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极权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深入推进
清风 中国劳工论坛
11月4日，知名翻墙工具“Clash”Windows版本的作者被警方约谈后宣布停止更新，并删除了其在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的所有数据。这一事件引发了强烈的寒蝉效应，为避免警方的调查，在两天内，“Clash”全系列软件（包括内核）的作者们均删库“跑路”。
而今年八月初，中共拟针对未成年人实行更严苛的手机管控——每天仅能使用1至2小时，且深夜至凌晨禁用。一石激起千层浪，青年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早在两年前，中共就已然在网络游戏方面对未成年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绳索在不断收紧。
人人受害
更为普遍的网络监视发生在每个公民身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大都会在其APP上留“后门”，以采集信息和监视用户，美其名曰“个性化服务、优化体验”。譬如，年初Google的一份报告显示，电商软件“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统漏洞，获取高级权限，进而掌握用户的私密信息。其后有员工表示其公司甚至有专门的小组来研究漏洞和窃取数据以便使公司更好地盈利。东窗事发后，该小组已经解散。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拼多多不是个例，他们以及一众互联网巨头如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百度等，都存在大量窃取隐私的劣迹，并且会将数据进行秘密交易和共享。中国网民戏称国内互联网已进入“大裸奔时代”。
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要“监管”科技，只是要确保资讯牢牢由中共控制，并且要听从国家的金融政策，但为什么却放任这些黑客行为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共当局将企业置于其专制独裁之下，是为了提高对人民的警察监控。互联网公司窃取的隐私数据，当然会自愿或“被自愿”地与政府共享，二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为了剖析这种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们指出其官商勾结的过程大致如下：网络公司窃取数据建立大数据系统并利用其区分用户群体进行“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以达到其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作为放松监管、优惠政策的回报和对政府的讨好，这些公司又会将数据贡献给政府，使其掌握每位公民的网络活动轨迹，并与政府本有的数据库深度结合，建立起庞大的监视系统。
政府自身的监视行为则更为粗暴，且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例如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就会利用手机卡实名制度（香港也已全面推行）读取你的短信和通话记录。而政府自身的软件（如银行、政务软件等）则甚至会直接让国内手机系统为其“开绿灯”以监控人们的手机，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国家反诈中心APP就已经实现出厂植入在大多国产系统中，甚至还有部分基层政府强制市民安装该软件在手机中。近日承德公安对于翻墙使用代码托管平台Github的程序员予以严苛的天价处罚，展现了当局的高压管控，并在网上引起了公愤。此外，据可靠消息，自去年十一月“白纸运动”后，上海等大城市部分路段时至今日还会组织便衣警察在路口随机抽查路人手机，尤其是大学生的。他们会强制要求你打开手机交给他们，检查里面是否有Telegram、Twitter（X）、TikTok等国外软件，要求你删除并签署承诺书，然后登记你的个人信息。
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改革方案中提到设立“国家数据局”这一点（尽管微软等外企表示不会提供数据给中国政府，但我们很难相信这类垄断公司的话），这意味着政府管理数据将更加精细和系统化，每位公民的个人信息与其网络活动将被实时绑定整合，网络极权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深入推进。
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成书于1948年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为我们展现了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情景————人人都要被政府通过实时开启的大屏幕监视着。七十多年后，实行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中共当局已经近几实现了此目标。
中共建立的数字极权制度为其打压异见人士、镇压群众抗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政府指令下，互联网平台都建立了严格的内容审查制度以审查政治敏感内容，譬如去年11月的富士康工人运动、今年的反医保改革（“白发革命”）和反拆清真寺运动。中共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群众运动，渴望政权稳定，因此急于建立网络集权，以便配合内宣的愚民政策，稳固其邪恶统治。当然，有压迫的地方自然就有反抗，我们看到不少的网络技术人员在网络分享保护个人隐私和逃避中共监管的经验心得，致力于打破中共的审查和捍卫言论自由。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博主“编程随想”阮晓寰和其他部分民主人士已被当局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尽管自由派人士在政治观点上跟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寻求终结资本主义专制，而只是要求一些零散的改良），但我们仍发声要求中共释放这些维权人士，并与人权分子共同声讨当局对民主权利的野蛮践踏。固然我们与他们的分别，在于我们看到这些打压的制度性源头——资本主义——并与之斗争，而非只解决表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极权的斯大林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前的中共）毫无相似之处，我们重申对粉碎专制、捍卫自由和消灭剥削的承诺，“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之条件。”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识到，如今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众可以借助互联网实时了解到各类新闻报告，了解多元的思潮和观点，以及自由发表言论。得益于此，群众情绪最终将更快、更广地蔓延。一场局限的地区抗议很有可能快速发展成一次席卷全国的变革浪潮，正如我们在一些国家见到的那样。我们也看到连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透过操控社交媒体（还有其他打压手段）来打击、消耗并迷惑群众斗争。在几月前的法国大罢工中，“民主的”马克龙政府也一度考虑实行互联网管制，来绕过民选国会去推动反工人阶级的退休金改革。作为剥削者的中共资本主义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被剥削者有良好的反抗条件，因此其早就建立了隔绝外界的“防火长城”，并一步步收紧监管，从而使网络成为其奴役人民的又一个手段。
反对一切形式剥削和压迫
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当然也包括网络和言论自由。但我们必须指出，包括中共在内的全球资本主义政府都是蛇鼠一窝，在剥削本国无产者方面。欧美国家的民主权利，并非是该国资产阶级统治者“仁慈地”赋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历史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迫使政府做出的让步。
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西方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正是革命的威胁迫使各统治阶级让步进行民主改革来避免革命。不了解这一事实就会沉溺在改良的幻想中，以欧美所谓“民主”政体为理想，从而忽视了阶级矛盾，这正是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局限性所在。我们不要“仁慈”的剥削，我们要消灭剥削。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问题，并剖析其症结所在。
中共建立数字极权控制舆论和镇压人民，本质上是害怕群众威胁其政权统治。近年来工人运动和群众抗议的频繁反映出中国正陷入更深的一轮危机中——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激增等，这又反过来促使中国政府如坐针毡，从而加紧社会管控和极权统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为游行、罢工、结社等一切民主权利而斗争，而由于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实现它们，因此这一任务理应落到工人阶级头上。在接下来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在面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打压下（就如在香港那样）赢得民主权利的力量，并实行工人民主统治——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计划经济和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
