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死亡和血腥暴力，需要解决根本问题的斗争
社会主义斗争运动（ISA以色列-巴勒斯坦）书记处
10月7日，以色列和加沙爆发大规模战争行动，迄今已造成一千多人死亡，事态发展震撼了全世界。这可能是进一步动荡和扩大战争的开端。以下是社会主义斗争运动（ISA以色列-巴勒斯坦）书记处于10月8日星期日以希伯来文发表的第一份声明的翻译。
- 声援那些失去至爱的民众，声援来自所有社区、身处加沙–以色列隔离围墙两侧、面临战争恐怖的普通男女。
- “失败”的核心：政府“冲突管理”政策的傲慢以及占领和围困的常态化导致了战争。
- 我们需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变革的框架内，在保障平等生存权、自决权、尊严和福祉的基础上，为制止局势恶化，结束围困、占领和贫困而斗争，作为从根本上解决无休止冲突的斗争的一部分。
周六上午，哈马斯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突袭（“阿克萨洪水”行动），随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宣布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并发动更加血腥的反击，由此爆发的战争危机继续在围墙两侧的社区制造恐怖事件。对于被以色列-埃及围困的加沙地带居民来说，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内塔尼亚胡曾许诺对加沙地带实施“报复”，将“邪恶之城变成废墟之城”。
与此同时，该国南部城镇和社区数百名居民遭受的大屠杀以及无差别火箭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社区，因为那里原本就没有防空洞。与此同时，军事升级已蔓延到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真主党发射火箭弹，这似乎是对以色列可能入侵加沙发出警告。危机可能会持续发展数周，甚至恶化为一场局部战争。
内盖夫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居民现在普遍感到震惊、悲痛和恐惧，不仅是犹太居民，加沙地带的居民更是如此，在轰炸中，他们当然没有“铁穹”系统，也没有警报器或掩体。社会主义斗争运动（ISA以色列-巴勒斯坦）声援普通民众，声援来自围栏两侧所有社区的遇难者亲属和伤员，声援被绑架的平民。在撰写这几行文字时，据报南部各族群的死亡人数已超过700人，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为500人（周一的数字）。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实行残酷的连坐法，包括切断电力供应和将加沙的建筑物夷为废墟：事实上，这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手段。
哈马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加沙地带绑架数十名以色列男女，其目的是限制以色列政权的火力反击，并作为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一种讨价还价手段。绑架包括儿童和老年妇女在内的平民的行为应受到谴责——他们不应为以色列政权在加沙地带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残暴政策承担责任。必须提及的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军事审判或未经任何审判的大规模监禁，尤其是对儿童和试图示威并反对军事占领的巴勒斯坦居民的监禁，这也是最初绑架的动机。现在，为解救人质而进行的军事介入将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应要求以色列政府允许在停火安排的框架内迅速、全面地处理囚犯问题。
我们呼吁发起抗议，要求停止战争、连坐及“分而治之”的政策，拒绝参与对加沙居民的报复性进攻，并为现实生活的深刻改变而奋斗，包括结束占领和围困。此外，呼吁在西岸举行抗议罢工和愤怒游行可能有助于开展必要的斗争，挑战现状——反对占领和围城的独裁统治，同时为自卫和保护巴勒斯坦游行者和居民做好准备。
民族冲突当中的军事升级并非凭空而来。由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Ben Gvir）和斯莫特里奇（Smotrich）领导的所谓完全右翼政府全力运作，不仅否定了群众对“司法政变”扩权的反对，而且巩固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占领、围困和定居点。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傲慢地声称自己已经令“冲突管理”处于受控状态，并冷嘲热讽地声称要在美国的主持下通过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正常化进程，从而促进地区和平。
自去年12月政府组成以来经历了两轮军事升温，现在又出现了严重且大规模的战争危机。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冲突的频率不断增加，表明占领和围困的不稳定性不断加深。当前的冲突升级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标志着冲突进入了新的阶段。
哈马斯发动突袭
以色列资本主义占领国政府至今仍声称“威慑”哈马斯（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扎奇-哈内格比[Tzachi Hanegbi]最近才表示“哈马斯非常、非常克制”），哈马斯以数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部队暂时突破了军事封锁的边界，有些人甚至从海上和用滑翔伞突破了边界。这些部队占领了埃雷兹/拜特哈嫩（Erez/Beit Hanoun）过境点和以色列军队加沙师总部，没收了军用车辆，并将自己封锁在南部斯德罗特（Sderot）镇的一个警察局内。此外，除了针对军队的游击战之外，他们还长时间（长达一天多）占领了以色列的一些社区，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屠杀平民，包括音乐节的参与者，并绑架了上述数十名平民。
