着较为激进纲领的政府，也很快违背了矿产资源国有化的承诺，但仍无法避免右翼控制的国会发动政变。
卢拉和佩特罗试图通过将中间党派和右翼党派纳入政府来保证“执政能力”，但这种方法总是以选举承诺为代价。佩特罗在上任伊始就宣称要“发展资本主义”，发展那个被他谴责为将地球带入了环境破坏的“不归路”的制度。
面对不利的力量对比，捍卫这种“务实”政策、做“可能”的事，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失败。然而，在国家机构中似乎存在的不利力量对比是可以在街头改变的，这是一个斗争的问题。然而，工运领袖和主要左翼力量恰恰缺乏对我们阶级维护自身的能力的信心。这些政府降低了人们对真正变革的期待和希望，最终导致了运动和斗争的士气低落和动摇。
改良主义左翼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恰恰是维持这一不公正体制的完整），而不是为与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必要决裂做好准备，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正是阿连德犯下的一个大错，他鼓吹捍卫“合法性”，结果却让皮诺切特本人进入他的政府，以安抚军方，因为他不相信军方会把宪法当成废纸。在巴西，我们今天看到的是，2016年批准了针对前总统迪尔玛（Dilma Rousseff）的议会政变的最高法院（STF）是如何被誉为抵御极右翼攻击的卫士和堡垒的。
所有这一切都因推行适应制度的小变革政策而加剧，这些政策试图成为资本主义的最佳管理者，而不是为了根除危机。我们看到阿根廷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政府的政策的局限性，它试图管理危机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新的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危机，只会使危机更加恶化。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同样，在巴西，卢拉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预算政策，维持了支出上限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这一政策带来了一种危险，那就是在国际上日益壮大的极右翼会佯装把自己为“反体制”，尽管他们的纲领是用反动政策野蛮地攻击我们阶级的权利，从而捍卫精英阶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左翼调低自身纲领，仅仅捍卫制度本身的情况下发生的。
要阻止右翼和极右翼的威胁，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挑战制度的极限。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佩特罗被视为许多左翼人士的榜样，因为他没有简单地接受对其改革的“反对”，而是改组了政府，并号召人们举行示威游行。但这些示威活动不能仅限于向各党派施压，迫使其接受让步（这是值得欢迎的），并向恢复“常态”敞开大门。在以危机为特征的无序时代资本主义中，没有“正常”可言，尤其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边沿地区。
1973年，随着智利“工业带（Cordones Industriales）”——工人阶级替代机关的雏形的形成，我们看到了一丝可能。如果我们阶级中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面前有一支政治力量来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话，皮诺切特的政变本可以通过动员我们阶级中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的全部力量来阻止。但是，这只有在独立于维护这一制度的机构和政党之外，并且在拥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纲领——即社会主义纲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斗争的重要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