哈马斯在数小时内就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除了展示武力之外，它还成功地为以色列与沙特政权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增加了一个复杂因素。虽然这不是哈马斯军事部门第一次越过加沙地带围墙发动袭击，但这是哈马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力量展示，其技巧和胆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还用言辞将这次行动包装成解放措施。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不少加沙走廊地带的居民利用暂时打破围困的机会，越过隔离墙，在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营外走了一圈，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让他们感到无比兴奋。对于加沙的广大居民和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哪怕只有一瞬间，目睹围栏被冲破，目睹对囚禁他们、践踏他们的生命、剥夺他们的民族独立和任何有可能进入其领土的力量展示武力，本身就可能引起对哈马斯武装派别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被描绘成一支“保护力量”。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权会伪善地利用以色列平民受到的大规模伤害，宣传对加沙的封锁是一项“防御性”政策的迷思，并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在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杀戮和破坏。加沙地带的200万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和苦难之中，63%的居民粮食无保障，没有清洁水源，没有基本的基础设施，没有行动自由。以色列政权在政治上利用犹太工人阶级对生存和安全的担忧，推动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攻击。与此同时，每天的袭击以及以色列多年来的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和丧亲之痛，首先为哈马斯创造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使其能获得部分巴勒斯坦民众绝望的支持情绪，就算是他们采取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的反动行动。
此外，由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伤亡往往极不对称——每死一个以色列人，就会死几十个巴勒斯坦人；在极少数情况下，双方伤亡数字才稍显“对等”；而这本身就会加强对哈马斯的绝望支持。哈马斯可以摆出一副有能力“以眼还眼”、进行报复、甚至建立威慑的姿态，也可以摆出一副有能力打败占领和围困的军事力量的姿态。
哈马斯领导层知道，它肯定没有能力在军事上击败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多年来，哈马斯领导人依靠该地区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怜悯，甚至依靠与以色列的“共存”妥协，这是典型的右翼亲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表现——他们实施政治压迫、攻击加沙工人和穷人、压迫妇女和LGBTQ以及实施宗教胁迫。然而，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各阿拉伯政权不同，哈马斯的目标是通过军事挑战制造胜利感，其模式与真主党相似。2006年，真主党侧面显示了以色列地区力量的局限性，并在过去威胁要占领以色列社区，就像哈马斯现在所做的那样。
“决定性军事解决行动”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政府曾声称自己有能力完全主导民族冲突的议程并“威慑”任何抵抗，但现在却暴露出对事件的严重（尽管是部分）失控，并正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重新夺回主动权。它威胁对加沙地带发动长期和影响深远的攻势——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占领和围困秩序，而这正是当前危机的起因。
国防部长加兰特（Yoav Gallant）威胁要“扭断哈马斯的脖子”。事实上，这与内塔尼亚胡在 2009年竞选时威胁要实施所谓的“决定性军事解决行动”类似。甚至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就暗杀过哈马斯领导人，袭击过哈马斯部队。然而，在一轮又一轮的流血冲突和“恢复威慑”之间，哈马斯的相对军事能力虽然有限，但却得到了提高和发展，以至于以色列政权不得不将其更多地考虑在内，同时默认依靠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政府的“谅解”来维护和维持现有秩序。以色列政权试图“在军事上打败哈马斯”，不仅无法消灭哈马斯运动，还会造成大规模的不稳定后果，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谈话要点使用更模糊措辞的原因。
以色列建制派政党从奴颜婢膝的“反对派”中动员起来，在政治上支持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一伙在当前危机中领导的政策和军事行动，这强调了他们自己对当前局势的责任，包括在上届政府期间的责任。拉皮德（Yair Lapid，以色列国会中的“反对派领袖”）和甘茨（Benny Gantz）提议在战争危机的支持下与内塔尼亚胡重新组建政府——拉皮德要求撤换极右翼部长，而甘茨则准备保留他们——这本身就证明，归根结底，这些党派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很小。
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在当前危机之前一直依赖于以色列公众中明显少数人的支持，他抓住机会推动与拉皮德和甘茨的政党达成广泛的联盟协议，同时又不与极右翼政党决裂。这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即试图限制极右翼部长在应对事件时的“冒险”影响，同时也符合上一时期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以促成与沙特政权的正常化协议。然而，内塔尼亚胡害怕摆脱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因为他要与他们争夺支持基础。
战争的根本原因
在导致当前危机的动态过程中，“谁先开火”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因为在此之前，国家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忽略了战争的根本原因。此外，自1973年战争以来的50年里，以色列军队“情报失灵”的问题也转移了人们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危机的根源在于现行秩序的执行，在这种秩序中，以色列资本主义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行占领和吞并，并剥夺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决权。
来自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军事行动的政治支持，现在为继续流血提供了余地，并从根本上说明了对占领现状的维护。隔离墙两侧普通民众的人身安全不仅是他们毫无兴趣的事情，反而因他们而受到损害。
自前贝内特-拉皮德政府执政以来，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趋势一直急剧上升，并打破了20年来的记录。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房屋加速被毁；旨在将巴勒斯坦社区连根拔起的袭击仍在继续，犹太右翼分子在阿克萨清真寺周围鼓动一场由国家赞助的宗教战争。宗教民族主义挑衅行为也在增加。经济危机加剧了占领下的生活压力。然而，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政府采取了更加顽固的路线，反对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并试图埋葬任何巴勒斯坦独立的想法。
此时此刻，随着民众抗议行动和武装对抗的发展，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层在真主党和伊朗的支持下，努力将自己塑造成在对抗占领方面比法塔赫（Fatah）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更有效的形象，而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由于事实上充当了占领的附庸而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而面对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新政府，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今年宣布，他们将以单一阵线与以色列对抗，尽管哈马斯领导层在5月加沙地带的冲突爆发和7月约旦河西岸的攻击中倾向于不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然而，两周前，即9月24日，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在贝鲁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们将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升级行动以应对占领政权的进一步侵略。
加沙内的危机与隔离墙边的抗议
当宣布这一消息时，巴勒斯坦人正在加沙隔离墙边举行一系列新的抗议，但遭到军事镇压。以色列政权担心抗议会失控。因为与一轮又一轮的传统军事对抗相比，朝着群众斗争方向的事态发展将为以色列政权带来更根本的风险，尤其是考虑到群众运动有更大的潜力，以及将会唤起全球各地区人民的呼应与同情，甚至影响到犹太人口中的工人和青年。但总的来说，以色列政权担心局势不稳定和各种对抗的发展，这将对利雅德施加压力，使其反对正常化协议。
近几个月来，对这种局势不稳定的担忧，特别在本-格维尔企图在巴勒斯坦被囚者的条件底下实施进攻的情况下，也一次又一次地促使军事安全机构的领导人与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协调与干预，以控制极右翼。9月29日，据黎巴嫩报纸《Al-Akhbar》报道，在埃及、卡塔尔的调解下，以色列政府显然同意“恢复以前的谅解”，再次象征性地增加卡塔尔对加沙的援助资金和加沙地带工人进入以色列的配额，并扩大加沙海岸的捕鱼区和进出口配额。以色列军队随后从加沙走廊转移到西岸，显然这为哈马斯的军事突袭提供了便利。
虽然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表示愿意在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正常化事项上进行合作，但沙乌地阿拉伯王储萨勒曼表示，只要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阻碍他，以色列向巴勒斯坦让步的条件就不会破坏这笔交易。尽管表面上达成了谅解，但这一暗示以及加沙地带日益加深的危机显然使哈马斯领导层采取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试图通过“改变等式”来增加对以色列的压力。这样做是为了展示其有能力透过军事手段破坏合作进程，并使以色列付出高昂的代价，并在这一过程中造成其在克服围困和占领的斗争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政治假象。
建立斗争，提出出路！
必须强调的是，面对围困和占领以及可能的军事入侵，居民有权反抗针对他们的攻击，并组织起来保卫自己，包括透过游击战。许多巴勒斯坦人看到一些以色列军车被象征性地摧毁一定很高兴，因为他们在加沙地带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家园破坏、丧亲的苦难等。但是，当这种反抗是建立目前所需的群众斗争的策略的一部分，并在选举产生的行动委员会的民主控制下（这与哈马斯的政治纲领和战略不符）之时，如此反抗能够以最有益的方式发展。这与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射击和伤害平民（特别是各民族的工人和穷人）的行为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哈马斯对工人和穷人的军事攻击不仅对于摆脱封锁和民族压迫没有好处，反而在政治上被以色列当权派用作借口，去动员人们支持对被围困和占领的巴勒斯坦人发动更加野蛮的攻击。
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扩大了警察在公共领域的权力范围。这也可能被用来加强政治迫害，特别是针对阿拉伯-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的迫害。在此背景下，有报告指出极右翼活动分子希望利用危机进一步激化民族分裂，推动对阿拉伯-巴勒斯坦社区的攻击 有必要组织一场跨族群联合斗争，毁灭极右翼分子在城市街头煽动种族主义攻击和民族主义冲突的企图，反对政府透过其所有政策例行培养这些分子并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信心。
内塔尼亚胡政府直到现在还在面对一场来自群众运动的危机，这意味着以后也有可能发展出广泛的群众抗议活动，质疑这场战争的失败的责任。然而，群众运动的亲建制领导层——这个自封领导层实际上为资本家和将军们服务，虚伪地利用群众进行反对“司法政变”的斗争，这使得他们与官方“反对党”结盟，在政治上支持政府和对加沙居民的轰炸，并呼吁冻结示威活动。
现在有必要推动抗议和斗争，以便为停止流血和解决导致战争的问题指明必要的方向。根据2021 年5月事件的经验，现在有必要采取抗议和斗争的行动——如当时巴勒斯坦的“尊严罢工”、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举行的跨社区声援示威、抗议纠察队、表明反对军事升级立场的工会会议、反对在加沙的轰炸、反对“分而治之”、反对继续围困和占领。而鉴于资本主义右翼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民族压迫、战争罪行和不平等政策，有必要将解决根本问题的出路提上议事日程，在保障平等生存权、自决权以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的基础上，为该地区的社会主义变革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